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是没能抵住岁月的摧残（是无从逃离的桎梏）
终究是没能抵住岁月的摧残（是无从逃离的桎梏）像露丝这样的母亲形象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来的西方女性小说。《美国当代女性小说家的母性书写》一文指出，这类小说热衷于表现母亲的无足轻重、死亡或缺席，女儿则寄希望于写作或有所成就来有别于母亲，从而不至于被认同于同样的沉默与懦弱。怨天尤人的母亲、过早承受家庭重担的女儿以及缺席的父亲，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中，女儿就认为比起给母亲在厨房里打下手，帮父亲给狐狸建造围栏、看父亲枪杀马匹才是令人兴奋的冒险，而为了摆脱作为照顾者的女性身份，她用尽浑身解数，比如故意摆出难看的坐姿，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让自己获得自由。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和建立新的联结并非易事，下面这几部小说便可以看作女儿们的多种尝试。读到最后我们发现，几位主角逃离母亲的过程也正是她们返回母亲的过程，在试图扭转或颠覆个人命运的过程中，她们也理解了母亲的命运。正如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借莱农姑妈之
记者 | 尹清露
编辑 | 黄月
拥有一个和自己关系不好的母亲是什么感觉？在近日出版的三本小说中，就出现了几名“有毒的”母亲，她们与传统意义上牺牲自我、充满关爱的母亲相反，要么充满控制欲，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干脆抛弃了女儿。为了逃离扭曲的母女关系，女儿的命运则是不断挣脱，寻找一个更自由的世界。
母女之间既抗争又依赖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获得自我意识的女儿似乎终究要与家庭分离。这也不禁令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弑父”或“弑母”情结，女性主义学者露丝·依利加雷认为，弑母更像是男性而不是女性的做法，男性通过颠覆父母辈的命运并切断自我的根源，从而可以继续建立男性的语言帝国，在本质上既维护了父辈的秩序，也抹杀了母亲的存在；与之相反，母女不应该彼此分裂，而是需要建立新的母女联结。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创造和建立新的联结并非易事，下面这几部小说便可以看作女儿们的多种尝试。读到最后我们发现，几位主角逃离母亲的过程也正是她们返回母亲的过程，在试图扭转或颠覆个人命运的过程中，她们也理解了母亲的命运。正如费兰特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借莱农姑妈之口说出的那句话：“一个不爱自己母亲的女人，是一个迷失的女人。” 这句话反之同样成立——当一个女人找回母亲，她也就找到了自己。
逃离与共生
德博拉·利维的《热牛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索菲亚的母亲露丝是一名疑病症患者，她总觉得自己腿脚不好，并常年用病痛把女儿绑在自己身边，索菲亚不得不因此中断了人类学博士课程的学习，陪母亲来到西班牙南部的海滩进行疗养。当索菲亚给妈妈做按摩时，露丝甚至宣称：”你有一双好手，如果能把手切下来，在你整天去海滩的时候把它们留给我就好了。”
为了不被露丝的负面情绪所感染，索菲亚逼自己去过一种“更大胆的生活”，她放生了被拴在主人旁边的可怜小狗，邀请并不相熟的男孩成为自己的情人，还去市场上偷了一条剑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最后，她踏上了探望父亲的旅途，而父亲早已和一名女经济学家再婚，开始了富裕、稳定并体面的新生活。
怨天尤人的母亲、过早承受家庭重担的女儿以及缺席的父亲，这样的故事并不鲜见。在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男孩和女孩》中，女儿就认为比起给母亲在厨房里打下手，帮父亲给狐狸建造围栏、看父亲枪杀马匹才是令人兴奋的冒险，而为了摆脱作为照顾者的女性身份，她用尽浑身解数，比如故意摆出难看的坐姿，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让自己获得自由。
像露丝这样的母亲形象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以来的西方女性小说。《美国当代女性小说家的母性书写》一文指出，这类小说热衷于表现母亲的无足轻重、死亡或缺席，女儿则寄希望于写作或有所成就来有别于母亲，从而不至于被认同于同样的沉默与懦弱。
