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诗和词风格迥异（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和梅尧臣诗学观的）

欧阳修诗和词风格迥异（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和梅尧臣诗学观的）　　由此可见，《诗话》第12条中梅尧臣提出的著名理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主要例证及内涵阐释体现的基本都是欧阳修的诗学观念，加上谢绛的部分评语。《诗话》中的这一则实际上是对《试笔》“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温庭筠严维诗”三则材料的整合重编，把谢绛与欧阳修两个评论人抽空，并虚构梅尧臣发言，同时营造了日常对话情境。梅尧臣的古诗“步趋昌黎，出入于玉川”（钱锺书《谈艺录》），皆因他推崇韩愈、李贺、王维、韦应物等前贤，而严维、温庭筠、贾岛并非他称赞并师法的对象。同时，梅尧臣对晚唐诗人“区区物象磨穷年”的诗风也有所批评，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歌应有为而发，有所寄托。由此可推知，《诗话》中其他关于梅尧臣谈诗的记录或许亦未必真实。例如，第15条梅尧臣对诗歌浅俗的谈论，与第2条中对“有禄肥妻子”的调侃如出一辙，应是欧阳修本人的观点。　　最后，《诗话》第12条中“圣俞曰：

《六一诗话》原名《诗话》（以下以此简称），成书于欧阳修晚年。其序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知《诗话》为再次编纂，而非即时创作。《诗话》是中国第一部诗话作品，学界对它的研究颇多。以往研究大多是在默认其内容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基础上展开的，考察史源可见，《诗话》诸多条目中都有拼凑情节、重塑情境等现象，文本呈现的主题集中、结构完整的批评世界实则经不起推敲，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欧阳修和梅尧臣诗学观的“错位”。

　　托名梅尧臣的观点实为欧阳修所倡

　　从史源上看，欧阳修的《归田录》与《诗话》具有同源性，二书在叙事脉络、体式风格上皆有诸多共同点。其出处多来自于耳目见闻，友朋闲谈，本已不可考。所幸欧阳修在嘉祐年间学书法时随手所记之《笔说》《试笔》，因当时士人收集珍藏得以传世，其中部分材料为《归田录》《诗话》撰写之所本，可据此考察其史源。欧阳修学书法时并不抄录他人或自己的作品，而是自出机杼，进行当下创作。他认为：“学书勿浪书，事有可记者，他时便为故事。”（《试笔·学书作故事》）因此，由于采用了近似日记的撰写方式，《笔说》《试笔》的内容真实度较高。对勘这四部书可发现，很多相关材料在《笔说》《试笔》中较为随意、散乱，而在《归田录》《诗话》中则被精心编写，改写后主题突出、结构完整，同时叙述风格上又努力保持闲适随意。

　　在仅28条的《诗话》中，关于梅尧臣的就有8条之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终生挚友的敬意……可以说梅尧臣正是这部诗话的最大看点。”（兴膳宏《宋代诗话中的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意义》）欧阳修对梅尧臣的“敬意”固然深切，但《诗话》中梅尧臣提出的诸多诗学观点其实并非梅氏所倡，而是欧阳修在改写后附会到梅氏名下。

　　最负盛名的第12条“圣俞常语予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即暗含二人诗学观的差异。这条记载中，梅尧臣提出了后来被广泛征引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之论。这个论断本身非常精彩，承前人“隐秀”说及“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而来又有所发展，被“甚称其得文章秘要”（转引自郭绍虞《宋诗话考》）。但考其史源可看出，此论断并非梅氏所出。

