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嘉禄没爬过屋顶（沈嘉禄走在顺昌路上）

沈嘉禄没爬过屋顶（沈嘉禄走在顺昌路上）进中学后，我的行动轨迹就着顺昌路向南延伸，在建国电影院看战争片，穿过合肥路去老大昌食品车间学工，去卢家湾桥头看一场箭在弦上但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集体斗殴。有一年冬天，学校布置我们在顺昌路建国路路口引导行人走横道线，路人很配合，但有些不良少年总想捣蛋，在我们回校路上还吃女同学“豆腐”。有一天我们再遭“伏击”，只好冲进一家中药店请求庇护，老师傅厉声喝退了小混混，又教了我们一招：四人以上不妨排队行走，这叫邪不压正。瓜摔了，由那个名叫“大佬倌”的师傅视其破碎程度论价，五分或者一角，但不能拿回家，只能就地消化。西瓜一来一去真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摔一只，卖一只，那情景又像后来我见到的拍卖会。车上的西瓜所剩无几，妈妈不淡定了，没想到大佬倌举起了足球守门员的“黄油手”，一只大西瓜从他怀里挣脱，落地炸成几大块，蹦出来的西瓜籽弹到我脚面上。“大阿嫂，这只是你的，给五分钱。”大佬倌将西瓜递到妈妈手里。瓜瓤又红又甜，

搬离老家已有三十年了，但对那里的动静一直很关切。济南路8号、9号双子楼一层层造起来了，港台歌星到东台路古玩市场扫货了，“新天地”初具框架，我都会很兴奋。最早从陈逸飞口中听到对“新天地”三字的解读，那是在田子坊他的工作室，几个朋友在阁楼下面喝茶聊天。我建议在这个项目中引进夜市和小吃摊，还有老上海的叫卖声，比如栀子花白兰花、白糖莲心粥桂花甜酒酿。听说陈逸飞参与了早期的规划，但儒雅的他只是微笑，当年的我很天真。

很快，太仓路、嵩山路、普安路、东台路、吉安路、柳林路、寿宁路也动迁了，速度之快，似在弹指之间。老家所在的崇德路也动迁了，太仓路从西边杀过来，将拓宽后的大半条崇德路覆盖，与西藏南路打通，交通状况大为改善，但是这一街区的居民都搬走了。现在，建国东路顺昌路一带的动迁也开始了，这标志着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也意味着我小时候的活动区域全面进入旧貌换新颜的阶段。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小人物的记忆只是一些浮沫。但我仍想在顺昌路的废墟上捡拾一片落叶，对着刺目的阳光细察相互贯通的细小茎脉，这里面有我少年时代的欢乐与惆怅，也有成人之后的烦恼与希望。

“新天地”所在的街区以前叫太平桥，听说是填河筑路后形成的。南北向的顺昌路北端与太仓路交汇，这一段的民居质量很是不错。靠近兴业路口有个大同戏院，据说是越剧和绍兴大班的专用场子，后来也放电影，没有冷气，电风扇吊在半空中，光影有些扑朔，散场后乒乒乓乓，因为椅子是木质的。戏院南边人行道上有一长排饮食摊棚，小吃为娱乐配套，生意做起来方便。太平桥的小吃街市有相当的规模，几乎囊括了阳春面、馄饨、生煎、锅贴、蟹壳黄、油墩子、汤团等所有品种，还有酒菜和饭。妈妈常常差我去买一碗汤。炮台炉子烈火烹油，光头师傅忙得满头大汗，买好一角五分或两角的筹码，排队，菠菜线粉汤或肉丝豆腐汤，小锅烧好往你的钢精锅子里一倒，热气腾腾，可供全家分享。到月底米缸见底的尴尬头上，我买了汤后还会再去转角上的那家饭店买一斤白饭。去饭店不买酒菜，光买饭，好像太吝啬，但老师傅照样客客气气，分量给足。为何我不在摊头上将白饭一并买好呢？今天的小青年没吃过我们的苦，因为摊头是集体所有制，大米供应量有限，而饭店属于全民所有制，原材料就有保障。

