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没爬过屋顶(沈嘉禄走在顺昌路上)
沈嘉禄没爬过屋顶(沈嘉禄走在顺昌路上)进中学后,我的行动轨迹就着顺昌路向南延伸,在建国电影院看战争片,穿过合肥路去老大昌食品车间学工,去卢家湾桥头看一场箭在弦上但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集体斗殴。有一年冬天,学校布置我们在顺昌路建国路路口引导行人走横道线,路人很配合,但有些不良少年总想捣蛋,在我们回校路上还吃女同学“豆腐”。有一天我们再遭“伏击”,只好冲进一家中药店请求庇护,老师傅厉声喝退了小混混,又教了我们一招:四人以上不妨排队行走,这叫邪不压正。瓜摔了,由那个名叫“大佬倌”的师傅视其破碎程度论价,五分或者一角,但不能拿回家,只能就地消化。西瓜一来一去真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摔一只,卖一只,那情景又像后来我见到的拍卖会。车上的西瓜所剩无几,妈妈不淡定了,没想到大佬倌举起了足球守门员的“黄油手”,一只大西瓜从他怀里挣脱,落地炸成几大块,蹦出来的西瓜籽弹到我脚面上。“大阿嫂,这只是你的,给五分钱。”大佬倌将西瓜递到妈妈手里。瓜瓤又红又甜,
搬离老家已有三十年了,但对那里的动静一直很关切。济南路8号、9号双子楼一层层造起来了,港台歌星到东台路古玩市场扫货了,“新天地”初具框架,我都会很兴奋。最早从陈逸飞口中听到对“新天地”三字的解读,那是在田子坊他的工作室,几个朋友在阁楼下面喝茶聊天。我建议在这个项目中引进夜市和小吃摊,还有老上海的叫卖声,比如栀子花白兰花、白糖莲心粥桂花甜酒酿。听说陈逸飞参与了早期的规划,但儒雅的他只是微笑,当年的我很天真。
很快,太仓路、嵩山路、普安路、东台路、吉安路、柳林路、寿宁路也动迁了,速度之快,似在弹指之间。老家所在的崇德路也动迁了,太仓路从西边杀过来,将拓宽后的大半条崇德路覆盖,与西藏南路打通,交通状况大为改善,但是这一街区的居民都搬走了。现在,建国东路顺昌路一带的动迁也开始了,这标志着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也意味着我小时候的活动区域全面进入旧貌换新颜的阶段。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记忆只是一些浮沫。但我仍想在顺昌路的废墟上捡拾一片落叶,对着刺目的阳光细察相互贯通的细小茎脉,这里面有我少年时代的欢乐与惆怅,也有成人之后的烦恼与希望。
“新天地”所在的街区以前叫太平桥,听说是填河筑路后形成的。南北向的顺昌路北端与太仓路交汇,这一段的民居质量很是不错。靠近兴业路口有个大同戏院,据说是越剧和绍兴大班的专用场子,后来也放电影,没有冷气,电风扇吊在半空中,光影有些扑朔,散场后乒乒乓乓,因为椅子是木质的。戏院南边人行道上有一长排饮食摊棚,小吃为娱乐配套,生意做起来方便。太平桥的小吃街市有相当的规模,几乎囊括了阳春面、馄饨、生煎、锅贴、蟹壳黄、油墩子、汤团等所有品种,还有酒菜和饭。妈妈常常差我去买一碗汤。炮台炉子烈火烹油,光头师傅忙得满头大汗,买好一角五分或两角的筹码,排队,菠菜线粉汤或肉丝豆腐汤,小锅烧好往你的钢精锅子里一倒,热气腾腾,可供全家分享。到月底米缸见底的尴尬头上,我买了汤后还会再去转角上的那家饭店买一斤白饭。去饭店不买酒菜,光买饭,好像太吝啬,但老师傅照样客客气气,分量给足。为何我不在摊头上将白饭一并买好呢?今天的小青年没吃过我们的苦,因为摊头是集体所有制,大米供应量有限,而饭店属于全民所有制,原材料就有保障。
顺昌路与自忠路交汇处是太平桥的核心,17路电车慢吞吞地拐弯,银行、百货店、布店、照相馆、五金店、食品店、竹木杂货店、文具店、服装店、眼镜店、地段医院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家专卖针头线脑的小店,门面朝西,妈妈叫我去买绣花用的9号针,那是极细微的东西,营业员阿姨就将两枚针插在一小片道林纸上,再折起来交到我手里,这样就不会在半路上弄丢了。我成家后,太太也经常去他家配纽扣、挑选花边。
顺昌路往南一直到徐家汇路,但过了自忠路气氛有所不同。这里有一个室内菜场,这段路以前也叫菜市路。太平桥菜场比八仙桥菜场略小,也是主妇们的“打卡圣地”,马路菜场没有的品种在这里可以买到。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吃了晚饭妈妈拖着我去太平桥菜场,说是去吃坏西瓜。坏西瓜有什么好吃的?妈妈笑而不答,同行的还有几位邻居大妈。到了菜场门口,只见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大卡车正在卸西瓜,菜场里的师傅与妈妈和邻居都能招呼得上。彼时市面上以长圆形的平湖瓜居多,偶见圆形的黑皮瓜,所谓“解放瓜”。这天到货的就是解放瓜,车上抛、车下接,两相呼应,兼有表演性。假如师傅不当心脱手,摔破了西瓜,只好当场处理,所以围了一圈等着吃坏西瓜的大妈。我虽懵懂,但对这种捡便宜的套路感到羞愧,但妈妈不由分说地把我按在台阶上坐好。
瓜摔了,由那个名叫“大佬倌”的师傅视其破碎程度论价,五分或者一角,但不能拿回家,只能就地消化。西瓜一来一去真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摔一只,卖一只,那情景又像后来我见到的拍卖会。车上的西瓜所剩无几,妈妈不淡定了,没想到大佬倌举起了足球守门员的“黄油手”,一只大西瓜从他怀里挣脱,落地炸成几大块,蹦出来的西瓜籽弹到我脚面上。“大阿嫂,这只是你的,给五分钱。”大佬倌将西瓜递到妈妈手里。瓜瓤又红又甜,汁液从指缝和嘴角淌下,我撑着圆滚滚的小肚皮,将最后一块藏在背后,带回家给小哥哥吃。多年以后当我对成人社会有所了解后,便怀疑所有的破瓜都是大佬倌一手造成的。
进中学后,我的行动轨迹就着顺昌路向南延伸,在建国电影院看战争片,穿过合肥路去老大昌食品车间学工,去卢家湾桥头看一场箭在弦上但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集体斗殴。有一年冬天,学校布置我们在顺昌路建国路路口引导行人走横道线,路人很配合,但有些不良少年总想捣蛋,在我们回校路上还吃女同学“豆腐”。有一天我们再遭“伏击”,只好冲进一家中药店请求庇护,老师傅厉声喝退了小混混,又教了我们一招:四人以上不妨排队行走,这叫邪不压正。
真的,后来我们在回校路上排成一路纵队,挺胸削肚,步调一致,麻烦就再没出现过。即使在那个风云不定的年代,上海人也一直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秩序,希望能保持体面和安宁。
崇德路有一所建筑风格洋化的学校,它创建时叫纳格勒小学,后来成了我的母校。作为保护建筑它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骄傲,可是前几年发生了挪动,原地转向四十五度,我希望它最终有一个美丽的呈现。只是,它周围的参照物都不大好辨认了,连带着我的有些记忆也发生了错位。但太平桥的画面,至今是清晰的。(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