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当这么多所爱的作家消失时）

特朗斯特罗姆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当这么多所爱的作家消失时）诺特博姆：是的，我对我的书在中国的反馈很感兴趣。我记得几年前我在上海问过一个人——当时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国际聚会——我的书是否有任何评论，（当时）答案是完全没有。我记得我在上海走进了一家巨大的书店，知道我的书会在那里，但由于找不到我名字的中文，我不知道我的书具体摆放在什么地方。会上，几个可爱的姑娘朝我走过来，想要给书上签名，我签了，而且很高兴地把书拿在手上。现在，我想是两年后，一个记者（指本报记者）问了29个问题，这里是我的回复——这整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现在我通过你知道我写的东西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我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我会回答其中一部分。新京报：对于读者的反应你一直很感兴趣是嘛？下文，是一份迟来的诺特博姆访谈。在今年6月我们推出诺特博姆封面专题时，由于各种原因，作家本人对于采访一直没有回应。直到近期才终于收到了诺特博姆姗姗来迟的回复。已经89岁的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上半年一直在德

荷兰作家塞斯·诺特博姆与博尔赫斯、埃科、雨果·克劳斯、艾斯特哈兹·彼得等人都是朋友，然而，随着其他人的逝去，现在诺特博姆成为他们那个年代欧洲文学圈内所剩不多的作家之一。

时间有时就是如此残酷，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它，只能任由它吹拂自己的生命。诺特博姆的文学创作便是一场对时间之风的追逐，他在短篇小说中描述即时的物是人非的感触，在长篇小说中塑造在时间中呈现不同状态的人物，在终生创作的游记中追溯已经飘散的历史时光。

时间是没有秘密的秘密，但它有着永远让人难以捉摸的形状。诺特博姆的小说将时间的痕迹清晰地刻画了出来，讲述了那些关于爱与恨与遗忘的故事。

《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24日专题《塞斯·诺特博姆 追寻时光的呓语》。

下文，是一份迟来的诺特博姆访谈。

在今年6月我们推出诺特博姆封面专题时，由于各种原因，作家本人对于采访一直没有回应。直到近期才终于收到了诺特博姆姗姗来迟的回复。已经89岁的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上半年一直在德国的医院接受治疗，直到身体状况恢复后才有精力回复邮件。在回复的邮件中，塞斯·诺特博姆非常开心自己的书能够在中国受到关注——他一直很好奇读者的反应。他还回忆了那些同时代的作家，尽管大多数人已经逝去，但诺特博姆表示我们还拥有他们写过的书，这便足以令人安慰。

塞斯·诺特博姆，生于荷兰海牙。

新京报：对于读者的反应你一直很感兴趣是嘛？

诺特博姆：是的，我对我的书在中国的反馈很感兴趣。我记得几年前我在上海问过一个人——当时我被邀请参加一个国际聚会——我的书是否有任何评论，（当时）答案是完全没有。我记得我在上海走进了一家巨大的书店，知道我的书会在那里，但由于找不到我名字的中文，我不知道我的书具体摆放在什么地方。会上，几个可爱的姑娘朝我走过来，想要给书上签名，我签了，而且很高兴地把书拿在手上。现在，我想是两年后，一个记者（指本报记者）问了29个问题，这里是我的回复——这整件事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因为现在我通过你知道我写的东西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我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我会回答其中一部分。

新京报：今年你的写作状态怎么样？

诺特博姆：我现在的状态：我居住在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之一的梅诺卡岛的避暑别墅里，我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被树木环绕的工作室，在那里我写了很多书。这个月我89岁了，今年病了（抱歉，这是我无法及时回复的原因）。但现在我好多了，已经可以在海里游泳了，虽然我走路有些困难（游泳比走路容易）。

新京报：很高兴看到你的身体还是如此健康。

诺特博姆：今年我一直在德国的一家医院里，我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但是我更喜欢呆在家里。

