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门店谈判第三方视角（板门店谈判之最）
板门店谈判第三方视角（板门店谈判之最）1951年8月10日，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批驳了 美方的“海空补偿论”及“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乔埃漠然置之，拒不发言。乔埃一会儿用两手托腮，一会儿又玩弄起面前的铅笔。偶尔和南日目光相遇，他便避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缓缓吐出缕缕烟雾，就是不说话。而助手们也一个个抽烟，不抽烟的就用铅笔在纸上胡乱涂抹。朝鲜战场上势均力敌，胜负不分，要停下，就得 和平谈判，但谈判中又各不相让，板门店停战谈判就只能是马拉松过程。双方既谈不成，也不愿终止，这就发生多起拖延会议的故事。美方代表乔埃不负上司期望，十分顽强，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创造了静坐132分钟的纪录。 1951－1954年，作者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当时，板门店是交战双方战场外唯一短兵相接的场所，斗争异常激烈。因为任务，我出入板门店的次数和驻守的时间较长，遇到的快事、趣事、痛事、憾事也较其他战友为多。本文试举数例与读者相与析，以纪念中
杨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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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物传记
作者(右一)和战友在板门店军事分界线界牌下合影
1951－1954年，作者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当时，板门店是交战双方战场外唯一短兵相接的场所，斗争异常激烈。因为任务，我出入板门店的次数和驻守的时间较长，遇到的快事、趣事、痛事、憾事也较其他战友为多。本文试举数例与读者相与析，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最长的静坐
朝鲜战场上势均力敌，胜负不分，要停下，就得 和平谈判，但谈判中又各不相让，板门店停战谈判就只能是马拉松过程。双方既谈不成，也不愿终止，这就发生多起拖延会议的故事。美方代表乔埃不负上司期望，十分顽强，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创造了静坐132分钟的纪录。
1951年8月10日，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批驳了 美方的“海空补偿论”及“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乔埃漠然置之，拒不发言。乔埃一会儿用两手托腮，一会儿又玩弄起面前的铅笔。偶尔和南日目光相遇，他便避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缓缓吐出缕缕烟雾，就是不说话。而助手们也一个个抽烟，不抽烟的就用铅笔在纸上胡乱涂抹。
相持约一小时后，中方联络官柴成文轻轻地离开了会场，回到离会场仅有百米远的民房，向中方谈判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汇报。李听后说，“就这样坐下去。”柴回到会场，写了“坐下去”三个字交给我方代表。于是，静坐就延续下去。这场耐力的竞赛，终以乔埃开口“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而告终。谈判代表比拼耐力和毅 力，工作人员就只好愉快地陪绑。
最没有教养的美国代表
1952年5月，哈里逊接替了乔埃。这位美国陆军少将，个子不高，鹰鼻鹞眼，说话时压低了嗓门，同魁梧、英俊、声音洪亮的南日适成对照。说起来，哈里逊还是美国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他的作战能力如何，我们无从评论，但作为谈判对手，他的气质和作风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
