古地理学与生活（民国地理学人李旭旦）

古地理学与生活（民国地理学人李旭旦）李旭旦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见长，契合中央大学的地理学传统。十年积累，李旭旦在抗战前后达到第一个学术高峰。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至青藏高原东端的600余公里之内，并无显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为地理学界广泛接受。界限是地理区划的前提，战后，李旭旦又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区域之划分》（1947）一文，提出综合地理分区方案，自成一家之说。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国地理学最高期刊《地理学报》的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顶峰。1939年李旭旦学成归国，奉师命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李曾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后退党。1941年胡焕庸再次介绍李加入国民党，为接班作准备。1942年胡焕庸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

南京对于民国地理学的意义不言而喻。2018年末过南京，偶然得知李旭旦故居被改为一座咖啡馆，于是登门探访。李旭旦（1911-1985），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民国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氏故居是一幢二层的小别墅，内设木质地板和楼梯，依稀有旧时风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旭旦卜居此处，南临南京大学，左近玄武湖，在六朝烟雨中，以无情出名的台城柳，是否能给李家一丝慰藉呢？李旭旦1985年逝世于此，成为人生中的最后居所，而李氏遗孀陆漱芬先生居至本世纪初，至今老街坊仍能言李家旧事。和咖啡馆主人闲聊几句之后，我点了一杯雨花茶，静坐一隅，书写李旭旦。

李旭旦故居今貌（南京鼓楼区高云岭39号）

李旭旦与民国同岁，1911年10月出生在江苏江阴青旸镇，东邻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的故乡马镇，这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与地理的缘分。李旭旦的父亲为小镇郎中，但他从小体弱多病。不过，少年努力，他十三岁考入著名的南菁中学，1930年又被保送首屈一指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地理系的第一届新生，实现了阶层的跳跃。

中央大学地理系始于竺可桢创设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民国地理学的殿堂，竺氏的两大弟子胡焕庸与张其昀，再加上聘请的留美学者黄国璋，共同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勤奋优异的李旭旦甚得系主任胡焕庸的青睐。同时，胡为宜兴人，与李的家乡江阴，均为江南吴语区，而且胡为乡村私塾先生的独子，与李旭旦背景相当，自然对李又亲近三分。

胡焕庸、张其昀、黄国璋

在胡焕庸的指导下，李旭旦花费三年时间合译法国人文地理名家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熟习西方地理学理论，完成基本的学术训练。1934年暑假，胡焕庸带领李旭旦等赴苏北考察淮河水利及滨海盐垦，行经二十余县，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书后附有李旭旦撰写的连云港。此时，胡焕庸已将李旭旦视为传人而有意栽培。据说胡焕庸的文章，其他人都不能改动，只有李能改。1934年李旭旦毕业留系担任助教，中央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中心，汇聚了一批江阴籍学子，形成所谓的“江阴帮”，其中著名者有朱炳海、李海晨、李旭旦和王维屏。

1936年李旭旦在胡焕庸的鼓励下，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在剑桥期间，李旭旦继承了胡焕庸的学术传统，主攻人文地理学，并基于1934年的苏北考察，完成硕士论文《苏北：一个区域地理的研究》（North Kiangsu: A Study in Regional Geography）。另有趣闻：李旭旦在剑桥时期，为了补充专业知识，常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中找书籍污渍最多的地方阅读，颇有收效。根据其理论，书籍污渍最多之处，是因翻阅最多，必是最重要之处。

1939年李旭旦学成归国，奉师命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李曾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两年后退党。1941年胡焕庸再次介绍李加入国民党，为接班作准备。1942年胡焕庸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由校长蒋介石签名颁发任命状，他遂将地理系主任交由李旭旦，完成传人交接。1946年胡焕庸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访学一年，回国之前推荐李旭旦接替任教一年，可见胡焕庸对李旭旦的栽培之意。

