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被害后为何停灵6年才得安葬（李大钊身后事牺牲6年才下葬）
李大钊被害后为何停灵6年才得安葬（李大钊身后事牺牲6年才下葬）张作霖杀害他，以为自己高枕无忧了，却没想到，李大钊死后，仍能让当权者坐立不安。这是李大钊的葬礼。他生前曾说：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高大的警宪接连跳下车，举枪把读祭文的李振华砸倒在地，踢翻棺材前的供桌，香灰、纸钱撒了一地。只听哪个学生喊了一句“大钊先生千古”，学生们与当局派来的军警发生肢体冲突，两边厮打在一起。流血受伤者不计其数。最后，警宪以暴力冲散了送葬的队伍，多人流血受伤。
1933年4月23日10时，一支送葬队伍从北京的妙光阁路浙寺出发，沿着菜市口、宣武门，往西直门万安陵园。
这是革命导师李大钊的出殡仪式。
队伍人本不多，可还不到半小时，自发前来的学生、群众已聚集上千人。棺木前面，是李大钊的族叔李振华，一边领队，一边诵念祭文。
忽然开来几辆卡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军警。
高大的警宪接连跳下车，举枪把读祭文的李振华砸倒在地，踢翻棺材前的供桌，香灰、纸钱撒了一地。
只听哪个学生喊了一句“大钊先生千古”，学生们与当局派来的军警发生肢体冲突，两边厮打在一起。流血受伤者不计其数。
最后，警宪以暴力冲散了送葬的队伍，多人流血受伤。
这是李大钊的葬礼。他生前曾说：九死而不悔，虽千万人吾往矣！
张作霖杀害他，以为自己高枕无忧了，却没想到，李大钊死后，仍能让当权者坐立不安。
这是革命者的意志。
他以生命点亮黎明，中华大地自此得见曙光。黑夜过后，是青白的苍穹。
1927年4月6日，一群北洋军警闯进大使馆，拘走了李大钊，和他的妻子赵纫兰以及子女。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方都开始积极营救，向下令抓捕李大钊的张作霖施压。
此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几乎打遍全国，各路军阀无不闻风丧胆。
这位被很多人称作“爱国军阀”的东北王，终究更爱自己的权势。
仅仅二十几天后，张作霖通过“特别法庭”给李大钊安了一个“叛国”罪名，判处绞刑。行刑前一天，李大钊的家人被放了出来。
古人云：死者为大，入土为安。而李大钊先生所遭遇的磨难，死后亦让他不得安宁，直到牺牲6年后方才下葬。
大钊先生去世当天，他的遗体被收敛在一口木板棺材中，寄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长椿寺内，由警方看守。
在前一天被放出来的李大钊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被害，只是回到租住的家中，还商量着要如何营救。谁知第二天清晨，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响彻整个京城，漫天都是这位革命烈士的讣告。
赵纫兰听到消息后当即病倒卧床不起，孩子们也只能勉励照顾着母亲，不知所措。
而此刻，李家门口的流氓、暗探丝毫没有减少，他们成群结队环伺在周围，见缝插针地滋扰李家遗孀的生活。连军警巡逻，都自然地避开这个区域。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逼李家人将李大钊草草下葬，然后尽快离开北京。
可要下葬谈何容易，此时李家大小好几口人，在李大钊从容就义后竟只剩下仅仅1元。
1元能干什么？只够当时吃一顿早餐，坐一趟人力车，别无他用。
那么为什么？身居北大要职的李大钊，家中只剩这么点钱呢？
其实李大钊的收入并不低。
早在他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时，每个月的工资便有140大洋。后来他出任教授，工资更涨到200块。
加上他在其他大学、报刊的工作，每月综合收入至少在300块左右，这已经超过当时许多高官显贵，完全可以让一家人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比如李大钊的另一位北大同事——胡适，每个月只花15块租房，就可以住上两层楼的独栋洋房。而李大钊只带着家人住在破落的平房。
问题在于李大钊的工资全要用来“还账”。据家人回忆，每每发工资的时候，李大钊带回来的并非现大洋，而是一把欠条。
原来他的钱，竟都用来照顾“别人”。
1921年，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为了维持日常开支，李大钊便从每月工资拿80块大洋作为活动经费，一直延续到去世。
有的学生求李大钊帮助，他一概“有求必应”，即便自己没钱，也要借钱资助学生，以致于负债累累，闹得家中几度断粮。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知道此事后，马上让教务安排：在每个月发工资时，从李大钊工资扣除50块大洋，直接交到赵纫兰手里，用来补贴家用。