值得肯定的是，这类叙事确实代表着对传统女性身份的反抗，是女性获得主体性的开始。然而，女儿逃离母亲的努力并非一劳永逸，她往往仍需忍受与母亲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注定相互纠缠、彼此折磨。在《热牛奶》中，水母的意象非常重要——水母徜徉于海中，在偶然间蜇伤了索菲亚的手臂，犹如母亲为自己设下的咒语，隐隐作痛的伤口暗示着来自母亲的束缚与训诫。即使伤口不再发作，这种“共感”也贯穿始终，当露丝摆弄着金色的表链，表链夹到她手上的汗毛，索菲亚发现自己也倒抽一口气，就像替母亲感受到了疼痛。
水母这一意象也暗示了索菲亚与母亲那漂泊不定的生活。在探望过父亲之后，她发现自己无法在父亲那里找到归属感，父亲在这个显然对自己有利的世界中披荆斩棘，但她自己却过着前途不明的生活。索菲亚最终认识到，“上帝和父亲都不是我人生的主要情节”，自己和母亲注定只能在这个于自己不利的世界中飘散。
无独有偶，另一名承受着来自于母亲的巨大压力的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也曾在诗中书写过水母。普拉斯在自杀前不久写下了诗歌《美杜莎》，来表达对母亲既爱又恨的感情：母亲就如同“肥胖红润的胎盘”，带着“老藤壶般的脐带”向自己走来，令自己无所遁形。在诗的最后，普拉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揭示出母女之间的悖论关系，她写道：“你我互不相干（There is nothing between us）”，而这句话也可以被翻译为相反的意思，即“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
绝望与希望
索菲亚与露丝的关系即使不好，也可勉强算作正常的母女，但是在日本作家小川糸的《永恒的庭院》中，主角“永恒”却遭遇了被生母抛弃的悲惨命运。永恒是一名失明的女孩，无力招架外部世界的她过着完全依赖妈妈的生活，妈妈会做美味的枫糖鸡蛋薄饼、给自己读故事书，而之所以为自己取名“永恒”，是因为妈妈想和自己缔结永远的母女之爱。这种甜蜜很快坠入深渊，妈妈开始隔三差五地外出工作，直到某天再也不回家，留女儿一人自生自灭，险些饿死之际，永恒第一次踏出家门，才幸运地被邻居发现，走上了救治之路。
原来，永恒是被妈妈偷偷生下来没有做出生申报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抹杀的透明人，妈妈的所谓工作则是在外从事性交易。在永恒之前，妈妈曾生下过两个男婴，但都残忍地将其杀害了，女孩这一性别保护了永恒，妈妈决心独自抚养她长大，即使最后并没能遵守诺言。
虽然急转直下的情节令人揪心，但是这个故事确实是“疗愈系”，因为整部小说的重头戏是永恒如何在救济院交到朋友，改名换姓，并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绝望走向希望。永恒的遭遇无疑是残酷的，但故事内核对普通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儿时依赖于父母的生活虽然单纯又开心，但也往往脆弱、不堪一击，只有在经历磨难、放下幼年对母亲的依恋之后，才能迎来属于一个自立的人的幸福。
只不过，永恒在经受磨砺的同时，还必须承受另一重现实性冲击，即母亲的爱并不是毫无保留的，而是带有致命的缺陷。永恒经常感到困惑：“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妈妈呢？用冰冷的手触摸我的脸颊的是妈妈，教给我故事带来的乐趣的也是妈妈。”
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永恒的妈妈无疑是“有毒害的”。从2008年开始，日本文坛突然涌现出了大量30-40岁女性作家执笔的“毒母文学”，《永恒的庭院》也可大致归类于此。这些作品中并不存在无私母性的神话，取而代之的是不给女儿买胸罩、擅自跟女儿的朋友交往、经常辱骂女儿的“不良母亲”。
作家新井一二三曾在半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妈妈其实是皇后的毒苹果？》中记录了自己的经历，由于从小就与母亲关系紧张，她不仅在长大后远走他乡，甚至背弃了母语，转而用中文写作，在序言中她写道：“我的母语是日语，我对它感情复杂，正如对母国。幸亏，中文和英文帮我逃出了这个桎梏。” 新井指出，之所以会突然出现毒母文学，一个原因是母女两辈人存在着深刻的代沟，老一辈的日本女人接受了战后民主教育，被告知妇女应该忍受做妻子与母亲，当眼看着女儿们拥有了更多选择，可以自由地做喜欢的事，她们自然会在心中升起怨恨和不平衡，于是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在女儿身上。
按照新井的观点，永恒的妈妈与其说是接受过贤妻良母教育的老一辈女人，更像是明明拥有自由却被剥夺了母爱的可怜女儿。永恒来到救济院之后，偶然地从祖父的朋友那里得知了真相，原来妈妈从小就遭受生母的虐待，因为长得不可爱，又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她每天都暴露在“可耻”和“丢人现眼”这样的语言暴力中，年满二十岁后就被逐出了家门。令人欣慰的是，当这些真相浮出水面，永恒反而获得了某种救赎，她不再怨恨妈妈，并在改名时保留了妈妈为自己起的名字的读音，为代际传承的伤害与怨恨画上了一个小小句点。
