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震后10年（初三四班的震后十年）

一个人的震后10年（初三四班的震后十年）在陆春桥的镜头中：阳光铺满整间教室，蓝色桌椅整齐地摆放着。八年未见的同学按初中毕业时的座位坐下。2016年大年初三，陆春桥组织了一场初三四班同学会。那天，她扎着高高的丸子头，带着摄像机回到北川中学。2008年9月，地震后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访者供图揭开伤疤12月26日，陆春桥拍摄的纪录片将在腾讯视频上线。纪录片的开始，是一场同学聚会。

2008年5月12日那场地震里，北川中学初三四班37人全部幸存。

十年后，这群昔日十五六岁、穿着校服的少男少女已经长大，生活的重心也从学习变成了工作、结婚、生子。

班上的女生陆春桥把镜头对准他们中的三个人，拍摄了一段32分钟的纪录片，取名为《初三四班》。

“太多的片子在讲地震后的悲伤痛苦，却没有人去讲我们对生活的珍惜”，陆春桥提起拍摄的初衷，是希望记录下他们这代人的成长，讲讲他们是如何在经历灾难后，去理解家庭与爱的。

2008年9月，地震后初三四班第一次合影。受访者供图

揭开伤疤

12月26日，陆春桥拍摄的纪录片将在腾讯视频上线。纪录片的开始，是一场同学聚会。

2016年大年初三，陆春桥组织了一场初三四班同学会。那天，她扎着高高的丸子头，带着摄像机回到北川中学。

在陆春桥的镜头中：阳光铺满整间教室，蓝色桌椅整齐地摆放着。八年未见的同学按初中毕业时的座位坐下。

大家显得有些生疏。有人提议，轮流站上讲台，重新做自我介绍，分享这些年的经历。

女生母志雪穿了身亮眼的红大衣，化了淡妆，她站上讲台，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几年过得特别好”，同学们在底下都笑开了。

在陆春桥的记忆中，母志雪是个内向的人。初中时，她坐在陆春桥后面的座位，扎马尾辫，穿最简单的T恤和牛仔裤，非常文静，不爱说话。

但现在，她跟每个人都热络地开玩笑。她说她现在在施工队工作，梦想是当个包工头。

2016年大年初三，母志雪在同学会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男生何林烛也站上了讲台做自我介绍，镜头中他平头，浓眉大眼。和初中时相比，变化不大，依旧外向、善于交际。

他高三辍学，留在北川，送过外卖、当过KTV服务员、开过婚庆用品店，是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担当。

聚会那天，陆春桥拍了不少视频和照片。回去翻看时，她发现，同学们虽然都很年轻，但是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更成熟一些。陆春桥很好奇，“那场大地震到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这群人的生活？”

多年来，陆春桥和同学们很有默契，鲜少谈论与地震有关的话题。上大学去了外地，他们也不会主动跟同学提起自己来自北川。

陆春桥想，他们这些年的故事值得记录下来。地震过去8年，关于北川的故事，别人已经讲得够多了，如果换作自己来讲，会不会不一样？

要重新揭开这块伤疤，并不容易。幸好是陆春桥来做这件事。初三四班的刘文静说，“别的记者来采访，总会有被消费的感觉，但她不一样”。她相信，陆春桥和他们是同类，对那段过往能产生共情。

幸存者陆春桥

陆春桥曾是班上最爱好文艺的女孩。上高中后，开始跟市里来的艺术老师学编导，大学在南京学摄影，毕业后去了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

2015年6月，陆春桥上大四，和制片人韩轶聊天时，说起了那场地震。韩轶提议，这帮孩子的成长或许能拍个纪录片。陆春桥被打动了。

她先是挨个给同学们打电话，久疏联系，陆春桥发现，原来她对老同学这么不了解：地震后，他们失去了哪个家人、经历了哪些痛苦、有没有走出来……她一无所知。于是，陆春桥回到北川，开始跟同学和他们的家长详细访谈。

在纪录片中，陆春桥访谈了自己的父亲，那天，父亲开着车，母亲躺在后座。父亲漫不经心地聊道：

“地震那天买了四吨多厚朴花，遇到地震了，就全部变成垃圾了，跟你妈在片口困了两天。房子摇过去摇过来，就像跳舞一样。第二天用柴油机发的电，看到新闻，说北川中学三楼变成一楼了。我想女儿肯定死了，你妈就哭了，她整天都在哭，最后就要来找。”

2008年5月12日地震来的时候，初三四班所有同学都在室外上体育课，陆春桥站在报栏前看报。一瞬间，世界开始摇晃，教学楼倒了，漫天的灰尘扑过来，不远处的山被滚落的巨石、泥土包裹住，由绿变黄。