至少，他没有他前任表现的耐性。乔埃和南日， 曾静坐相持了两小时零八分。哈氏却不同，上任10天就三次建议休会。最短的一次会议只有25秒，堪称世界外交谈判史的吉尼斯纪录。会上不耐烦时他就打哈欠，吹口哨，看手表，没有一点礼貌和教养。在他的拖延战术下，休会的时间越来越长，从三天、一周、十天发展到无限期休会。有时，他还采取了十分蛮横的态度。6月7日，哈里逊建议休会三天，南日建议次日继续开会。哈竟称：“8日你方尽可到会，但我方将不出席。”接着不等我方发言，就起身离去。南日指出他态度无理，应尊重应有的秩序和礼貌。他没有坐下，只是侧着身子听完此话便径直步出会场。
相当一段时间里，双方在战俘问题上僵持，谈判已徒有形式。十天八天才会晤一次，但谁也不想主动中断谈判。这一天，美国人实在沉不住气了。代表们坐定后，哈里逊按照老套先问我方对其9月28日提出 的坚持“自愿遣返”的三点选择方案有何想法。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这个瘦小的、 面带杀气的美国将军宣布“无限期休会”，且不等我方做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
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朝、中人员应对美方“逃会”的办法，实际上都是按照事先的估计和安排进行的。我们几个年轻人还仿学京剧老生的腔调，发出“哈、哈、哈”的大笑声，让帐篷外的西方记者知道发生了双方立场迥异的逃会事件。如果当时有摄影记者在场，这也是一次少有的历史镜头。
最出气的会议
在谈判帐篷内，针对美方屠杀我被俘人员的暴行。南日居高临下，义正词严，把哈里逊批得狼狈不堪。有记录为证：
南：为什么对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你们一次也不能交代？
1953年3月11日，美军炮击会场区。连夜，双方安全军官进行调查。右下记录者为作者
哈：我建议休会。
南：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没有作负责交代，你们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哑口无言，达5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一切都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问题，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没有吭声）
南：为什么你们隐瞒4月10日的流血事件达44天之久？
哈：（长出了一口气，仍不吭声）
南：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的甄别？
哈：（低头不语）
南：你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及质问？
哈：（又过了5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不等译员翻译完就立即说）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我们做会议记录的，不仅要记下对方代表的每一句话，连他们在会上的丑态，也都记录在案。听着南日狠尅美国人，真令人痛快。哈里逊走后，收拾了记录本，我也随我方代表团退出了会场。走出帐篷，我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觉得那天板门店的天空特别晴朗。
最科学的论证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因战俘遣返问题谈判破裂，美机更是肆无忌惮地侵犯会场区的中立地位。
那时，美机经常低空飞越会场区上空，对周围我方阵地轰炸扫射，站在会场区内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方执勤的军事警察把每桩违反协议事件的时间、地点、情况都记录在案，向我方领导报告，但每次美方都赖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借口是，飞机在上空飞行，站在会场区内用肉眼观察，总是感觉飞越了头顶，其实飞机都是在会场区外的上空活动，充其量不过是擦边而过，不构成违反协议。美方军官甚至挑衅地要我方用其它方法证明飞机确是飞越了会场区上空。吵了半天，双方得不出共同结论，即使我方正式抗议，美方也把它当耳边风。
朝、中安全军官进行了讨论，看能否打掉美方的借口。方案很多，最后采纳了我的一个。
不久，又发生美机侵犯会场区上空事件。我方要 求双方安全军官立即会晤。美国军官约三十来岁，穿一套熨得笔挺的咔叽布军服，挺着肚子，腰带束在肚脐以下，足蹬一双半高腰的大皮鞋，嘴里不断地嚼着口香糖。