顺昌路与自忠路交汇处是太平桥的核心，17路电车慢吞吞地拐弯，银行、百货店、布店、照相馆、五金店、食品店、竹木杂货店、文具店、服装店、眼镜店、地段医院等等一应俱全。还有一家专卖针头线脑的小店，门面朝西，妈妈叫我去买绣花用的9号针，那是极细微的东西，营业员阿姨就将两枚针插在一小片道林纸上，再折起来交到我手里，这样就不会在半路上弄丢了。我成家后，太太也经常去他家配纽扣、挑选花边。

顺昌路往南一直到徐家汇路，但过了自忠路气氛有所不同。这里有一个室内菜场，这段路以前也叫菜市路。太平桥菜场比八仙桥菜场略小，也是主妇们的“打卡圣地”，马路菜场没有的品种在这里可以买到。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吃了晚饭妈妈拖着我去太平桥菜场，说是去吃坏西瓜。坏西瓜有什么好吃的？妈妈笑而不答，同行的还有几位邻居大妈。到了菜场门口，只见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大卡车正在卸西瓜，菜场里的师傅与妈妈和邻居都能招呼得上。彼时市面上以长圆形的平湖瓜居多，偶见圆形的黑皮瓜，所谓“解放瓜”。这天到货的就是解放瓜，车上抛、车下接，两相呼应，兼有表演性。假如师傅不当心脱手，摔破了西瓜，只好当场处理，所以围了一圈等着吃坏西瓜的大妈。我虽懵懂，但对这种捡便宜的套路感到羞愧，但妈妈不由分说地把我按在台阶上坐好。

瓜摔了，由那个名叫“大佬倌”的师傅视其破碎程度论价，五分或者一角，但不能拿回家，只能就地消化。西瓜一来一去真是一趟危险的旅程，摔一只，卖一只，那情景又像后来我见到的拍卖会。车上的西瓜所剩无几，妈妈不淡定了，没想到大佬倌举起了足球守门员的“黄油手”，一只大西瓜从他怀里挣脱，落地炸成几大块，蹦出来的西瓜籽弹到我脚面上。“大阿嫂，这只是你的，给五分钱。”大佬倌将西瓜递到妈妈手里。瓜瓤又红又甜，汁液从指缝和嘴角淌下，我撑着圆滚滚的小肚皮，将最后一块藏在背后，带回家给小哥哥吃。多年以后当我对成人社会有所了解后，便怀疑所有的破瓜都是大佬倌一手造成的。

进中学后，我的行动轨迹就着顺昌路向南延伸，在建国电影院看战争片，穿过合肥路去老大昌食品车间学工，去卢家湾桥头看一场箭在弦上但事实上不可能发生的集体斗殴。有一年冬天，学校布置我们在顺昌路建国路路口引导行人走横道线，路人很配合，但有些不良少年总想捣蛋，在我们回校路上还吃女同学“豆腐”。有一天我们再遭“伏击”，只好冲进一家中药店请求庇护，老师傅厉声喝退了小混混，又教了我们一招：四人以上不妨排队行走，这叫邪不压正。

真的，后来我们在回校路上排成一路纵队，挺胸削肚，步调一致，麻烦就再没出现过。即使在那个风云不定的年代，上海人也一直在努力恢复正常的秩序，希望能保持体面和安宁。

崇德路有一所建筑风格洋化的学校，它创建时叫纳格勒小学，后来成了我的母校。作为保护建筑它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骄傲，可是前几年发生了挪动，原地转向四十五度，我希望它最终有一个美丽的呈现。只是，它周围的参照物都不大好辨认了，连带着我的有些记忆也发生了错位。但太平桥的画面，至今是清晰的。（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