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学的历史地位（除了士大夫汉代民间）
汉代儒学的历史地位（除了士大夫汉代民间）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作为第一位大一统王朝的帝王，集百家之所长做得十分积极。虽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统一思想，但也未到不让民间出现“声音”。然秦始皇过后，二世上位，宦官奸臣当道，从处士横议变成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最终秦王朝就此灭亡。处士对民间的舆论导向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大多数时抨击或议论朝政往往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自然而然会引起统治者的忌惮。作为民间的知识分子，不做官却对朝政议论纷纷，这一点在统治阶层看来并非是一个好习惯，而事实上处士的言论颇受统治阶层的影响。《荀子》中曾言：“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可见处士这一类人除却没入仕外，在文人群体的赞誉颇多。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处士这一群体也是十分活跃。他们虽然并未出仕，但心怀天下，对时政也是颇为关注。《孟子》中便有相关的提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而若处士肆意议论朝政，不仅仅是体现当时的思想自由度之高，也可看
东汉名士——荀令君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的人才皆是出自士大夫群体，而人才济济的朝代也会流芳百世。文人一直都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对于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文人是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而参政对于文人也是光耀门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然非所有文人皆醉心仕途，古时也有不少的文人选择隐逸于市井或山水间，这样一类人被称为“处士”，后来便是未做过官的文人皆称“处士”。不过处士虽没入仕，但对于国家时政的关注也并非全无，“处士横议”也常常穿插在历史长河之中。汉代作为中国发展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处士的处境也是颇为传奇。
“处士”发展为“议士”之契机——儒家1、“处士”的“无声”
《荀子》中曾言：“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
可见处士这一类人除却没入仕外，在文人群体的赞誉颇多。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处士这一群体也是十分活跃。他们虽然并未出仕，但心怀天下，对时政也是颇为关注。《孟子》中便有相关的提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而若处士肆意议论朝政，不仅仅是体现当时的思想自由度之高，也可看出王室的无能。
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处士对民间的舆论导向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他们大多数时抨击或议论朝政往往都是为了天下苍生，自然而然会引起统治者的忌惮。作为民间的知识分子，不做官却对朝政议论纷纷，这一点在统治阶层看来并非是一个好习惯，而事实上处士的言论颇受统治阶层的影响。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作为第一位大一统王朝的帝王，集百家之所长做得十分积极。虽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统一思想，但也未到不让民间出现“声音”。然秦始皇过后，二世上位，宦官奸臣当道，从处士横议变成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最终秦王朝就此灭亡。
2、一个“傅纳以言”的时代
在汉代崛起之初，朝廷对于文人的态度基本上都是十分友善的，在经历过对文人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压迫的秦末后，汉初对于文化专制是较为反对的。《史记》中有汉文帝时期一个处士的故事，是言一位处士曾被“召居廷中”，作出了“聊辱廷尉，使跪结袜”的举动。其意在于以自身来提高廷尉的名望，而后众人“贤王生而重张廷尉“，从此事中不难看出处士在朝廷之人心中的地位。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前，汉代的择官政策大体是“贤良”、“孝廉”之选，具体便是“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意在望择有志之士。朝廷的政策如此，对于民间的处士而言，仕途显然是十分光明的。本身处士无论是朝堂或是民间的声望就不低，新的察举制度对他们而言更是十分有利。且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也是朝廷对他们发出的信号，处士不再如秦末时那般不敢说话，更勇于去表达个人对时政的看法，言论自由度有所提高。
名士郭嘉
3、“罢黜百家”，儒家化开始
