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化（五凉时期的儒家文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家化（五凉时期的儒家文化）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为五凉执政者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在帮助各政权实施文治的同时，由于崇儒重教，也促进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的兴盛。河西地区不仅有官学，大儒们还私人传授弟子。前凉后期民间私人传授之风颇为盛行。有名的儒士，如本书的主角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荷“弟子著录千余人”，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他们讲学授徒，个人门下弟子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在这种私人传授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在姑臧任职的官吏，在郡县为官的守令，也纷纷拜师求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 。儒学名士也各有专精，如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祈嘉，“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北凉的崇学之风更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常常率群臣“谈论经传”，并“图列古圣贤之像”。在北魏灭北凉之后，大批的儒学之士都进入中原，为汉魏儒家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凉儒

五凉的崇儒重教

当北方普遍出现“学业沉陨”时，前凉政权的奠基者张轨却将兴教立学作为治理凉州的头等大事，开启了五凉时期河西地区重视文教之风。西晋末期，京都长安残破后，“中州避难来（河西）者日月相继”，中原士、民避乱到了凉州 受到凉州刺史张轨的妥善安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永嘉之乱 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 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 衣冠不坠 故凉州号为多士。”

张轨在治理凉州时，兴立学校，设置崇文祭酒一职，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祭酒”，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礼食必祭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古代贵族士大夫宴饮，必推一位年长德高者举杯先祭，称为祭酒，后来逐渐演化为官名。西汉时置六经祭酒，官秩上卿；东汉置博士祭酒，官秩为六百石，为五经博士之首。崇文祭酒，又称崇文祭酒从事史，根据西晋的制度，只是掌管图籍和文教的佐官。而“别驾”，虽也是州刺史的佐官，但是州府中总理众务之官。顾名思义，他出巡时不与刺史同车，别乘一车，所以称为“别驾”。别驾，在州佐官中地位很高，东晋庾亮在回复答郭逊的书信中，就强调“别驾……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到东晋、南北朝，别驾所乘之车，规格近似刺史座车。而张轨把崇文祭酒的职位等同于别驾，显而易见对崇文祭酒十分重视。

在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不遗余力地网罗、延聘人才，下令各郡县详细察问凉州自建州以来高洁纯正遗弃富贵而退隐世外保持节操的人；“高才硕学，著述经史”的人；为国为君临危不惧杀身殉义的人；忠心进谏而获罪的人；交涉应对随机行事不畏祸患的人；英勇机智为社会排忧解难的人，搜集他们的详细情况，用文书呈报州府，以备选拔擢用。这样的文化教育政策与察举征辟相结合，既鼓励了士人，又提倡了尚学风气，凉州文化逐步繁荣。同时，张轨也获得了“著德遐域”“西河著德”等美称，受到中原和凉州各界人士的尊崇。

在张骏当政时，前凉的学校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备。张骏因“勤修庶政，总御文武”，成为“远近嘉咏”的“积贤君”。他“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将学校和教育进行了全面升级。西晋武帝曾在咸宁四年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张骏仿照了西晋的国子学制度，于339年设立了国子学，“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另外，张骏也遵照儒家治国之礼，在张轨行乡射之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儒家教育，在都城姑臧“立辟雍、明堂以行礼”。所谓“辟雍”，“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於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西周时期，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了学宫，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为尊崇，故统称之“辟雍”。辟雍是专门行礼乐，宣教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之成为君子的地方；也是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的地方。而“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举行大典的重要场所，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配祀祖宗、选士养老等大典，都在此举行。张骏仿照西晋的制度，建立辟雍、明堂这样的重要建筑物，昭示着将行礼乐、宣德化的儒家统治。