到了会场区内周围200米处，我方两名作证的军事警察早已守候在那里。双方开始调查，我军事警察陈述事件经过：
“我们两人在会场区内巡逻，走到这里，突然一架美国P-51型战斗机俯冲下来，低飞掠过会场区上空， 飞向北去，攻击我方阵地。”
双手叉腰、若无其事的美国少尉故伎重演，问我军事警察：
“你怎么能肯定飞机飞越了会场区上空，而不是在会场区外？”
这一次，我战士斩钉截铁地回答：“当时我仰起头来，飞机就在我头顶，和我身体成一垂直线，我立的笔直，同地面形成九十度角，因此，我敢肯定它侵入了会场区上空。”
按照几何学的原理，我战士的论证完全正确。美方安全军官没思想准备，吱吱唔唔，对这“科学”论证不知如何反驳，耸了耸肩，只好表示要向上级报告。这在会场区美方违协事件的调查中还是不多的一次。
图为开城—板门店间砂川河河滩上的美军坦克残骸。炮塔中站立者为作者
最精确的技术
朝鲜战争在三八线上爆发，经过拉锯，基本上又回到三八线。经过反复斗争，最终双方同意：根据当时战场上各自的实际控制情况，确定停战线，也就是分隔南北的军事分界线。军分线的准确位置在大比例的军用地图上标明，双方交换、核对并签署后，作为停战协定的附件。接着，双方又着手划定非军事区，即双方军队从军分线各后撤两公里形成的隔离带。
军分线是一条曲线，东高西低。我们不知美方将 用什么高超的技术，能把任何一点都距离军分线两公里的隔离带南北缘画出。反正，到预定日期双方都要拿出结果来，放到谈判桌上进行比较，显然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我没有参加军分线问题的谈判，只是从旁了解到 我方参谋人员一时找不到画线的办法。想了想，我便冒昧地向与我同住一室的参谋田进同志提了个方案：按地图比例尺，以两公里的距离为半径，用圆规沿军分线全线，向南北两侧密集划弧，弧线交汇点形成的轨迹便是非军事区的南北缘。另一学工的同志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经过研究，领导认为方案可行。我方绘图人员便日以继夜地划弧，把线画了出来。真没想到，我中学时代学的一点数学知识竟在谈判桌上发挥了作用。
双方参谋人员开会，比较了地图，画出的南北缘基本一致，但相形之下，我方出手的图更准确，纠正了对方的许多误差。原来，美方也是手工操作，没有什么特别高超之处，但工作粗糙。停战协定的签字文本敌我双方各准备一份。我方准备的英文文本竟是如此的完美无暇，连美国人也自叹弗如。这一份没有一处错漏和擦痕（包括标点符号）的文本是代表团的“功勋英文打字员”冀朝铸和陈依弥在一架国内带去的旧式手动色带打字机上花费了三天三夜完成的。当时，不用说电脑，连涂改液还未问世！同美国人相比，我们在装备和技术上的确落后，但我们这些年轻书生却以一股“不被敌人压倒却要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去工作。我们深深懂得：从我们出手的文件和书函，其技术质量如何，代表了朝中两国的尊严和荣誉。
最惊心动魄的对峙
作者还在会场区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双方武装对峙。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出事地点是会场区靠近美方控制区的一侧。起因是一名穿着朝鲜军服的男子从开城方向驾驶一辆卡车，冲断会场区边缘我方设置的拦车杆，越过会场区的中线，跳车躲进美方的军事警察岗亭。我方军事警察当即将岗亭包围。美方欲把人带走，我不允，双方对峙，互不退让。入夜，现场上除了双方安全军官照着手电筒，在公路上走动，发出沙沙声响外，板门店会场区就像坟场一般寂静。我们正等待着双方谈判基地开城和汶山，来人处理此案。实际上，双方都已在公路两侧埋伏了人员，准备抢人。我们工作人员奉有指示：一闻枪声，立即撤回，以免无谓牺牲。我们知道：双方一旦交火，就必定为交叉火网所吞没，但任务在身，生死已置度外。开城代表团直接请示中央，周总理亲自处理，指示主动撤出，一场会场区内的武装冲突才得以避免。对这一发生于板门店最严重的事件，双方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均未张扬，为嗣后的事态发展创造了有利气氛。
最受教育的一幕
1953年4月20日，作为双方善意的表达和停战 的前奏，重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为了迎接我方战俘，我方在会场区我方一侧搭起了一座高大的彩门，用朝、中文写上“祖国怀抱。”彩门上的国旗和彩旗在春风中凌空飞舞。