新京报：西班牙，德国——你一直对这两个国家很感兴趣。为什么呢？

诺特博姆：西班牙和德国。我在这两个国家都呆了很长时间，我写过这两个国家——但西班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被后天收养的祖国。那里人民的性格、文学、我必须学会说的语言……了解了这些后我开始热爱这个国家，最后我决定在一年中的一部分时间住在那里。我关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的书（《西班牙星光之路》）是我与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深厚关系的一个例子。我喜欢西班牙艺术，还写过一本关于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Francisco de Zurbarán）的书，最近在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关于伦勃朗和委拉斯开兹的大型展览，我也写过。

新京报：那德国呢？顺便一提，你的游记《迈向柏林之路》的中译本下半年也将要出版了。

诺特博姆：在学校，我学会了说德语——但与德国的关系却大不相同。我小时候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当时我的国家被德国人占领。这样的事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很久以后我的书在德国出版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他们甚至出版了我的全集——这些年来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在柏林生活了几年，竭尽全力地在旅途中读书，然后一切都开始了改变。现在我有时会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乡村度过很长一段时间，距离一个小村庄不远，这是阿姆斯特丹和柏林之后完全不同的生活。

新京报：在旅途中你有着做笔记的习惯，这些会为你带来什么？

诺特博姆：现在我正在整理我在生活和旅行过程中写的许多日记——我的法语翻译菲利普诺布尔，他几乎把我所有的小说都翻译成法语，他的荷兰语非常完美，甚至可以翻译我的诗歌，现在已经成为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所写的那些日记的编辑。我从来没有重读过它们，有时我很惊讶地看到我在全球范围内移动的速度有多快——这总是让我感到很惊奇。

新京报：日记呢？

诺特博姆：在日记中，我发现了我对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反应，我可以看到我的生活一直是旅行和阅读。

新京报：这两个国家也经常作为你小说的背景出现，也正是因此，很多人认为你的作品缺乏“荷兰性”，在你的小说里几乎没有太多与荷兰相关的东西，你是怎么看待你与荷兰的关系这一点的？

诺特博姆：我会说我是个非常荷兰人的人。我从来没有决定在国外生活，我已经几乎走遍了世界，但总是回到我的祖国，虽然我会说好几种语言，正如你所见，我会用英语写作，但我仍然一直用荷兰语写作书籍，而且会永远这样做。

当我在荷兰时，即使这个国家很小而且人口众多，我也一直很喜欢荷兰的风景，正如你在我们的风景画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国家，所以我喜欢在世界上那些我最喜欢的元素、沙漠、海洋的地方旅行，但我总是回到我的祖国，在它的语言中探寻那终极的秘密。

新京报：弗拉芒语作家雨果·克劳斯是你的好友，能讲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诺特博姆：雨果·克劳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亲密的朋友，他是少数几个在我流亡梅诺坎时来看望我的朋友之一。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作家，我更年轻，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段关系。我欣赏他的诗歌，也喜欢他的戏剧，我们变得非常亲密，最后一餐他因为不能再写作而决定死亡时我也在场。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再见，当我离开时，他说：“你总是让我发笑。”我在他的葬礼上讲话，一切都很悲伤。

雨果·克劳斯（1929-2008），比利时诗人，小说家。在比利时，安乐死是合法行为，在长期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而无法写作后，作家雨果·克劳斯便在比利时选择了安乐死。

新京报：翁贝托·艾柯呢？

诺特博姆：在翁贝托·艾柯写完他的巨著《傅科摆》之后，我与他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讨，我们见过几次面，这是一种不同的友谊，更多的是基于我的钦佩。他的学识非常、非常、非常渊博，而且总是充满乐趣。我记得他在法兰克福的书展上跳舞，是一个可以自娱自乐的哲学家，在我看来，那是一场完全出于天性的表演。

诺特博姆（左）与艾柯。

新京报：如今，同时代的这些作家已经纷纷离去，你内心是否会有些伤感？

诺特博姆：是的，当这么多你所爱的作家消失时，一个人会感到失去亲人般的忧伤，但我们仍然有他们的书，这算是一种安慰。

采写/宫子

编辑/西西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