这样一来，李家人生活才算有了基本保障。而大钊先生去世之时，家中的确只剩下了1块大洋。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他傻，怎么连家人都不顾及呢？但说实话，这不叫傻，这叫痴！这叫狂！大钊先生一生信仰共产主义，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眼里早没有贫富贵贱之分。
以物质衡量他是轻看了他。如果作为革命者自己不贯彻主义，如何将革命干到底？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随着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开，他的同志和朋友们们也纷纷赶来贡献力量，聊表心意。
大家都注意到收敛大钊先生那口薄棺，真脆弱不已，难堪丝毫颠簸冲击。想到大钊先生一生雄壮，实在心有不忿。
于是梁漱溟、李凌斗等人商量：众筹一副上好的棺材装殓李大钊的遗体，让英雄有归处，以慰在天英灵。
梁漱溟赶到李家，看到孤儿寡母的困顿模样，马上拿10块大洋交给赵纫兰，又联系其他亲友。众人到李家后纷纷解囊，一下便凑出140块。
李大钊生前同乡好友，李凌斗拿着这笔众筹的钱，找到了北京有名的棺材铺德昌杠房，请掌柜伊寿山推荐上好棺木。
谁知最后定下的棺木竟要260块，远超过李凌斗所带的钱。无奈之下，他只能请伊寿山便宜些，只为收殓李大钊。
梁漱溟
伊寿山说：我与李大钊先生素不相识，对共产主义也没有丝毫兴趣，但我在在报纸上看到他许多事迹，是个好汉！你有多少便给多少罢！
就这样，原价260块的上好棺材，便以几乎折半的价格卖作大钊先生的棺木。
伊寿山还专门招呼师傅，以上好松香和桐油熬制黑生大漆，里里外外漆了足足五层。在民间，寿木常有“一漆一十年”的说法，五道漆管五十年，恰同后事一语成谶。
5月1日，伊寿山带领工人运棺到长椿寺，并将大钊先生遗体换上全新的九层寿衣，装敛进那口棺材之中，一起运到妙光阁街浙寺，暂时存放。
然而寺主人却因为李大钊被政府“处决”，担心引火烧身，一口拒绝这件事情。
长椿寺
多亏梁漱溟等人疏通关系，一再提高存放租金，这才成交下来。
谁知北洋政府果然来“找茬”，伊寿山就因为棺木的事被逮捕入狱，被冤为革命党，受了好一番审问。
而李家外的地痞流氓变本加厉，有时甚至闯进李家，打砸家什，与孤儿寡母为难。加上赵纫兰此时已病倒，李家没了收入来源，一时间真凄风苦雨，众人商量起来竟毫无办法。
最后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将李家人送回了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lào）亭。
那为何大钊先生一直未下葬呢？
当时有人提议：为大钊先生办一场隆重的葬礼。
可张作霖不允许。
张作霖
他以“叛国罪”认定李大钊，如果公然设坛拜祭，为“叛国者”行礼，东北王的面要往哪搁？
反过来，若草草将大钊先生下葬，那便相当于“认罪认罚”，这是广大革命者无法接受的。
两相争执，大钊先生的葬礼只得暂时搁置，李家人暂时回到老家，权宜等待。
没想到啊，大钊先生一生奋斗，作为北大教授而固守清贫，资助了多少位革命青年，此刻竟落得无处可归，令人不禁唏嘘。
好在革命的事业没有垮，革命的同志没有散，仁人志士都因为他的牺牲而汇聚成一股绳，一团火，为革命继续燃烧。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等，竟阴差阳错等了6年。
这是什么情况呢？
其实张作霖并没有在北京呆很久。1928年，他顶不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兵败退回关外，随即被日本关东军密谋炸死。
但是要祭奠大钊先生，又遇上了另一种“尴尬”。那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宣布中共“非法”。大革命失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大钊身份依然敏感。
而且张大帅虽死，少帅张学良却“东北易帜”，做了国民党的高官，老蒋也不舍得打他死去父亲的脸。
直到1933年，这件事才成行。不是别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拖不起了。
赵纫兰的病情从大钊先生去世后，始终没有好转，而且每况愈下，深感时日无多。
在她有生之年，想为大钊先生下葬，好在她自己死后能合葬。所谓生要别离，死总该同穴了吧。
可见赵纫兰用情之深。
赵纫兰
她虽是一农村妇女，不习文化，但始终深明大义，见识胜过许多读书人。她向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求助。
面对赵纫兰的请求，蒋梦麟很痛快同意了。胡适、周作人等人也纷纷参与进来，出钱出力。仅仅十几天时间，就为赵纫兰求得2377块大洋。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国民党领导者的汪精卫独捐了1000大洋，并写挽联，称大钊先生为“同志”。汪精卫此人大节有失，但小节尚可，姑且把这看作一次善举。