幸运的是，在操场的初三四班同学们都活了下来。

地震过后，北川中学的学生都被转移到了六十公里外的绵阳长虹影剧院。每天，影剧院都会播放寻人广播，“XXX同学，你的家人在找你”。第三天晚上，陆春桥躺在纸板上准备睡觉时，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她匆匆穿上长虹发的拖鞋，赶到影剧院门口。看见母亲站在人群中，背着一个双肩包，拄着一把伞，衣服破破烂烂，脚上还穿着陆春桥留在家里的胶鞋。母亲原本白皙的皮肤也变得黝黑，一下子老了十岁。陆春桥想给她换上自己的拖鞋，才发现胶鞋已经陷进了妈妈的肉里，根本脱不下来。

陆春桥的父母接受采访。受访者供图

母亲旁边不见父亲的身影，她告诉陆春桥，父亲的哮喘犯了，只好在家等着。这个从没落过泪的男人，还偷偷钻到了厕所里哭。

那年10月，陆春桥的妈妈生了一场重病。医生说，是因为地震之后，她的精神处在崩溃边缘，受到了巨大的刺激，导致她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心理上的表现是焦虑、抑郁，生理上则表现为胸闷、憋气等症状。

在此之前，陆春桥一直以为，电视里演的抑郁症等心理疾病都只是单纯的心情不好。妈妈得病以后，她才知道，“原来情绪也可以杀死人”。

许多同学的家庭都被这场地震拆散了。母志雪失去了父亲，地震时，他正在矿山上工作，没跑出来。何林烛失去了六岁的弟弟，那是一个活泼聪明的小男孩，头顶有两个旋。

陆春桥一家是幸存者，同学黄金城一家也一样。他告诉陆春桥，有时走在街上，会碰到一些故去同学的父母，他总会低着头，绕得远远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打招呼。

“生活像吃糖一样甜”

母志雪父亲在世时，希望她将来能当老师或者会计，过安稳轻松的生活。高考填志愿，她却决定去南充的一所专科学校学土木工程，“修出结实的房子、结实的路，会特别有成就感。”

在大学，同学听说她来自北川，免不了问几句地震时的情况，母志雪并不抗拒。但他们听说她父亲遇难后，总会用同情的目光打量她，这让母志雪受不了，“我会跟他们说，不要心疼我，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多经历了一点”。

2016年，陆春桥找到母志雪时，母志雪正在成都的一个工程队工作。她负责做施工资料，记录施工的全过程，要成天跟着工程队到处跑，“和工人待在一起很开心，特别喜欢这样的生活”。

那时，她刚开始谈恋爱，没过多久就决定结婚，“随时都像吃了糖一样甜”。丈夫陈翔性格内向，陆春桥来家里拍摄时，他会害羞，藏到厕所里。母志雪笑称他是“贤内助”，和自己的性格正好互补。

结婚后，母志雪一闲下来，就会带着陈翔回老北川逛逛，给他讲自己玩过的地方、读书的地方、和父母一起去过的地方。

进入老北川，要经过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狭窄到只能容纳两辆车经过。曾经热闹的县城只剩下了断壁残垣，四处是东倒西歪的楼房。一扇扇破碎的窗户里，藏着剥落的墙面和倾倒的家具。从地缝中探出头的杂草和野花，是这里仅剩的生机。

陆春桥说，她回小坝乡时，也会经过老县城，“到现在都好像还能闻到当年石灰粉和消毒水的味道”。

地震后，母志雪的母亲以为母志雪已经不在了，带着小儿子到北川中学，打算“翻死人”。见母志雪还活着，仨人哭作一团。母志雪问，爸爸呢？母亲只是摇了摇头。

失去丈夫以后，母志雪的妈妈整天以泪洗面，也吃不下饭。为了逗母亲开心，母志雪每天给妈妈打电话，讲笑话、打趣。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她也逼着自己开朗起来，没心没肺地笑，不希望被特殊对待。

慢慢地，母志雪发现，她喜欢这个“把心放得很大”的自己。“对我来说，我已经够幸运了，至少老天还给我留下了妈妈和弟弟”，母志雪说。原本，母亲要和父亲一起去矿上上工，那天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去。

母志雪的母亲在领了几个月的救济金后，谢绝了外界的帮助，决定要找一份工作，自己挣钱养活孩子。她听说陈家坝有个人卖卤肉很有名，她就跑到人家门口等，求他教自己做卤肉。

于是，小小的卤肉摊成了全家唯一的生计。“地震后我妈对我和我弟更好了”，母志雪说，“她想让我和我弟过上和普通家庭一样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自信。”

