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沈醉为什么二次入狱（1960年沈醉被特赦后）
特务头子沈醉为什么二次入狱（1960年沈醉被特赦后）文武双全、头脑灵活的戴笠由于表现出色，升职速度堪称火箭。1942年，年仅28岁的戴笠就已成为军统少将，可谓是前途无限。余乐醒是个地下党成员，一直试图将沈醉往共产主义道路上引导。但沈醉进入军统后，却受到了戴笠的重用，逐渐成为军统骨干，因此与姐夫也渐行渐远。能想到这颇具诗情的名字，说明沈醉母亲是一个才女。沈醉母亲除了教授文化知识，还请了一位拳脚师傅教沈醉武术。因此在长大后，沈醉成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这为他将来在军统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沈醉在18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就投奔了在上海军统工作的姐夫余乐醒。
在国民党高层人物回忆录中，沈醉的回忆录最为独特也最为有趣。
而作为军统三剑客之一，沈醉在被特赦后不但连任全国政协委员，还能在晚年享受高级领导待遇，其小女儿也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而这些风光和趣事的背后，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苦涩。
沈醉从小由母亲带大，而沈醉之名也是由她所取。此名取自李清照的《常记溪亭日暮》中的“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能想到这颇具诗情的名字，说明沈醉母亲是一个才女。沈醉母亲除了教授文化知识，还请了一位拳脚师傅教沈醉武术。
因此在长大后，沈醉成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这为他将来在军统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沈醉在18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就投奔了在上海军统工作的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是个地下党成员，一直试图将沈醉往共产主义道路上引导。但沈醉进入军统后，却受到了戴笠的重用，逐渐成为军统骨干，因此与姐夫也渐行渐远。
文武双全、头脑灵活的戴笠由于表现出色，升职速度堪称火箭。1942年，年仅28岁的戴笠就已成为军统少将，可谓是前途无限。
在仕途上风光无限的沈醉，在情场上也颇有故事。沈醉的第一任妻子名为陈淑媛，笔名为白云。
当时沈醉为刺探进步作家们的情报，以“陈仓”为名与她交往，两人同居后还生下一个儿子。
然而白云追求进步，多次要求丈夫与自己前往延安，这引起了戴笠的警觉。
为了保护妻子，沈醉要求白云辞去工作当家庭主妇，遭到了白云的拒绝，夫妻俩由此分道扬镳。
白云后来不辞而别前往延安，之后白云改用莫耶作为笔名，还写下著名的《延安颂》。
沈醉对此一直不知，直到白云在八十年代去世后，沈醉才从报纸上得知了著名作家莫耶就是白云。
沈醉的第一任正式妻子名为粟燕萍，此女出身名门，祖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副部长。
粟燕萍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在毕业后被调入军统。在军统训练营中，沈醉担任她的教官。
由于是长沙老乡，两人很快熟络起来。在一次任务中，粟燕萍不慎落水，沈醉不顾危险相救，此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结婚后，沈醉粟燕萍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两人接连生下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结婚十多年后，沈醉对妻子的爱一直不变。
沈醉如果出差在外，还会经常写诗寄给妻子，以表达思念之情。这对沉浸于爱情的夫妻没有想到，两人不仅将会在有生之年分开，还会再组建新的家庭。戴笠因故去世后，沈醉失去了靠山。
在解放战争后期，他被毛人凤算计，被任命为云南省保密局站长。为了安抚沈醉，还给他安上了中将游击司令、云南专员公署主任等职衔。
虽然当时蒋介石等顽固派依然试图进行最后的抵抗，但沈醉看到国民党上下人心浮动，丢掉大陆是迟早的问题。
为了家人安全，沈醉在去云南之前将财产变卖，将家人和财产托付给老部下，让他们先去香港。