上午9时，首先到达的是朝方伤病俘。这些朝鲜人民的忠实儿女，进入板门店会场区，便一路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振臂高呼口号，并开始从美国的军车上扔掉美军发给的一切物品。运送他们的美军十轮卡车便在洒满了军服、水壶、饭盒、皮鞋的公路上碾过，将它们压成薄片。我和另一名病伤俘接待人员沿着公路，在美方控制区走了一段，以观察形势，此情此景此生难忘。如果用西方作家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便是：
“车队经过后，停战后的遣返工作中最令人难以 忘怀的事情之一是：延伸了几英里，空荡荡的公路上铺满了被扔掉的士兵工作服和靴子。”
及至他们到达会场区中心时，每个归来的朝鲜人 民军战士身上只剩一条短裤，但头上都戴有一顶自制的人民军军帽，又从军帽里取出秘藏的布片，拼出朝、中国旗及“朝中友谊万岁”的标语来，不折不挠的气质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作者也参加对志愿军归来伤病俘的接待。这些受尽屈辱的同志一下车就放声大哭。把他们扶进了休息帐篷，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解开衣服，露出前胸、后背及两臂上被刺上的反动口号：“反共抗俄”“杀朱拔毛”“肃清共匪”及国民党党徽、国旗等。他们都是钢铁汉，在战场上可以舍生取义，此时此刻却像在外面受尽委屈的孩子一般，回家投入母亲怀抱痛哭。面对这种惨状，在座的接待人员无不动容。
当他们即将见到亲人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脱去身上的罪服，投到对方交接人员的脚下，支撑着伤残的躯体，相互搀扶着，不是走，不是跑，而是跌跌撞撞地扑到自己同志的怀抱。他们泣不成声，呜咽着吼出“祖国万岁！”
最庄重的时刻
1953年7月27日上午9时许，双方记者陆续来到板门店。签字大厅前是一条连接开城和汶山的公路。不久，公路上就人头攒动，站得黑压压一片，板门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许多西方记者脸上都流露出慰藉、悲哀和好奇的复杂心情。令人告慰的是：这场历时三年零三十三天，克拉克称为“没有取胜的战争”，和历时两年又十七天，杜勒斯称为“40多年来我在国际事务中经历过的最困难的谈判”，终于走到了尽头。悲哀的是：这场战后东西方之间最猛烈的一场厮杀，双方动用了大约300万兵力，造成双方共约四五百万军民的死伤，包括14万美军。好奇的是：还不知今天 的仪式将如何进行。
作者在板门店谈判会议室前留影。左侧持枪者为朝鲜人民军岗哨哨兵
9时45分，传来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这是美方代表到来的信号。飞机在大厅东侧降落，掀起了一阵沙尘。细心的人就可发现：机头上飘着一面黄旗。这面黄旗不免使人忆起两年前，美方军队打着白旗到我方占领区开城与会的情况。我方记者称“白旗”是投降，对方不悦，要求换址。双方协议：改在板门店开会，前来的人员臂上各缠一条黄布条，汽车和直升飞机各打一面黄旗，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标志。
9时50分，双方的观礼代表均已就座。志愿军的观礼代表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所有出席的人员都空着手。唯有冀朝铸和我各带了一个纸夹，准备美国代表发表讲话或双方参谋交谈时，上前去做记录。这是两年谈判中我们英文速记人员的职责。进厅后，冀氏和我坐在后排右侧最靠边的两个位子上，以便进出。签字仪式上双方代表是否致词，我内部曾有讨论。
最后，我方决定“以不致词为原则（讲话的先后安排上有困难），若对方一定要讲，我方应准备讲稿。” 我们两人是有备而来，但美方签字代表哈里逊一言不发，我们两人便只好作壁上观了。虽然如此，我们两人仍旧十分幸运——见证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10时整，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南日及哈里 逊步入大厅。我方人员正襟危坐，“宛如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对方人员则是千姿百态，有歪着坐的，有翘起二郎腿的，有伸直了脖子的。两签字代表就座后，便在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个文本上签字，然后交换，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10分钟。记者席上是一片按快门声和镁光的闪亮。签完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敌意之深，可想而知。两年多来一直如此。战场上眼都打红了，“相视一笑泯恩仇”，谈何容易！