　　首先，《试笔》“谢希深论诗”中记载谢绛“诵‘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并评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县古”一联也是《诗话》第12条中梅尧臣所举例证，实则赏析者为谢绛。《试笔》“郊岛诗穷”记载欧阳修评诗语“有言不能尽之意”，而他所评之诗恰是第12条中梅尧臣举的“鸡声茅店月”“柳塘春水漫”二联。谢、欧这两处表达已接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其次，《试笔》“温庭筠严维诗”再次记述欧阳修对“鸡声”“柳塘”两联的品评，评前者“则天寒岁暮，风凄木落，羁旅之愁，如身履之”，评后者“则风酣日煦，万物骀荡，天人之意，相与融怡，读之便觉欣然感觉。谓此四句，可以坐变寒暑。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其中，“画工小笔”“与造化争巧”的评语也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有内在一致性，强调诗句强大的描摹物象功能。《试笔》在“郊岛诗穷”“温庭筠严维诗”二则中两次评论“鸡声”“柳塘”两联，可知对此心摹手追、赞赏有加的是欧阳修，而非梅尧臣。欧阳修早年曾拟作“晚烟茅店月，初日枣林霜”（《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及“鸟声梅店雨，野色柳桥春”（《过张至秘校庄》）二联，可见他对“鸡声”一联的欣赏一以贯之。苏轼也曾言及欧阳修对“柳塘”一联的喜爱，蔡絛《西清诗话》载：“东坡云：‘欧公喜古人……“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自言终身学不能到。’”

　　最后，《诗话》第12条中“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的记载与欧阳修《书梅圣俞稿后》有共通之处，应为欧阳修对自己观点的化用。《书梅圣俞稿后》云：“余尝问诗于圣俞，其声律之高下，文语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将以心得意会，而未能至之者也。”

　　由此可见，《诗话》第12条中梅尧臣提出的著名理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其主要例证及内涵阐释体现的基本都是欧阳修的诗学观念，加上谢绛的部分评语。《诗话》中的这一则实际上是对《试笔》“郊岛诗穷”“谢希深论诗”“温庭筠严维诗”三则材料的整合重编，把谢绛与欧阳修两个评论人抽空，并虚构梅尧臣发言，同时营造了日常对话情境。梅尧臣的古诗“步趋昌黎，出入于玉川”（钱锺书《谈艺录》），皆因他推崇韩愈、李贺、王维、韦应物等前贤，而严维、温庭筠、贾岛并非他称赞并师法的对象。同时，梅尧臣对晚唐诗人“区区物象磨穷年”的诗风也有所批评，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歌应有为而发，有所寄托。由此可推知，《诗话》中其他关于梅尧臣谈诗的记录或许亦未必真实。例如，第15条梅尧臣对诗歌浅俗的谈论，与第2条中对“有禄肥妻子”的调侃如出一辙，应是欧阳修本人的观点。

　　梅诗艺术世界的呈现经过欧阳修选择过滤

　　在《诗话》之外，欧阳修亦承认过他对梅尧臣诗歌的欣赏常与梅氏本人意见不合：“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集古录跋尾·唐薛稷书》）梅尧臣也认为，欧阳修对自己诗歌的认识有一个渐进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心领神会：“欧阳最我知，初时且尚窒。比以为橄榄，回甘始称述。老于文学人，尚不即究悉。”（《答宣阗司理》）最后一句就委婉表达了他对欧阳修评论的保留意见。阐释的主观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欧阳修和梅尧臣观点的差异在《诗话》中被细心弥合，欧阳修扮演了梅尧臣诗歌品评“权威”的角色。第5条中，他直言梅尧臣的《春雪》诗“未为绝唱”；第20条中，晏殊欣赏梅尧臣的两联诗“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絮暖鮆鱼繁，豉添莼菜紫”，欧阳修认为晏殊欣赏的这两联诗并不出色，梅尧臣对此并没有争辩。由欧阳修、梅尧臣二人对梅诗评价的差异出发，回溯欧阳修编梅尧臣集的记载“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梅圣俞诗集序》），可知“掇其尤者”不过是欧阳修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选出的好作品。梅尧臣诗歌艺术世界的呈现很大程度上经过了欧阳修的选择和过滤。