安顿好家人后，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沈醉准备发动起义，他还在起义文件上了签了字。
然而卢汉认为沈醉的特务身份始终是个麻烦，因此提前把他羁押。
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沈醉的起义之举没有被人所知，所以他被当成顽固分子被关入功德林监狱。
入狱后，沈醉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行难以原谅，他预计自己可能会被判死刑。
如果是常人想到这样的结果，都会惶惶不可终日，然而沈醉生性开朗豁达，在想通之后，他反而放下了思想负担，服从安排，积极接受改造。
作为著名的大特务，沈醉的确做了不少坏事，但都是因为任务要求如此。沈醉也救下了一些共产党员，这说明他还是有善念的人。
而不是像毛人凤那样，为了功名利禄，对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着嗜血般的冲动。
而就在沈醉接受改造期间，他的家人却过着凄惨的日子。沈醉托付的老部下并不厚道，到香港后，此人抛下沈醉家人，自己带着钱去了海外。
这让沈醉家人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在此后的日子中，粟燕萍只能靠变卖首饰，带着母亲与孩子在香港艰难度日。
由于沈醉迟迟没有消息，粟燕萍也深知自己难以维持几个孩子的生存，因此将有精神障碍的大女儿与仅三岁的小女儿沈美娟送回大陆，去投奔长沙亲戚家，顺便打探父亲沈醉的消息。
到长沙后，粟燕萍的弟弟负责照顾姐弟俩。
粟燕萍的弟弟很快因为参与过特务工作被抓起来，知道此消息后，平常都对国民党大员沈醉阿谀奉承的亲戚们都对两姐妹敬而远之，两姐妹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流浪街头要饭。
在流浪过程中，沈醉的大女儿很快因为疾病而死。由于担心沈美娟，粟燕萍父亲的哥哥（沈美娟称为伯外公）担起了责任，把沈美娟领回了家。
为了养活沈美娟，他不顾年纪已大，经常去做苦力。
在沈美娟长大的过程中，亲戚从香港传不断回坏消息，因为香港报纸宣传沈醉已死，而母亲也和亲戚们失去了联络。
父亲去世母亲失去消息，兄弟姐妹都远在他乡，这让年幼的沈美娟感到十分失落，她就是在这种孤独而失落的心境中慢慢长大。
1959年，由于思想积极，行为进步，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特赦一批战犯。在首批特赦名单中，沈醉名列其中。
当时沈美娟已经步入花季，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时，沈美娟和伯外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还活在人世的惊喜，还有自己从小到大的遭遇，这些情绪夹在一起，让沈美娟的眼泪不自觉地从眼角流出。
出狱后的沈醉与国民党划清界限，积极参与建设工作。政府为沈醉提供了工作，还送给他一笔路费让他寻找家人。
当时沈醉第一反应是去深圳寻找在香港的家人，因此他一出狱，就跟朋友们四处打听家人的下落。
让沈醉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收到了小女儿沈美娟的来信，当得知小女儿人在长沙时，沈醉激动地哭了出来，他马上回信并附上路费，让小女儿来北京与自己团圆。
父女团圆后，沈醉托朋友找到了粟燕萍的地址，并给粟燕萍写信要求她带孩子回北京团圆。
当时沈醉并不知道粟燕萍已经再婚，因此他对这封信抱着极大的期待。粟燕萍当时已经改嫁，只能在回信中拒绝了他，并要他好好生活。
沈醉并未死心，连续写了多封信，坚持让粟燕萍回来，自己还跑去深圳接她，然而这些信犹如石沉大海。在深圳苦等许久后，沈醉也只能失望而归。
回京后，沈醉才从朋友口中得知，粟燕萍早已被迫改嫁的事实。知道此事后，沈醉伤心欲绝，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现实。
在此之后，沈醉和沈美娟相依为命。因为觉得亏欠女儿，沈醉把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
做饭、扫地、缝衣服等工作，沈醉一并包下，看着父亲一副“家庭主夫”的模样，沈美娟不禁怀疑，当初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大特务是否真的是父亲。
在沈美娟上高中时，小说《红岩》正在全国引起热议。沈美娟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孩子，也十分喜爱这部小说。
小说中一位“严醉”的特务，就是以沈醉为原型创作的。为此沈美娟没少受同学们的白眼，甚至连几个最好的朋友都跟她绝交了。
