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语言清丽自然无雕琢（曹丕说文人相轻）

曹丕语言清丽自然无雕琢（曹丕说文人相轻）看来，只要坐得直、行得正，即使真的“相轻”，也真的没有什么；更不用说，那些老作家做得很好，把“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马靖云在《文人相重》里进行了记录，那就是当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以至于那些批评、批判“像台风一样席卷全国”的时候，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做得就很得体。他说：“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这话放到当时那一种大气候下就已经难能可贵，直到今天仍足以让人觉得，说得真对！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当时碍于形势做得过火，如果以后能认识到错误并且改正，那就还是个好同志，可以原谅。马靖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这一

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有一句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意思是说，文人之间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句话虽然不大好听，似乎可以举出来的例子却不少，不但在政见上的“相轻”，还有写作上的“相轻”……总之一句话，就是别人不如自己，自己才是最好！其实就心理学进行分析的话，“文人相轻”多半源于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过于自恋。

但从1956年到1988年，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马靖云看来，她所见识到的那些大作家，所领导也好，普通人也罢，从来没有过“文人相轻”的表现，反而可以用“文人相重”来形容。为了新中国的文学事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不仅进行文学创作，还进行文学理论研究，有的还要负责行政业务，或者别的琐碎事务。

马靖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她可以在“文学研究所”这一个小小的所里，或者通过文学研究所，与那么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近距离地结识，甚至耳闻睹他们的言行举止；当然，能看到《文人相重》这本书的读者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有了当年马靖云记下的工作笔记，她得以在几十年后把她的所见所闻转化成为文字，让更多的人得以与那些大作家们“面对面”。

细细数来，一大把的老作家在《文人相重》这本书里“扑面而来”：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钱锺书、周扬、李健吾、毛星、老舍、沙汀、路遥、王琦……或许有些作家不怎么广为人识，但从马靖云的回忆里，真的可以算是“认识”！所里当然会有领导，不过这些大作家，无论郑振铎还是何其芳，都没有什么架子，而是非常诚恳。比如马靖云，她刚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因为工作中遇到了苦恼，第一次见面就不揣冒昧地向所长郑振铎倾诉；而郑振铎也“立刻认真地做出了回答”，正是他的几句话，让马靖云此后受益匪浅。比如第二任所长何其芳，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但他自己却觉得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不止一次检讨：“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像郑振铎和何其芳这样的领导，在今天还真的不是很多了。不摆架子就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要做到那么谦虚谨慎呢？毛泽东当年讲过“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话说得很简单，但真要做起来却很不容易；一辈子一以贯之地做到“两个务必”，那就更不容易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马靖云在《文人相重》里进行了记录，那就是当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以至于那些批评、批判“像台风一样席卷全国”的时候，作为所长的何其芳做得就很得体。他说：“尖锐的批评是需要的，但尖锐不等于粗暴。学术问题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必须进行自由讨论。有不同的意见应允许大胆发表。被批评的人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学术问题不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解决办法，只能服从真理。”这话放到当时那一种大气候下就已经难能可贵，直到今天仍足以让人觉得，说得真对！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即使当时碍于形势做得过火，如果以后能认识到错误并且改正，那就还是个好同志，可以原谅。

看来，只要坐得直、行得正，即使真的“相轻”，也真的没有什么；更不用说，那些老作家做得很好，把“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重”，确实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