自前凉张轨实施儒学教育、并奠定其基础始，南凉、西凉、北凉也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南凉的秃发利鹿孤很长时期重武轻文，“取士拔才必先弓马”，辅佐他的祠部郎中史暠劝谏他说，古代的贤明君王，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保全自己的军队，将攻破别国放在次要地位。现在您不以绥宁为首要事务，反而只注意迁徙战败的部族，但是人们都注重安土重迁那些被迁徙的部族多有离叛，这就是为什么斩將克城但国土没有增加的原因。如今您取士拔才，必先弓马，而认为文章学艺是没有用的，这样做是不能长久的。在听到史暠以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告诫后，秃发利鹿孤很快明白了到倡明风俗、引进贤彦的关键在于“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于是马上“以田玄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敦胄子。”之后，秃发利鹿孤注意延耆老、访政治，实行文治，依“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王道成规，从安抚民心、选拔人才、振兴教育等方面入手，治理国家。《晋书》赞叹南凉兴办教育之事，“秃发利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而延胄子。遂能开疆河右，抗衡强国。道由人弘，抑此之谓！”所以，后来宗敞才会对秃发傉檀发出“凉州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的感慨。

西凉李暠亲身率导，敦励学风，“虽有政务，手不释卷”，“书史穿落者，亲身补治”，训诫诸子要“退朝之后，念观典籍”；他也曾“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并创作诗赋数十篇，包括《槐树赋》《大酒容赋》《述志赋》等。他不仅下令建造“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鼓励臣民忠孝贞烈，还下令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辟雍是周天子所设立的，而“泮宫”则是古代诸侯所设的学宫，同时也是按时举行祭祀、庆功等多种礼乐活动的场所。李暠还设立秀孝之科，重视从儒生中选拔士人，西凉李氏由此也培养了大批儒学精英。

北凉的崇学之风更甚，沮渠蒙逊专门兴建游林堂，常常率群臣“谈论经传”，并“图列古圣贤之像”。在北魏灭北凉之后，大批的儒学之士都进入中原，为汉魏儒家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复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凉儒学在汉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也因此超越了地域的意义。

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完善，为五凉执政者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人才，在帮助各政权实施文治的同时，由于崇儒重教，也促进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的兴盛。河西地区不仅有官学，大儒们还私人传授弟子。前凉后期民间私人传授之风颇为盛行。有名的儒士，如本书的主角宋纤“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郭荷“弟子著录千余人”，祈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他们讲学授徒，个人门下弟子少则几百，多则数千。在这种私人传授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在姑臧任职的官吏，在郡县为官的守令，也纷纷拜师求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 。儒学名士也各有专精，如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祈嘉，“依《孝经》作《二九神经》”。

陈寅恪先生曾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及，“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大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事业。”在他看来，河西地区能历经社会长久动乱而能保存传承汉代中原学术的原因，关键在于“家世”及“地域”。因避祸而流寓到凉州的中原人，被张轨安置在姑臧城西的武兴郡。大多数士人留在姑臧城，被前凉等政权起用为官吏。这些士人大都学术底蕴深厚，来到凉州后，将家学保留了下来。如西晋冯翊太守陈留江琼，善书法和训诂，永嘉大乱时弃官投奔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学。到江强一代，北魏平北凉后，内徙至平城，上书法体例三十余种，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此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其子江绍兴，在北魏时掌国史二十余年。到江式时，其家族学术已传延七世。江氏家学使在中原几无传承的古文经学及古书体得以保存，后又经北魏回输到中原。杜耽起，原籍京兆杜陵，父亲是西晋名臣、自称有“左传癖”的杜预，他的家族世治春秋经。自耽起避地河西，在前凉张氏政权入仕，“世业相承，不殒其旧”。

五凉政权，尤其是前凉和北凉，不仅重视儒家教育，他们还积极寻求与外界的交流。张寔继位以后，前凉还专门遣使往西都长安奉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北凉在与刘宋的交通往来中，遣使求儒学书籍。宋元嘉三年(426年) “请《周易》及子集诸书，太祖并赐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逊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元嘉十四年（437年），沮渠茂虔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宋太祖都一一赐予。

重视儒家教育、儒学风气转盛的结果必然是地域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繁荣。所以，《魏书》称赞，“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作者简介：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生导师，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访问学者，韩国庆北大学人文学院人文韩国项目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

转自：凉州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