在纪录片中，陆春桥采访了母志雪的母亲，母亲那天扎着马尾辫，一张圆脸，眼角堆满了皱纹。她没有哭，看似轻描淡写地聊起了逝去的丈夫。

“他们一起干活的有11个人，11个人一个都没出来。一年后，那边修路，又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我又把骨头捡回来埋了。”

陆春桥问，“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其实自己的亲人就不怕，没有什么感觉”，母志雪的母亲笑了笑，“只是想着他能活过来就好了”。

何林烛的责任

在23公里之外，新北川在震后两年内拔地而起，所在地被取名为“永昌”，意为“永远昌盛”。城区整齐划一，有宽敞的马路、林立的高楼，重建了北川人的生活。

安昌河支流穿城而过，河东是现代化的居民社区、政务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等，河西是北川中学、河西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在县城的中心，还修建了“巴拿恰”（羌语，意为“市场”），到过节时，羌族人民都会换上民族服饰，在这里相聚。何林烛每天就骑着电动小摩托车在新北川县城送外卖。

何林烛正在送外卖。受访者供图

2011年，高考过后，初三四班许多同学离开了新北川，到其他城市上大学。如今，许多同学都回到了新北川。

陆春桥曾问过留在新北川的同班同学：有没有后悔地震后留在北川？同学回答，去外地会被人特殊关照，但在北川不会，“这里收容了所有受伤的心灵”。

何林烛也是留下来的人。他告诉陆春桥，成都是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他原本打算在成都多待几年，因为妈妈，他决定回到新北川。

地震前不久，何林烛的父母离异了，由母亲一个人抚养他。地震后，弟弟去世，家里一贫如洗，全靠母亲在菜市场开的小店支撑。

何林烛很早就有了金钱的概念，常在中学宿舍倒卖小零食，挣个几毛钱。从家去学校距离远，走路要三四十分钟，坐车只要一块五，他也舍不得花。

刚上高中时，何林烛学的是美术，期待考进艺校，成为一名美术工作者。但高三上到一半，他决定辍学打工。他仔细掂量了好久，认为自己最多只能考上专科，浪费钱不说，毕业了还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何林烛辍学后，带着仅有的两百块只身到成都闯荡。刚开始几天，何林烛白天找工作，晚上睡网吧。后来，他一天打三份工：送外卖、做家政、在KTV当服务员。每个月能挣七八千块，全都寄给母亲。

在KTV的工作最辛苦，身边的同事一拨接一拨地换，何林烛升上了主管。有时，他也会羡慕那些干了一个月就辞职的人，他也想像他们一样任性，但没办法。

何林烛手下的职员很多都是十几岁的小孩，看着他们，何林烛常想，如果弟弟还在，应该和他们差不多大，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像他们一样出来闯社会了呢？

何林烛回忆说，弟弟以前是孩子王，喜欢带着一帮小孩出门玩，每到饭点，妈妈总会让他去叫弟弟回家。

弟弟走后，只给家人留下了三张照片，分别由何林烛和父母保存。留在母亲那里的是弟弟六岁时一个人去照相馆拍的证件照。小男孩穿着橘色的外套，皮肤白净，单眼皮，招风耳，笑得羞涩，跟何林烛长得很像。

何林烛在成都待了一年半，便回到了新北川，他对着陆春桥的镜头说起回来的缘由：

“当时我在成都休假回来，我晓得我妈跟继父吵架了，当时看到我妈在那哭。我当时在想，他们如果再离婚的话，我妈在新北川只剩下一套房子和一条狗了，没有谁陪她。也是因为地震，我弟弟不在了，再加上我爸妈离异，当时我脑袋里就想，哪怕我在外面挣再多的钱，如果不能陪在她的身边，我挣那些钱也没什么意思。”

“我妈真的很不容易、很累，她是个女强人，我真的很佩服她。爱到深处是陪伴，我也觉得是情到深处了，我就真的离不开她了。”

当时，何林烛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始终都是笑着的。

回了新北川后，他继续送外卖、去KTV打工。也尝试过自己创业，开过一家叫“青春饭”的饭店，冬天卖板栗，夏天卖冰粉。“凡是能挣到钱的，都会试着干”。

我们的家庭与爱

十年过去，想起爸爸，母志雪更多的情绪是遗憾，遗憾他没能见证自己的成长。记忆中的父亲顶着一头卷发，高大帅气。小时候，她和弟弟总是缠着要爸爸背，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跑来跑去。