西汉政治家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提出了一个统治政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此之前，汉代的政治思想是提倡主张无为而治，便是著名的“黄老思想”为主流。然而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对于黄老思想并不满意，它并不能满足汉武帝的野心。从而自董仲舒尊儒学的主张提出后，儒学的仁义、君臣等思想让汉武帝极为喜爱，儒学便受到了大力推崇，取代了道家的地位，走进了政治中心。儒学便在汉武帝后，逐渐成为正统。
这对于以儒家学派为主的一批处士入仕机会增多了，这无疑会对处士群体产生影响。对于儒学之外者，更多是被士大夫边缘化，独尊儒学并非只是政治上的举措，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就拿文人的教育来说，大多数的官学或私学会偏向儒家，以致儒学的普遍程度有所提升。处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参政入仕，竞争颇为激烈。朝廷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官位，大多数人并不能入仕，《后汉书》便曾言：“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可见当时文人之盛况。
“处士忧”而“处士横议”1、“处士”与“议士”分列
从汉武帝时期发展到东汉，处士群体的组成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其一自是“罢黜百家”的政策，以致民间文人推崇儒学，其它学派的文人被士大夫群体忽视。“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强大的统治者并不会允许太多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与推行的统治制度不同的，这一部分处士的境遇便要较为坎坷，并不具备议政操作的可能性。
武帝刘彻
其二则是处士本身是才德兼备不入仕者，而汉代的选举制度对于儒生十分有利，便有许多处士参政入仕，转变成为了议士。这一部分群体的议政操作相比起来，自要更为容易些。于是在西汉汉武帝到东汉前中期，议士来自于处士又不同于处士，与处士这一群体被分离开来，作为二者谈之。“处士”从民间走向了朝堂，成为了“议士”，其本质是儒学成为了帝王推崇的统治思想、儒家在百家地位的肯定。
2、清流名士的“清议”
东汉晚期，政治局面可谓十分混乱。在汉恒帝、汉灵帝时期，统治者无能，宦官奸臣当道，朝堂之上可谓是一片“乌烟瘴气”。此时的士大夫阶层大多对于这种政治风气是十分愤怒的，不耻与之为伍。东汉末的统治者昏庸无道，对于整个国家的统治能力越发不力。
处士对这样的社会局面十分担忧，因而对于时政又重新议论纷纷。战国末的局面又再一次重新上演，“处士横议”再一次出现，众多名士纷纷发表自己政治上各种问题的见解，抨击宦官当道的朝堂局面。
“上议执政，下讥卿士”成为了处士在东汉末的普遍活动，清议之风渐显，这些人在当时便为清流名士。然而他们并不安全，东汉名士李膺便因联合他人抨击朝政入狱，后被放出又牵扯进了政治漩涡，最终死于狱中。李膺因这坎坷的一生被列为了“八骏”之首，而他先后两次入狱的事件被称为“党锢之祸”。因这两次党锢之祸导致士大夫群体更加群情激愤，对统治者和宦官更加不满。随后出现更多敢于与当朝对抗的文人处士，虽然依旧不少身亡之人，但名士对于天下之担忧远胜自身安危。
3、历史的“轮回”
“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处士作为民间知识分子，在民间十分具有影响力，对于社会的文化、艺术等方面也是有所建树。处士是读书人，读书人读的自是圣贤书。“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饱读圣贤书的处士心怀天下，关注时政无可厚非。而若是统治者治下有方，处士自也不会过多抨击声讨。
但若是世道无常，政治昏暗、帝王无能，便会“处士横议”之局面出现，正如战国末那般。秦末的处士要更为坎坷，国家对言论的掌控令人发指，文化专制也成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而汉代的处士因朝廷的“独尊儒学”，不少儒生往议士发展，走上了参政的道路。这对于处士群体好坏参半，汉代对文人的推崇自是让处士的地位更为尊贵，然其它百家学派的处境却因此出现衰微的现象，从而出现《正义》中所言那般处士与议士分列的局面。
处士从民间走向了朝堂，有一部分有更多接触政治的机会，但也出现了其它学派的处士与政治的距离更加遥远。而后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包括议士在内的整个处士群体“清议之风”盛行，抨击声讨宦官奸臣，战国末的“处士横议”再一次发生。这是历史的一个轮回，但整个过程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名士参政
结语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是古代国家政治的参与者，春秋战国时期涌现了无数文人学派。汉代的处士从民间出仕，转型成为了议士。除去起先汉初的无所谓学派、才德兼备者便可为官，从汉武帝起的“独尊儒学”自是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个过程不仅让许多处士入了仕途，也奠基了将近两千多年的儒家独尊的地位。
而后东汉末年的“清议之风”让更多的处士议论时政，其目的在于挽救汉代的没落。最终并没有成功帮助到汉代，东汉依旧走向了覆灭，然处士群体的这一活动对魏晋乃至后世的士大夫阶层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归根结底，处士参政意在天下苍生，而统治者对待对其应是平衡之道，而非一贯打压或是独尊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