在礼节方面，众人商定用旧俗，铺设灵堂出殡，将目的地选在了西直门外的万安公墓。让人没想到的是，公墓以“死于非命”为理由，拒绝了大钊先生的尸骨。
其实原因我们也能猜到，还是怕引火烧身。这次轮到蒋梦麟再三作保，最后对方总算答应。
国民政府也派了许多耳目监视，生怕出什么乱子。可他们算漏了一件事：地下党与李家人商量了一个特别的“出殡方案”。
蒋梦麟
一般旧俗，总在晚上开追悼会，凌晨出殡。而大钊先生的追悼会选在了早上9时30分。
4月23日上午8时，陆续有人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前前后后已有五六百人，多为青年学生，也有工人和军人。
9时30分，杠房打响尺的孟三头，16名杠夫进入灵堂，以一根大绳，用活扣将灵柩的四角各拴上一根抬杆。
李家人在灵前跪好后，各班响器依次到灵前吹奏一遍。这时，有个学生找到乐队指挥，问能不能吹奏《国际歌》，乐队没有答应。
随着官鼓大乐的一捧捧锣号，民族形式的拉号、唢呐齐鸣。接着，清音锣鼓“九福班”以笙、笛吹奏“九皇天”一曲，最后由乐队以管号、大小铜锣奏哀乐。
领头人大声喊道“本家孝子请起”，这时候本该各路器乐大合奏，送灵柩上路。
谁知学生队伍中，有个临时选出来的司仪高喊道：
“全体肃立！”“唱《国际歌》！”“向李大钊烈士静默致哀三分钟！”
李大钊生前手书
一时间，悲壮的歌声响彻浙寺内外，在场众人红了眼眶，混同着寺门外一片幡、伞、旗帜的海洋。还有学生们自制的标语、横幅、挽联夹杂其间，蔚为大观。
周围聚拢的市民已不下千人。
一时间，青春的年老的，过去的现在的，迷信的科学的，凑在一起拼成一幅奇景。他们是什么人、什么身份、什么阶级已不重要。
他们只有一个身份：中国人。他们只做一件事：送李大钊上路。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起杠时，没让杠夫们喊“加钱儿”谢赏，而是由学生们高呼：“李大钊精神不死！”“为先烈复仇！”
空中扬起了红绿的传单和白色的纸钱，纸钱上也有事先用红戳印好的标语口号。
起杠后，杠夫上肩，向墓地进发。三十二名杠夫肩抬一付红漆大杠，杠上为李大钊灵榇，外面架上了红缎绣花罩一卷，最后更披上一面党旗。
一架红黑相间的战车，在上午十时启程。
蹲守在寺外的便衣这才反应过来：这时出殡，这是要光天化日让大家都看到啊！
如果其他人当街出殡，群众唯恐避之不及。
但这是李大钊。一个让人闻其名，听其事，便会肃然起敬、为之流泪的革命者。
革命者的脚步是挡不住的，即使躺在棺材里。
此时聚集送行的人群越来越大，便衣们只得散入人群，抓紧向当局汇报。
送葬队伍的最前列为旗伞，次为影亭，中间供李大钊遗像，最后是披着党旗的棺木。大钊先生的子女亲戚在前执幡，送葬者均在棺后，拿着三十余付挽联。
最前一副挽联，下款为“北平青年恭送李大钊安葬”，横联为“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左右联为：“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革命为死生，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送葬队伍经过闹市区多次路祭，发放传单，宣读祭文，呼喊口号，随行的人已挤满了街道。
当局收到消息，顿感影响巨大，马上出动了中央宪兵团特务组、北平侦缉队与内四区警署，在西四牌楼这个地方设卡。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警宪与学生扭打在一起。
杠房的领头先生一见大事不妙，急忙传令，让杠夫们把仪礼全都撤掉，抱在怀中。
混乱中，抬灵的杠夫、执事夫、吹鼓手、僧道等人，纷纷跑到路边的小大院和茶馆“避难”。
没过多久，路中间只剩下一付大杠、灵柩与些许礼仪架子。
这时混在队伍中的地下党研究对策：假如宪警阻拦送葬，就把灵柩停放在大街上，表示抗议。假如对方放行，便继续前进。
后来军警见送葬的队伍强硬，不敢把事件扩大化，只抢走了党旗，不敢阻拦灵柩。
李家人这才重整队伍，终于在夕阳薄暮时到达万安公墓。
与灵柩同时到达的，还有一块墓碑，艾叶青石质，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
碑首刻有一颗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碑的正面竖刻：“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还写了李大钊的革命事迹。
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石碑还是不能公开，以免当局破坏，最后只好与棺柩同埋地下。
直到1983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烈士陵园进行移灵安葬过程中，石碑方被发现。
还记得前面说的“一漆一十年”吗？墓碑被发现与棺木下葬，正好相差50年。
在李大钊去世后一个月，赵纫兰相随而去，夫妻俩终于合葬。
今天到万安公墓，仍能看到李大钊伉俪的纪念碑。先生夫妇在此安眠，周围枝繁叶茂，一片青翠。
昔日先生播撒的种子，如今已成参天巨擘。
您看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