地震前不久，十五岁的母志雪觉得自己的姓不好听，偷偷拽着妈妈到了派出所，想改姓。地震过后，母志雪再没动过改姓的念头，“姓氏是爸爸给我的，那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连接”。

最开始，母志雪理解不了父母的感情，不明白真正的爱情到底是怎样的，直到遇见陈翔。“我当时耍朋友不是很认真，学校里的感情我不知道怎么去衡量。人要真的走到这一步，才理解我妈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2018年2月5日，母志雪和陈翔结婚了。婚礼前，母志雪带着陈翔一起去祭拜了她的父亲，陆春桥记录下了这一幕：

“在今后的生活中，永远都见不到他了，真的是很遗憾。工作、结婚、找到陈翔这样的人，我在想我爸要是看到陈翔这个样子，会不会满意啊？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你能多活过来一天，就一天，我给你讲讲我15岁到25岁这十年。”

在母志雪的婚礼上，母志雪的母亲把母志雪的手交到了陈翔手中，三人相拥。那一刻，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客人们都打开了手机的闪光灯，跟随音乐，缓慢地摇着。那是所有镜头中最打动陆春桥的瞬间。

2017年，何林烛也结婚了，妻子是在KTV认识的同事，一个活泼开朗的姑娘。今年4月，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他希望能养活一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

何林烛辞掉了在KTV的工作，最近，他在绵阳学婚庆主持，计划回北川开一家婚庆公司。他还在左脚踝上文了一只小蜗牛。他觉得自己就是蜗牛，背着重重的壳，缓慢地爬着。但他不累，因为壳里住着他最爱的家人。

纪录片中，何林烛总结了他这些年的感悟：

“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地震的这一代人，跟外面没有这段经历的年轻人来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重要，特别是家，还有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责任。”

2018年初，陆春桥的拍摄进入了尾声。她似乎找到了答案，那些留在北川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他们选择留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陪伴身边的家人。

陆春桥看到了母志雪对父母感情的感同身受、何林烛对家庭责任的重视。她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看到别的孩子都留了下来、陪在身边，自己的孩子在上海为梦想奔波，心里是怎么想的。

春节前夕，陆春桥为父母换上了羌族的民族服饰，在家门口的空地上摆了一张椅子，母亲抱着狗，父亲一脸严肃。陆春桥躲在摄像机后面。

陆春桥问：像何林烛比较早在北川创业，留在他妈身边，母志雪很早就结了婚，我几个月不回来，你们有时候会不会难过？

母亲答：还是有哦，但是我又想，没关系，只要她过得好就得了，前途好。

父亲答：你说呢？肯定想，自己的女儿这么远，出门在外，儿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眼泪落了下来：我要哭了，我不哭，我忍住。

父亲：是啊，不管你钱多钱少，一家人每天在一起，多巴适，多幸福。

母亲：你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原来两个人，还年轻，跑得快，现在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只剩下了两个人，娃养大了不在家里了。特别是生病的时候，想着想着就觉得好造孽，这是我的心里话。

纪录片放映

12月16日下午，《初三四班》在北川电影院首映。

陆春桥刻意避开了那个特殊的日子，把日期定在了今年的末尾。“12月意味着一年的终点，对我们而言，也是上一个十年的终点”。

12月16日，首映仪式上，三位主角和他们的家人。受访者供图

班上的同学都回到了这座小县城。母志雪剪了一头短发，挽着丈夫和母亲，甜甜地笑。何林烛的宝宝成了焦点，孩子刚八个月大，挥着肉乎乎的小手，好奇的眼睛不住地眨。

看片子时，老北川的画面闪过，黄金城想到了自己的家，白色外墙，蓝玻璃。自己房间门口的柜子上，还摆着十四岁时的生日礼物，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水晶苹果和纸星星，全是初中同学送他的，地震后也没机会再拿出来。

弟弟的照片出现那一刻，何林烛没忍住掉了眼泪。

“很多年来，那场地震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当地震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这些幸存者，无论是创业、工作，或者是结婚，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班真的很幸运，但幸好大家都在努力地不辜负这份幸运。我们这群人是特殊的，但也是普通的。经历了这场大地震活了下来，但是生活依旧还在继续，我们也要面对和你们一样的成长，也要在争吵和沉默后，最终学会理解父母，也要在努力工作后，懂得承担责任，也要在跌跌撞撞以后，遇到可以相互陪伴的人。”

片子的最后，是陆春桥的独白。

（感谢腾讯“谷雨计划”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