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容忍与自由的基本观点(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胡适容忍与自由的基本观点(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它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它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的大神看它往来滴水救火,对它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它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
为什么说:“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容忍与自由
十七八年前,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我们谈到英国史学大师阿克顿一生准备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可没有写成他就死了。布尔先生那天谈话很多,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诛,要“杀”《西游记》《封神榜》的作者。那时候我当然没有梦想到十年之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就有一些同样“卫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诛,要“杀”我和我的朋友们。当年我要“杀”人,后来人要“杀”我,动机是一样的:都只因为动了一点正义的火气,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总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这雅量,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能容忍我这个不信神,也不信灵魂不灭的人,能容忍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发表我的无神论的思想,从没有人因此用石头掷我,把我关在监狱里,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烧死。我在这个世界里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与自由。我觉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对我的容忍度量是可爱的,是可以感激的。
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它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它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的大神看它往来滴水救火,对它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它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我们的能力是很微弱的,我们要说的话也许是有错误的,但我们这一点不忍的心也许可以得着国人的同情和谅解。
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所以要争我们的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第一,是要想尽我们的微薄能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做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第二,是要借此提倡一点新风气,引起国内的学者注意国家社会的问题,大家起来做政府和政党的指导监督。
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的话。
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有谁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尽可以讨论,尽可以批评,也尽可以提起法律上的控诉。但我们不受任何方面的非法干涉。
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
建设时期中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完成思想革命,第一步即须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
思想何以须革命呢?(一)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合于现代的需要,非把它铲除不可。(二)因为传统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习惯亦不合于现代的需要,非把它改革不可。
中国古来思想之最不适合于现代的环境的,就是崇尚自然。这种思想,历经老、庄、儒、释、道等之提倡,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现在把它分析起来,则有下列几项:(一)无为。老庄等皆主清净无为,以为自然比人为好,即儒家亦有此种倾向,如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二)无治。这种思想影响人民的生活者很深,驯致养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三)高谈性理。现在的人们需要征服自然,而传统思想,则令吾人听天由命,服从自然的摆布。(四)无思无虑。以不求知为大智,因此科学遂无由发达。(五)不争不辩。这种思想与时代精神根本不能相容。(六)知足。不知足乃进步之母。
至于传统的思想方法和习惯,也有很多不合现代需要的地方:
(一)镜子式的思想。“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自己不用力,物来则顺应之。
(二)根本上不思想。思想所以解决问题,须要搜集材料,寻求证据,提出反证。
(三)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当此世界各种思想杂然繁兴的时候,国人的思想方法,仍沿旧时的习惯,于是发生种种不良的现象,人家经多年的研究,经几次的修正,始成立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到了我国,便被人生吞活剥,提出几个标语口号,便胡行妄为起来。反观我国一般人,肯这样潜心研究的有几人呢?
(四)要纠正前述的弊病,今后必须尊重专家,延请专家去顾问政治,解决难题;没有专门研究的人,不配担负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弄得现在没有一种用人的标准,都是不深思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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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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