李旭旦自学生时代翻译西方人文地理名著到在剑桥大学攻读人文地理学，以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见长，契合中央大学的地理学传统。十年积累，李旭旦在抗战前后达到第一个学术高峰。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向以秦岭淮河为准，而秦岭向西至青藏高原东端的600余公里之内，并无显著自然地物可依。1941年李旭旦在考察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的西端应以白龙江中游为界的结论，为地理学界广泛接受。界限是地理区划的前提，战后，李旭旦又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上发表《中国地理区域之划分》（1947）一文，提出综合地理分区方案，自成一家之说。1946年李旭旦以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身份，兼任民国地理学最高期刊《地理学报》的主编，在学术和事业上都达到顶峰。

相对李旭旦的春风得意，李的同班同学任美锷则显得郁郁寡欢。任美锷出身宁波经营草席业的商人之家，少年时期读到张其昀的《高中本国地理》，遂有志于地理学，并与李旭旦一起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仅有的两位新生。但是，相比李旭旦与胡焕庸的交好，任美锷更亲近宁波同乡教授张其昀。他曾随张其昀纵游浙江全省名山，1934-35年又随张做西北五省（陕甘青宁蒙）为时一年的长途考察，并撰写五十余万字的考察报告。1936年任美锷与李旭旦一起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师从著名构造地质学家E. B. Bailey 爵士学习英格兰高原大地构造。

1939年李旭旦剑桥大学硕士论文扉页（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

1939年任美锷获得博士归国，又追随张其昀到浙江大学史地系执教，但任美锷在浙大史地系并不如意，一是浙大的名气不如中央大学，二是任美锷因为个人感情问题，为浙大不容。1943年任美锷想调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胡焕庸不同意，他只得暂居复旦大学史地系。胡焕庸的坚持自有其深意，因为李旭旦仁厚内敛，而任美锷则好强自负，胡深谙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惜李旭旦并未领悟到老师的良苦用心。

对于任美锷，李旭旦更多是囿于同窗之情。因为两人1930年同时考入中央大学地理系，期间合译白吕纳的名著，后又同时考取中英庚款留学英国。1937年初到英国，两人在年假中聚晤剑桥，同赴伦敦参加英国地理协会（British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抗战期间，两人又共同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1944年虽有胡焕庸的坚持，在系主任李旭旦的努力下，任美锷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央大学地理系。1946-1947年，李旭旦去马里兰大学做访问教授，任美锷代理系主任，这是任美锷执掌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初尝试。

1949年国共易帜，换了人间，相对张其昀与任美锷师徒，胡焕庸和李旭旦师徒命运要曲折得多。中央大学地理系因政治关系被率先重组，改名为南京大学地理系，胡焕庸因为长期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及教务长，1949年9月，即奉命到北京的华北大学附设政治研究院学习，此时他已无暇地理学术，只是希望学习不要太长，因为个人虽由公家供膳宿，但家中无给济。1950年夏，受训结束的胡焕庸落选全国地理学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因政治身份无人愿意聘用，高校之中已无其位。民国的地理大佬成为明日黄花，幸亏胡焕庸曾经研究过苏北的淮河，得以在位于安徽蚌埠的水利部治淮委员会，谋得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一职，参与淮河治理。直到1953年，才通过门生关系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辗转找到一个立命之所。

作为胡焕庸的高足和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李旭旦，则开始了自我救赎。首先是翻译苏联的地理著作。二战后期，李旭旦曾关注苏联。1946年在美国讲学时读到英国地理学家所写的《苏联地理》，觉得对于苏联建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事实讲地很透彻，更重要的是作者对苏联素抱同情友好的态度，政治认识比较正确。因此，李旭旦1948年回国后开始翻译，但因政局动荡而搁置。1949年他重拾旧稿，一气呵成，1951年出版。其次，李旭旦主编《地理知识》杂志。1949年4月，南京大学地理系与中国地理研究所为了迎接新政权而创办《地理知识》月刊，一是普及地理科学知识，二是结合国家建设，介绍工农业生产和改造自然的具体成就，由李旭旦担任主编，并于1950年1月正式出版。投诚最终换来回报，李旭旦只是辞去《地理学报》主编一职，保留了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职务。