除了遭同学白眼，沈美娟的共青团资格也被取消，上大学的资格也失去了。接连不断的打击，让沈美娟非常伤心，她向爸爸哭诉。
沈醉爱怜地抚摸着沈美娟的头发说：“我的确无可奈何，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有趣的是，在《红岩》出版时，沈醉还去书店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了三本。
然后把其中两本书寄给了尚在服刑，同为“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和周养浩。沈醉的阔达，由此可见一般。
随着沈美娟日渐长大，沈醉也逐渐衰老下去。沈美娟发现父亲依然会暗自伤心，她明白父亲还是忘不了母亲粟燕萍，为了父亲的下半生，她开始劝父亲再找一个老伴。
在沈美娟的劝说下，沈醉与一位名为杜雪洁的大龄姑娘结了婚。
杜雪洁结婚后，对沈醉父女的感情十分妒忌，如果看到父女亲密交谈的样子，她就会黑着脸摔东西，弄得家里的气氛非常不好。在吃饭时，只要沈美娟吃多了，杜雪洁都会瞪着她。
在这种情况下，沈美娟虽然委屈，但为了父亲的幸福，她选择了忍耐。因为她认为自己只要忍到出去工作自立了，一切都会变好。
1965年，沈美娟加入建设兵团工作，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沈醉时，沈醉虽然不舍，却也明白这是对女儿最好的选择。
因为女儿从小到大吃过的苦，沈醉其实非常难过，但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沈美娟每天都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吃住条件只能用简陋形容。
即使如此，沈美娟却很满足，因为她不用每天都遭受白眼，也没有什么人对她有成见。在大西北的五年里，沈美娟成为了一个朴实的劳动者。
在改革开放那年（1978年），云南省政府工作人员在档案里发现了沈醉签过名的投降命令。
这份文件一出，沈醉的当年起义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在经过党和政府核实后，给予沈醉起义将领的称号及副部级待遇，还向沈醉发放了一笔丰厚的抚恤金。
进入八十年代后，沈醉被选为政协委员，沈美娟与家人也回到北京工作，在文史资料出版社当资料员。
在工作之余，沈美娟进入北京广播大学学习，算是圆了自己没进大学的遗憾。毕业后，沈美娟担任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辑，成为了一名作家。
七十年代末，沈醉和沈美娟被组织安排前往香港探亲。经历三十年的分离后，沈醉的前妻与儿女也知道了沈醉的情况，纷纷来到香港与父亲和小妹相聚。
见面之后，大家彼此诉说着各自的经历。在相聚期间，粟燕萍和其他儿女了解到大陆当时的经济情况后，就劝沈醉定居香港。
面对家人的建议，沈醉和沈美娟笑着拒绝了。彼时大陆的经济条件虽不如香港，两人却看到了正在腾飞的中国，他们相信祖国很快就重新富裕起来。
沈醉到香港探亲，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港期间，国民党方面不断派以前军统和保密局的老同事前来游说，他们以高官厚禄为条件，希望沈醉公开发表一些不良言论，然后与大陆断绝关系。
面对这种要求，沈醉断然拒绝。失败后的国民党特务机构气急败坏，他们开始在香港报纸上公然攻击沈醉和沈美娟，还派出许多人跟踪沈醉。
国民党的此等伎俩，都是沈醉当年玩过的招数，沈醉将这些伎俩破解后，安然回到了大陆。
晚年的沈醉将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上面，沈美娟则是父亲最主要的助手。
父女俩一共写出了《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等著作，为人们研究和了解国民党特务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下，沈醉的晚年十分幸福。沈醉在70岁时仍能徒手剥开杏仁壳，也能用手杖制服小偷，可见其身体之硬朗。1996年2月，沈醉因病去世，享年82岁。
沈美娟在1995年正式从文史出版社退休，退休后沈美娟与家人生活在香港。如今的沈美娟是知名作家，她的文章经常在各大报刊出现。
沈醉与女儿在大陆经历了许多磨难，也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诱惑，但他们却依然对党和国家充满了信心，沈醉父女的爱国之情值得我们赞赏。他们那份荣辱不惊的豁达心态，更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