一天，得到美方通知，去会场区接一封急信。不巧朝方的英语翻译有事回来城了。没有翻译，朝鲜安全军官无法前去。如用对方翻译，还从无此例。如等朝方翻译返回，必然误事。中方可以去接，但违反朝方为主的一贯做法。几难之际，朝鲜同志与我商量，可否帮他做一次翻译。当然可以。问题是：朝语我一窍不通。朝鲜同志说可如此这般。我有点犹豫，但接信要紧，事已至此，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准备定当，我们就出发了。走在路上，我心里仍有点不踏实，也觉得好笑。闯一闯吧。
到了会议帐篷，双方见面。虽已停战，敌意犹在， 互不握手，也不致意，说话开门见山。
美方军官先开口，称奉命递交一封美方代表致朝、 中代表的急信。朝鲜同志接过信来，用朝语说道：
“我承认接到了你方代表致我方代表的一封急信。”我用英语照译不误。
美方值班军官点了点头，表示希望及早将信送往开城。朝方军官答道：
“我承诺将此信立即送交我方代表。”
话又译成英语。美国人说了声“OK”，表示满意。未等对方说别的，朝鲜同志接着表示：
“如你没有别的事，我建议本次会晤到此结束。”美国军官听得十分明白，表示同意。于是，双方退出帐篷，连“再见”也未说。朝鲜军官一共说了三句话，当然都是事先设想好的。在帐篷里，他仅是按照方案，照本宣科。我则是装模作样，把它逐句从朝语“直接”翻译成英语。美国军官没有看出破绽，可能心里还想，这个中国人本事不小，懂得中、朝、英三种语言，也可能稀里糊涂，什么也没想。谢天谢地，美国人没有提出任何其他问题。只要他多说一句，我们布置的机关就出故障，我也就彻底露馅了。在三年的谈判过程中，朝方发言，由中方译成英语，还是第一遭。
回到我方的休息帐篷，我们都捧腹大笑。朝、中合作演出双簧，获得成功。但过后想想，接信的任务是完成了，方法实在不怎么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呢？应当有，但至今我还没有想出来。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年中朝合作是何等的亲密。
最棘手的案件
作者在板门店值班。书看累了，就走出门外，换换空气、伸伸腿。小屋的大门正对着板门店会场区，会议帐篷、军事警察岗哨、来往车辆、会场区上空的识别气球等等一览无遗。小屋是一所简易平房，停战后专为朝、中值班军官修建的，盖在小坡上，近旁一块醒目的木牌写着：军事分界线。
远处走来一个穿橄榄绿军服的军人，步履匆匆， 而且不断回头张望，好像后有追兵。走近了，看得清楚，是个印度士兵。
士兵到了我跟前，敬了个礼，说要见中国军官。我觉得蹊跷。通常我们只是同印方军官打交道，从未跟士兵有过直接接触。我问他有何事。士兵吞吞吐吐，示意要到屋里谈。
把他让进了屋子。我拉了把椅子，请他坐下。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又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杯来，一饮而尽。我还是问他老问题。这位印度士兵说：“我要去中国。”
“去做什么？”
“政治避难。”
一听“政治避难”这四个字，我的脑袋几乎胀开了。工作以来，我还是首次碰上这样棘手的问题。我问他为何要去中国。他答道，他兄弟现在狱中，他自己也受到骚扰。他知道中国人民幸福，想去中国生活。
这种事情，我不敢做主，便进内屋，给开城代表团挂了个电话。代表团的态度十分明确：劝他返回。多了个心眼，我又问领导人：如果此人不走，如何处理。
按照代表团的指示，我耐心地向印度士兵做了工作。告诉他，中国不能接纳他。如他能悄悄返回，对他自己、对中国都比较有利。但他死活不听。他说，他不是随意做出这一决定的，既然来了，就无法回去。如果回去，至少是以“逃兵”军法论处，坐牢数年。既然劝说无效，我就只好按第二方案行事。
我给印方联络官打了个电话，说有个印军士兵在我们处，请他们前来领回。我没有讲士兵的来意。15分钟后，来了个身材魁梧的印军少校，后面还跟着两个士兵。
那个寻求避难的士兵一见来了印方军官，嗖的一声站了起来，脸色刷白。我知趣地暂时回避了一下。在内屋里，我只听见外面大声吵闹。军官气势汹汹，士兵苦苦哀求。最后，士兵大概发现胳膊拧不过大腿，便只好跟着走了。
我在门前，目送那位士兵离去，心里也不太好受。是我把他交给印方的，此去恐凶多吉少。是否我出卖了他？非也。朝鲜停战机制中，中立国起着重要作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主席还是印度将军。特别是，朝、 中方面还有数万名战俘在美国人手中，希望印方能采取比较公允的立场，以有利我方战俘排除胁迫返回祖国。如果因为一个士兵的问题处理不当，影响同印方的关系，就是很大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