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好像对女性从未公平过：看不见的女性 当世界被默认为 男性

这个世界好像对女性从未公平过：看不见的女性 当世界被默认为 男性日常出行：你的不便与不安，不是因为太过敏感那么，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从近期出版的新书《看不见的女性》出发，结合更多资料，回顾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动声色却隐秘存在着的性别数据缺口。《看不见的女性》，[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詹涓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更直白的说法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出厂设置”，而女性的经验——尽管她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也被视为可以小众的，非典型的，很多时候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会在《对女性的误测》中愤怒地质问道：文艺复兴究竟算是对谁的复兴？这也是为什么乔安娜·拉斯会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写下：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部分真相。

高铁上怎么坐都不舒适的座椅、商场饭店女厕所门口永恒的长队、需要脱出手时，却因为手机放不进裤袋而必须单独归置的焦灼感……

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上述体验或许已是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的一部分。我们很少会去怀疑，这样的体验有什么问题，相反地，我们更习惯自我怀疑：高铁座椅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我太矮、厕所门口队伍太长是不是我们太拖拉、手机放不进裤袋是不是因为我又长胖了……

于是，我们调整自己——如果不是改造的话，去适应这个世界，直到，或许可以借用一句流行说法：Enough is enough（够了就是够了）。

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高铁上不那么舒适的座椅是因为设计者没有考虑女性的身体数据，商场饭店女厕所门口的永恒长队是因为哪怕有所谓的中性厕所，也只不过是方便了男性，手机放不进裤袋是因为好的智能手机，如同好的牛仔裤，都是为男人的体型设计的。

《看不见的女性》，[英]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著，詹涓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22年8月。

更直白的说法是：男性的经验、男性的视角是我们生活世界的“出厂设置”，而女性的经验——尽管她是全球一半人口的经验，也被视为可以小众的，非典型的，很多时候甚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会在《对女性的误测》中愤怒地质问道：文艺复兴究竟算是对谁的复兴？这也是为什么乔安娜·拉斯会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写下：女性生活是男性生活被掩盖的那一部分真相。

那么，生活在一个以男性数据为基础的世界里，女性会遭遇什么？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从近期出版的新书《看不见的女性》出发，结合更多资料，回顾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动声色却隐秘存在着的性别数据缺口。

日常出行：你的不便与不安，不是因为太过敏感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女性日常出行的复杂感受，那或许就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种感受的复杂性不仅来自由显见威胁所引发的不安，更源于一种无法掌握、不动声色却隐秘存在着的不便。

让我们试想一个大雪过后的清晨，一位手推婴儿车、肩背购物袋的母亲收拾妥当，踏出家门，照面便是一条泥泞、湿滑、积雪阻滞的街道，原本是人行道的路边停着一排共享单车，而原本被划为自行车道的窄路上停满了私家车，只留下一寸敷衍的穿行空间，寸步难行之间，这位母亲可能还会遭遇身后匆匆而过的一瞥不耐烦或同情的余光。

美剧《女佣》剧照。

对于有过类似经历的女性而言，这可能是早已习惯或者仍需习惯的日常出行的一部分。但在《看不见的女性》的作者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看来，这条看上去性别中立的街道实则是以男性出行的“标准”模式而规划的。

一切都始于一则笑话：清扫积雪存在性别歧视吗？

这句话本是一位官员对女性主义者以性别角度重估政策的调侃之词，却引发了性别平等人士的思考：是啊，哪怕在看上去与性别议题毫无关系的公共服务细节中，我们仍能发现隐形的男性偏好。当然，这并不是说城市规划者故意牺牲女性利益，而是，用作者的话来说，性别数据缺口的结果。

无论是出行次数、距离、目的还是模式，男性与女性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书中援引的研究数据，相比男性，女性更有可能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法国，三分之二的公共交通乘客是女性，在美国费城和芝加哥，这一比例分别为64%和62%。与此同时，在男女出行的原因上，男性的出行以上下班为主，模式更为简单，女性的出行则以多段短途行程相连，这是因为世界上75%的无偿照护工作都由她们承担。

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另一项来自我国的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结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佟新与王雅静曾在《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的性别比较》一文中，以武汉市和乌鲁木齐市为研究样本，搜集两市居民的基础出行数据指出，两性出行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女性更倾向于步行与公交，男性选择自驾或出租车的比例更高一些。而在出行目的上，女性的工作出行低于男性，与家务相关的出行活动则高于男性。

尽管如此，在常见的城市交通规划中，必要出行（compulsory mobility）指的就是以就业和教育为目的的出行，以照护为目的的出行则经常被设计成为一种非必要。于是，清扫积雪的范围优先考虑的是机动车道，而非女性出行通常选择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城市道路规划也总是偏重汽车甚于行人，这才有了上述寸步难行的出行体验。

不便之外，还有层层不安。在《看不见的女性》中，作者还提到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现象：女性在公共场所常常感到害怕。她们受到惊吓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但是，官方统计女性所遭遇的暴力程度明显与她们的恐惧情绪不匹配。这一悖论甚至已经引出这样的结论——女性对犯罪的恐惧是非理性的。

美剧《闪亮女孩》剧照。

这在近年来屡屡曝光的公共安全新闻里可见一斑。每当讨论涉及性别维度，不少人便会摆出理中客的姿态，认为公共空间的暴力问题并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同样会遭到暴力威胁，甚至还会举出相关统计数据作为例证。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当我们提到不安时，这层不安并不单是由新闻报道的曝光度或统计数据中的数字所构成，它来自于实际的生活经验——在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发生前，女性每天都要面对令人感到不适的男性行为。小到被不怀好意地上下盯视、被莫名其妙搭讪并追讨微信，大到在拥挤的公车上被故意身体擦蹭、到站之后被尾随……这些行为无法被统计为明确的犯罪，但它们构成了一张以恐惧值为度量标准的城市心理地图。

在上文提及的佟新与王雅静的研究中，当女性被问及出行安全挫折的经历时，“有24.6%的武汉女性受访者和19.3%的乌鲁木齐市女性受访者分别报告了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过程中遭遇过的88例和62例性骚扰，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车内，也有发生在车站、地下通道和街道的多个案例。男性陈述有性骚扰遭遇的比例为0。男性在回答此问题时多噗嗤一笑，不以为然。”

而当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发生时，不仅存在漏报，还存在缺少上报程序的问题。“关于女性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遭遇性骚扰或性侵犯时该如何应对，全世界都缺乏明确的指引信息（但对于可疑包裹，大多数官方部门似乎都设置了清晰的标识，告诉人们发现时该如何处置）。然而，有时缺少标识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恰当的程序。” 佩雷斯在书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