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怎么养生的（杨振宁关门弟子）

杨振宁怎么养生的（杨振宁关门弟子）高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杨振宁先生应聘担任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8年，翟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并进入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学习。科学馆，是清华大学最“古老”的四大建筑之一。2007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高等研究中心）搬至科学馆。这里除了是学生们的“网红”打卡地，还走出了不少科学界的“网红”学者。在他看来，科学是面向未知的，科学家不能“躺平”在已有的成绩里，要持续不断地探索。翟荟在办公室 田瑞颖摄“宁拙勿巧”

“我可能一辈子才带过十几个博士生。”杨振宁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翟荟就是其中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古香古色的科学馆，在美丽的清华园里更显庄严朴实，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荟的办公室就在科学馆三层，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在二层，一层是杨武之先生曾经工作的地方。

在系列纪录片《大先生杨振宁》中，由于翟荟的办公室更为“简朴”，便被“征”为纪录片拍摄地，他六岁的儿子，也客串了儿时的杨振宁先生。

虽然刚40出头，翟荟就已经获得多项荣誉。2021年9月，他又接连获得了2021年“科学探索奖”和2020年度北京市杰出青年中关村奖。

在他看来，科学是面向未知的，科学家不能“躺平”在已有的成绩里，要持续不断地探索。

翟荟在办公室 田瑞颖摄

“宁拙勿巧”

科学馆，是清华大学最“古老”的四大建筑之一。2007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高等研究中心）搬至科学馆。这里除了是学生们的“网红”打卡地，还走出了不少科学界的“网红”学者。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杨振宁先生应聘担任高等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8年，翟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并进入刚成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基础科学班学习。

大三暑假，带着对科学未知的探索，他走进了心中神圣的科学殿堂——高等研究中心开始科研实践。

一个午后，正在楼道打印的翟荟，遇见了同来打印的杨振宁先生。简短交流后，杨振宁先生让他回去看一篇最新发表的实验，并在暑假回来后探讨。

就这样，他成为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关门弟子”，最后一个博士生。

博士毕业后，翟荟先后前往两所国外高校开展博士后研究。2009年，高等研究中心更名为高等研究院。同年，翟荟回到高等研究院工作，并带领团队开展冷原子等量子物质的理论研究，还涉及凝聚态物理、引力理论、机器学习、量子物质和量子信息等方向的交叉研究。

杨振宁先生、高研院院长顾秉林院士和翟荟研究组合影 翟荟供图

“宁拙勿巧”是杨振宁先生说过的话，也是对翟荟产生最大影响的话之一。

翟荟说，“宁拙勿巧”是一种科研态度，一方面是说做科研不要投机取巧，做学问必须诚实；另一方面是说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步一个脚印。

“这句话解释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翟荟告诉《中国科学报》，“我跟学生们做研究时，都是采用‘最笨’的方法，比如理论推导，就算有捷径，我们也不走，必须一步一步来。”

2021年，翟荟撰写的教材《超冷原子物理学》在剑桥出版社出版。在将新书送给杨振宁先生后，先生在回信中写道，“你的书遵循了你的研究物理的方法。”

在翟荟看来，“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风格，何其幸运。”

不可触碰的“两条红线”

回国至今，翟荟已经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博士后，不少学生已成为国内外高校的教授。

翟荟和研究组学生、博士后合影 翟荟供图

“我的学生，有两个红线绝对不能碰。”翟荟告诉记者，一条是学术诚信红线，另一条是科研经费的政策红线。

“就好比火车警戒线，不仅不能碰，还必须离得越远越好。”说到这里，他变得严肃起来。

在翟荟的研究组里，对“抄袭”的定义，有着“苛刻”又“不成文”的标准。“抄袭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所写文章有连续7到10个单词跟别的文章一样，那就叫‘抄袭’，即使跟自己以前的文章一样，也叫‘抄袭’。”

他解释说，“7到10个单词并非标准，而是强调文章中的每句话都必须是自己独立写的。如果每句话都是自己写的，不太可能出现一长串词完全重复的情况。”

对于学生每篇论文的学术水平，翟荟并没有特别的要求。他认为，学生的学术水平是随着积累不断增长的，最初的文章影响力也许不大，但随着积累，慢慢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虽然在科研态度和科研诚信上，翟荟对学生有严格的要求，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是很欢乐的大家庭，“学生们都不怕我，以前都是直接喊我‘翟荟’，也就近两年，才有学生开始叫我‘翟老师’。”翟荟笑着说。

实际上，他们也经常会因为科研观点不同而争论。在翟荟看来，这种争论才是科学应该有的状态，也最能迸发出好的点子。

“科学里没有权威，科学就是追求理性的实事求是。而科学家精神中，最首要的就是探索真理，实事求是。”翟荟说。

在他看来，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是探索未知，而不是攻关。”

2019年，翟荟获得了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项目的支持。与以往的项目不同，它不要求明确科研目标的计划书，也不需要非常细的经费管理预算，项目科学家可以根据研究自行决定经费使用并开展研究。

项目答辩时，一位评审专家问他，“你提出的研究新效应，究竟新在哪里？”面对这个问题，翟荟“老实”回答说，“不知道，如果我还没研究就知道新在何处，那这个研究结果其实不算是新的。”

对于这个回答，评委并没有因为他没有提到新在哪里，就否决他的项目。相反，他的项目还获得了支持。后来，翟荟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也大力推崇了这种科研模式。

这也让他觉得，近年来北京市科创环境有了明显变化，例如怀柔科学城、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等的建立。

但他也指出，科学探索有多种模式，除了大的科学中心、团队作战等模式，小的研究组也是一种模式，“希望可以继续加强对小课题组持续和大力度的支持。”

“不要给科学家‘贴标签’”

除了做科研，翟荟还会腾出时间，干些看起来似乎跟专业不相关的事。

比如，每年他都会阅读四五十本书，包括历史、社会、纪实、通识等各种类型。此外，他还坚持每天练10分钟毛笔字。

记者到访的前一天晚上，翟荟正在读《偏见的本质》。

在他看来，科学家也被贴上了太多“标签”，存在很多固化认识和刻板印象。“比如科学家就是不顾家的、很苦的、很忙的，如果都是这样，青少年还怎么向往科学事业呢？”

“科研也是一种职业，科学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回到家中，翟荟也经常做饭，关心孩子的学习。

记者注意到，翟荟的手机里没有微信等社交娱乐软件，只有一些常用的功能性软件。相比于“冗杂无用”的信息，他更喜欢沉浸在阅读中，“读书，能让人静下来。”

在一次差旅中，翟荟发现整个车厢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看书，不少人是在看手机，“我还是希望看到更多人能一起阅读。”

从科学馆的西门出来，草坪上摆放着一些凳子，一旁是小荷塘，鸟叫声不绝于耳。在这里，翟荟时常与学生们探讨科研，很多灵感也迸发自这里。（田瑞颖）

来源： 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