　　欧阳修、梅尧臣之间的诗学观念差异已为研究者所注意。欧阳修一方面极力揄扬梅尧臣诗歌，另一方面在观念上对诗歌肯定有限，他称“维诗于文章，泰山一浮尘”。这种观念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给梅尧臣带来极大压力。（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在《梅圣俞墓志铭》中，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评价就抽去了其诗中的战斗性，使梅尧臣诗歌的精神面貌有所遮蔽。（朱东润《梅尧臣诗选序》）而流传甚广的“如食橄榄”之喻，似乎也与梅尧臣诗歌的平淡风格略有偏差。（钱锺书《谈艺录》）“梅尧臣也有其他诗学价值观……只不过它们在欧阳修编排的文学历史剧中找不到位置。当代文学史与文学选本中的梅尧臣是欧阳修的梅尧臣。”（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而《诗话》第12条的内容以隐蔽难以觉察的方式提供了二人诗学观念差异的例证，从而提醒我们注意从多个维度体味文献材料的深层言说。

　　重塑梅尧臣诗学观

　　欧阳修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谢绛的论诗观点经演绎后冠以梅尧臣的名义？具体详情无从得知。或许这是欧阳修晚年对梅尧臣诗风及梅氏诗学观的重新体认和建构。“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是欧阳修晚年重编《诗话》时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与他在近三十年前“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的评语相比，侧重的美学风格并不相同。《诗话》中的这次建构并没有引起后世论者的怀疑，“深远闲淡”的评价与托名梅尧臣“状难写之景”的论诗观有逻辑上的自洽之处。同时，“意新语工”也与梅尧臣“定应侔前人，未尝有蹈袭”（《读裴如晦万里集书其后》）的诗学主张在力求新变上相互呼应。而梅尧臣也确有很多作品达到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境界。（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这些因素使后世论者认为，作为苦心孤诣“日成一篇”（《孙公谈圃》）、“刻意向诗笔，行将三十年”（《谢晏相公》）的诗老，梅尧臣提出这个论诗观点是非常适宜的。

　　另外，从现实角度及深层心理来看，这种假托更是欧阳修借以推重梅尧臣使其留名后世的努力，而这种对“留名”的追求也呼应了欧阳修内心对不朽的焦虑。对于穷困一生未展抱负的故友，欧阳修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予以体恤，“上书立后禄绍先，分宅恤穷祭有田”（刘敞《同永叔哭圣俞》）。对于欧阳修、梅尧臣二人屡倡的韩孟之喻，梅尧臣颇能领会故友的深意：“公之此心实扶助”（《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诗话》中的“扶助之心”尤为明显，欧阳修既称赞梅尧臣作于樽俎之间的绝唱，又记其名播夷狄，复哀其官止都官。《诗话》中关于李昉诗、两京纪实诗、批评义理不通之诗、描写西洛古都之警句等条皆指向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主张诗歌应在纪实前提下力求精准叙写多样现实同时兼顾逻辑义理。参照欧阳修对梅尧臣河豚诗的赞赏，“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梅诗正是在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有精妙表现。“郊岛诗穷”有影射梅尧臣穷困一生的隐喻，记录九僧、晚唐诗人、苏舜元、谢景山等被迅速遗忘的诗人之事，亦关联梅尧臣诗歌的易逝命运。对不朽的追求是欧阳修关注的议题，他的作品集中处处可见对垂于久远的思虑探讨。对既无功业又无文章可以“千载垂”的故友，欧阳修期待梅尧臣能以诗才及诗论留名于世，因此精心提炼论诗警句相赠。“状难写之景”的表达不但进入《宋史·梅尧臣传》，更成为后世诗论中的经典论断。

　　综上所述，《诗话》部分内容改编自《试笔》《笔说》，后二者皆为欧阳修练习书法时随手记录的零简断章。这些内容虽经过重新编辑，但仍呈现出欧阳修、梅尧臣诗学观的“错位”。《诗话》中梅尧臣的诗学观更多反映的是欧阳修的主张。虽然某些具体言论未必与梅尧臣的主张圆凿方枘，但整体上我们不应把它当作梅尧臣的诗学观原貌全盘接纳，而应看到其中呈现的二人间复杂幽微的诗学观念差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欧阳修的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18FZW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