李旭旦的同学任美锷在新政权下则是先抑后扬。起初，任美锷与胡焕庸一起落选全国地理学会专门委员，同时，被从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中剔除，因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认为任美锷曾经为《文化先锋》写文章，与国民党中央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一起与新文艺派对垒，因此不能跻身科学院的专家之列。但是这个影响仅限于科学院系统，并未阻止任美锷在地理学界的上升。

1949年之后，南京大学地理系以李旭旦为主任，资深教授有任美锷和徐近之，但三人之间隔阂渐深，特别是任美锷向来难以合作。1950年胡焕庸政治学习完成之后，想重回中央大学地理系，但任美锷极力阻扰。因为早在中央大学期间，任美锷就对胡焕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满，后胡焕庸又阻挠任美锷重回中央大学，鉴于胡氏当时的地位，任氏隐忍不敢发，但今非昔比。1950年任美锷接替李旭旦担任《地理学报》总编，同年，徐近之转任中国地理研究所。1952年院系调整中，李旭旦另立门户，组建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已无对手的任美锷顺利出任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最终将李旭旦的两个重量级学术职务尽入怀中。

李旭旦晚年家中办公照

李旭旦的失势和任美锷的上升并非偶然，而是与新政权下的地理学转向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地理学开始宗法苏联，废弃人文地理学，以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分地理学。不同于李旭旦的人文地理出身，任美锷拥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形学博士，是典型的自然地理学。同时，任美锷的研究兼重经济地理，特别是工业地理。例如任美锷1944年介绍德国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探讨战后中国工业区位问题，此为中国工业地理学的开创之作。1946年任美锷又出版《建设地理新论》，阐述应用地理学的观点，特别是苏联经济地理学在区域设计方面的成就。任美锷的研究兼顾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与当时中国的地理学术走势有神一般的默契。

反观李旭旦，其擅长的人文地理学在新政权下失去了合法性，在一定程度否定了李氏的学术价值，终结了其学术生命。李只得避走南京师院，专注教学和翻译苏联地理著作。1957年，在“双百”方针的鼓动下，作为民盟南师的负责人，李旭旦一反往日的审慎，罕见地发表了一篇政治文章，呼吁扩大民主（《扩大民主生活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江苏盟讯，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员会编1957年第4期）。结果可想而知，次年即被打为“右派”。“文革”伊始，李旭旦更是在劫难逃，他因为心脏病没有下放，但被关押在南师校园的一幢房子内，失去人身自由，一度想了却残生，直至1972年才得以回家。同时，妻子被下放，当年常举行家庭舞会的小洋楼中，只剩下八旬的岳母，独守孤楼，白发依门。1978年之后，李旭旦才得以平反，重续中断三十年的人文地理学，并以数年功力翻译西方地理学名著，但是李自幼体弱，“文革”期间身心俱残，就在第二学术高峰乍现之时，天不假寿，李即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其学术生涯以翻译开始，又以翻译结束。

作为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的任美锷在“文革”之中也未能独善其身。1968年夏，南京大学召开全校“斗争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任美锷被控为国民党特务、反动教授，性格要强的他一度想跳长江自杀，后被下放农场直至1973年。任美锷具有高度的学术嗅觉和学术运气，1949年之后他即转向相对安全的自然地理学，学术研究基本未断。平反之后，任美锷专注海岸研究，迎来人生中的第二学术顶峰，先是获得国际地理学的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奖章，后又中国科学院院士加身，最终于2008年以九十六岁的高寿离世，得以享天年。相对同窗李旭旦，任氏似乎又胜了一局。

行文至此，李氏故居窗外已是夜沉似水。李旭旦晚年有诗云：“古稀伏案任憔悴，为当不负学地理。”他一生没负地理，却被地理负了半生。

1949年10月南京地理学界联名上书竺可桢建议筹设中科院地理所，李旭旦和任美锷的亲笔签名。

参引文献：

1 李旭旦，任美锷翻译：《人地学原理》，中山书局，1935年。

2 沙润，姜爱萍：《复兴人文地理的旗手-李旭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胡焕庸：《痛悼李旭旦教授》，《人文地理》第1卷第2期，1986年。

4 《竺可桢日记》，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年。

5 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先父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年。

6 李旭旦：《苏联地理》，开明书店，1951年。

7 任美锷：《建设地理新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