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贺绿汀简介（那年今日追忆）
作曲家贺绿汀简介（那年今日追忆）而这首《游击队歌》便是贺绿汀在吕梁山下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创作的。他看到抗日健儿在寒冬腊月仍脚登草鞋、身穿单衣，可是个个生龙活虎，接连打了胜仗。他从将士们的英勇气概和战争的氛围中获取了创作灵感，激动地坐在油灯下的土炕上，连词带曲一气呵成。贺绿汀一直把《游击队歌》看作是自己最有价值的创作之一。1926年10月，他怀着一腔爱国的赤忱，暂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教员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洪流，先后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1934年，时任上海音专校长的萧友梅筹划了一个以制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音乐为目的的比赛。就是这次比赛，贺绿汀应征的3首曲子里有两首获奖，其中，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牧童短笛》就是当时的头奖作品。这是中国乐坛第一次知道贺绿汀这个名字，当时的《新晚报》评论说：“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贺绿汀的成功对当时的一些极端保守
1999年4月27日，在上海泰安路76弄，贺绿汀走完了自己96年的生命历程。提起贺绿汀，也许大家并不熟悉，但是这句歌词你一定朗朗上口：“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这是在中国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游击队歌》，它的作者正是贺绿汀。
打破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界限
贺绿汀的音乐生涯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其实很难界定。是儿时受父亲的影响喜欢听祁剧，还是小学时偶然按响了一架没人会弹的旧风琴，又或是就着一本《和声基础》自学五线谱的时候。
贺绿汀出生在邵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并不是什么神童，也没有良好的学习音乐的环境。甚至一直到19岁他才第一次见到钢琴，那双从小摸鱼、砍柴、挖菜，长满了茧子的手在琴键上显得有些僵硬。比起同学，他唯一能依靠的是自己的决心和毅力。
1934年，时任上海音专校长的萧友梅筹划了一个以制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音乐为目的的比赛。就是这次比赛，贺绿汀应征的3首曲子里有两首获奖，其中，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牧童短笛》就是当时的头奖作品。这是中国乐坛第一次知道贺绿汀这个名字，当时的《新晚报》评论说：“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贺绿汀的成功对当时的一些极端保守者或主张完全欧化者带来极大的震撼，这个发现直到今天也显得非常时髦——民族性的东西也是可以世界化表达的。
“直到现在，许多中国音乐家在出国表演时，《牧童短笛》仍是保留曲目。”与贺绿汀先生颇有私交的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原馆长、教授钱苑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介绍。
他谱写了战歌之魂
贺绿汀一直把《游击队歌》看作是自己最有价值的创作之一。1926年10月，他怀着一腔爱国的赤忱，暂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教员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洪流，先后参加过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和海陆丰暴动。
而这首《游击队歌》便是贺绿汀在吕梁山下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创作的。他看到抗日健儿在寒冬腊月仍脚登草鞋、身穿单衣，可是个个生龙活虎，接连打了胜仗。他从将士们的英勇气概和战争的氛围中获取了创作灵感，激动地坐在油灯下的土炕上，连词带曲一气呵成。
关于这首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贺绿汀创作出这首歌以后，朱德曾特地表示祝贺，不仅如此，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到这里休整的杨得志对这首歌也喜欢的不得了，据悉，那时他即将率部队重返抗日前线，但他仍然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部队去，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杨得志说：“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
部队出发那天，漫天雪花飘舞，战士高歌：“我们都是神抢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踏雪前进。贺绿汀和演剧队全体队员伫立道旁，高歌为他们送行。
1943年在延安，毛泽东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在中央机关撤离的日子里，毛泽东运筹帷幄，昼夜不息，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个贺绿汀呢！”
他为中国电影配乐带来新气象
1934年的冬天，经聂耳介绍，贺绿汀进入了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自此开启了他和中国电影配乐的故事。
此后的两三年里，他为大量电影担任配乐，平均每年要写6部电影音乐，共完成《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的作曲工作。因为贺绿汀的加入，电影配乐这一工作从我国首部有声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开始不再只是采用现有乐曲完成配乐，而会邀请作曲家专门为电影创作新曲。有人评价称：“这是贺绿汀的一项历史贡献，他是我国专事电影音乐制作的先驱者之一。”
贺绿汀编配的电影歌曲如《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传唱至今，也成就了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银幕女星，如周璇、龚秋霞等。当时，女主角周璇为唱好《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这两首歌，还特地拜了贺绿汀为师。
音乐教育比自己创作更重要
纵观贺绿汀的一生，人们往往看到他的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但其实他还有一大贡献，那就是投身音乐教育事业。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贺绿汀对于新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居功至伟，有人回忆: “他对上海音乐学院更是有着父子情缘一般的紧密关系和深厚感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贺绿汀以教育家身份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担任院长。当时，校园历经战乱的动荡，只剩下二十多位教师。
贺绿汀没有泄气，他立即全面投入招聘教师的工作，甚至包括外籍教授、留学音乐家以及年轻的学生。例如旅美钢琴家夏国琼回国探母时，贺绿汀就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她留校任教。他写给高等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艾司长一封信：“我院因学生人数增加，缺少钢琴教授。兹有我院校友夏国琼同志新近从美国回来”，“希望留沪在我院工作”，“我院当然求之不得。因特专函前来，将此情况汇报，供您参考，可能时望予以考虑。敬恳予以照顾为感。”
除了已在音乐事业上有所建树的大师，贺绿汀还聘任毕业生留校任教，甚至是没有毕业的学生，边学习边工作，例如著名的作曲家陈铭志就是那个时期以研究生名义参加学院研究室工作的。
人生最后的时光
1999年是贺绿汀人生中的最后一年，那时他已经96岁了。然而，作为一个96岁高龄的老者，贺绿汀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一如既往地简朴。他喜欢自己上街买一些传记和音乐类的书籍，兴致好的时候，他会取出从参加新四军的时候就一直伴随着他的那把小提琴，拭去灰尘，拉上几曲。他居住的那条泰安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他拄着拐杖一路散步，也一路与熟识的书摊主和邻居们打着招呼。
贺老去世后，有人为他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牧笛扬华音，战歌壮国魂，灿烂乐章谱春秋，满腔赤子心；真言荡浊流，铁骨傲鬼神，浩然正气耀日月，一身报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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