创伤与疗愈
如果处理得当，代际创伤也可以是一份“礼物”，通过回应并在内心转化这种创伤，便有机会赋予其新的叙事含义。在半自传小说《房间里的母亲》中，作家希拉·海蒂在37岁面临着是否生育的重大抉择时，回顾了母亲和祖母来时的路，以这样的方式确认了自己应该存在的方式，最终下决心做一名没有孩子的女艺术家，以此向母亲与其他母系祖先致敬。
希拉毕生的愿望就是离开父母的家，过无拘无束、独立与世的生活。对她来说，这样的想法要追溯到祖母那一代人，希拉的祖母本想成为律师，但是由于祖父从事走私生意犯了罪，祖母的愿望破灭了，只得通过督促让母亲成为职业女性来代替她完成梦想。母亲果然全身心地投入事业，这不仅令她无暇关爱希拉，甚至在自己妈妈去世的紧要关头仍忙于工作，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这成为了母亲一生的伤痛。希拉觉得这一切犹如诅咒，祖母只能为生计奔波，而母亲活着就要去解决祖母生命中的难题。现在，希拉自己也接受了诅咒，她不追求婚姻美满天伦之乐，只想着如何才能抚慰母亲，让她不再流泪。
这种追溯还可以继续向后，一直回到祖先的血脉当中去。希拉的家族是匈牙利犹太人，祖母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生活过，某天，德国人要找几名女犯人去帮厨，祖母也报名前往，却被粗暴地拦下了。后来才得知，那些自愿站出来的女人没有一个踏进过厨房，而是被残忍地强奸并杀害了。这让希拉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家族脉络似乎本该在那时中断，而自己就像是祖先的幽灵，拖着中弹的身躯苟延残喘着。她逐渐意识到，如果孩子是向前延伸的永恒，那么自己只能遵循向后的永恒——也就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为祖先书写的。
希拉的选择是明智的吗？或许是，或许不是。毕竟，用拒绝生育的方式来止住母亲的悲伤，也只是希拉的一厢情愿，无法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但通过写下母辈的人生故事，她至少做到了为她们的生命赋予独特的意义。希拉在书中这样描述自己放弃生育的决定：
“我意识到，我不希望我们的肉身——母亲的肉身、我外祖母的肉身——只是经历分裂和复制的过程。我希望他们的生命举足轻重。我想创造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孩子……一个能在千万人，而不仅仅在一具脆弱的躯体中存活的生命。”
希拉的表达令人想起唐娜·哈拉维的著名宣言：要制造亲缘，而不是婴儿（make kin not babies）。哈拉维的“亲缘”一词指的不仅仅是人类亲属关系，而是一种属于女性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并不等同于僵化的立场认同，也并不是毫无摩擦、一帆风顺的友爱关系。它很复杂，更像是一种部分、多声调的结盟，其中仍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的部分。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联结也正适用于描述母女关系——遍布恩恩怨怨，很多时候可能并不愉快，甚至是有毒害的，但挣扎与泪水之中也闪耀着相互理解与支撑的光芒，就像希拉、德博拉和小川所写的故事那样。正因为母女关系复杂难解，她们的叙事才值得诉说，而只有一再诉说下去，独属于女性之间的语言才可能被建立，并被不断更新。
参考资料：
《热牛奶》[英]德博拉·利维 著 李燕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3
《永恒的庭院》[日] 小川糸 著 彭少君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2
《房间里的母亲》 [加] 希拉·海蒂 著 赵美园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3
《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新井一二三逃出母語的陰影》 [日] 新井一二三 著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2018-1
《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 [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 著 冯冬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12
《美国当代女性小说家的母性书写》 李芳 著 北京外国语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