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分类目录的演变（古籍的简历序跋）
古籍分类目录的演变（古籍的简历序跋）古书序跋由来已久，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序文的出现，标志着书序的完全成熟。今天要谈到的古书序跋，是专门针对一部著作、一个集子的序跋。（不包含书籍在流通、收藏过程中，后人手写添加的题跋。）跋，又名题跋、跋尾、题某后，与序文性质相近、更为简短明快而位置殿后。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总之，序与跋都是历史悠久的文体，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序跋是中国古代的常用文体，旨在对一部著作或单篇诗文、图表等进行说明。
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序又写作叙、绪，多位于著作、诗文之前以导先声。
李清照写作的《金石录后序》
写序时，如前人已有序文，则新的序文可附于最后，称“后序”。如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作序时，已有赵氏自序和刘跋之序，因此题为《金石录后序》。
跋，又名题跋、跋尾、题某后，与序文性质相近、更为简短明快而位置殿后。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认为：“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
总之，序与跋都是历史悠久的文体，直到今天依然散发着鲜活的生命力。
今天要谈到的古书序跋，是专门针对一部著作、一个集子的序跋。（不包含书籍在流通、收藏过程中，后人手写添加的题跋。）
古书序跋由来已久，汉代《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序文的出现，标志着书序的完全成熟。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 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古书序跋依托作品，对作者其人、创作宗旨、成书过程、篇章规模乃至书名涵义等要素，均有一定程度的介绍和叙述。核心在于阐发一书精华，进而向读者宣传推广书籍蕴含的重要价值。
韦昭《国语解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闵齐伋刻本《国语》（首都图书馆藏）
韦昭注《国语》，博采众家之长，序文详细记载了成书始末。
萧统《陶渊明集序》 元刻本《笺注陶渊明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萧统知人论世，在序文中最先赞美了陶渊明的伟大人格和其诗文的崇高价值。
创作一篇切中肯綮的序跋，需对书籍内容及作者个体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除了作者自序之外，序跋大多出自师长、亲友、门人之手。有时候，为了更好的宣传推广书籍，还会专门邀请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名人作序。
如北宋欧阳修主盟文坛多年，凭借强劲的文学影响力为多位友人（释秘演、苏舜钦、梅尧臣、江休复……）撰写诗文集序，以期那些作品垂世行远。又如明代吴郡官方主持重刊《旧唐书》，南直隶学政闻人诠邀请文徵明撰序，看中的正是文徵明作为吴地文人领袖的名望。
唐五代时期，中国传统书籍从写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迈进，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兴盛，客观上要求序跋在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增添对于编刻出版情况的说明。如果将单纯评价作者、作品的序跋称为著书序跋的话，那么后者亦可称为刻书序跋。表述出版缘起、记载出版信息、梳理版本源流，是刻书序跋的立身之本。
表述出版缘起。如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本《六子书》，是顾春为继承先人之志而出版的：
“先刑部府君，少敦仁义之学，晚慕道德之言，故于六子书无不讲覈，春之得于过庭者侈矣。自见先君下世，每对是书，未尝不怅然若有所慕焉而弗得也。将究其意旨，而无善本，脱谬不可考定。嘉靖庚寅冬，因治先君墓于铜井山，遂庐其侧，校雠授梓，参文群籍，考义多方，越癸已夏乃成。膏霄鸡晨，寝食为废，匪敢言劳，用修先君之志云尔。”（顾春《刻六子书跋》）
顾春《刻六子书跋》明嘉靖十二年（1533）顾春世德堂刻本《六子书》（首都图书馆藏）
记载出版信息。一部书从著述定稿到正式出版，需要经历发起、主持、筹资、编次、校勘、缮写、刻板等一系列复杂环节，绝非一人一时一地之功。
如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后人王穀（gǔ）祥曾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之，跋文详细记述了出版历程。首先，“是书家藏宋钞本，惜阙而不全。嘉靖壬辰……偶于僚友处得见全帙，亦钞本，借归。”其次，“命吏录之，谨自校阅”。最后，“壬戌夏秋，毂祥敬复手录一过，且校且录，付工缮写锓梓，六越月而工完”。校勘过程中为了确保书籍质量，王穀祥“尝辱太史文徵明、仪部陆君师道，乡进士袁君尊尼先后雠校再三，又蒙黄门顾君存仁、太学金君鱼借所藏钞本，以资勘订”。可知该书出版历经三十余年、赖多方参与才最终完成。
王穀祥跋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穀祥刻本《野客丛书》（首都图书馆藏）
梳理版本源流。传统典籍浩如烟海，重刊再版非常普遍，一书多版本绵延嬗递十分常见。因此，为某一次出版而作的刻书序跋又肩负着梳理以往版本源流的职能。
如明嘉靖八年（1529）高贲亨刻本《伊洛渊源录》，高氏《重刊伊洛渊源录序》首先回忆了两种元刻本:“前元时，大参苏天爵尝镂板于鄂、吴二庠，鄂板盖至正癸未，吴板则至正乙丑。”又如明人王廷陈的《梦泽集》，“旧刻于家塾，季弟云泽君王廷瞻刻于淮阳，侄三湘君同道又刻于吴中，而吴板益精矣。”（皇甫汸《梦泽集序》）可知《梦泽集》流行于世的版本，先有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廷瞻淮阳刻本，后有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同道吴中刻本，而吴本后出转精。
高贲亨《重刊伊洛渊源录序》 明嘉靖八年（1529）高贲亨刻本《伊洛渊源录》（首都图书馆藏）
刻书序跋的独特内容性决定了撰写者必须对书籍出版情况知之甚详，因此由出版事宜的主持者撰序十分常见。
如元至正九年(1349)谢池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行状》，据卷首苏天爵序文可知，苏时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有感于朱子之学虽已推行天下，“然朱子世系爵里出处言行，世或弗知。爱命杭州校官谢池刊其行状，与多士共传焉。”苏天爵正是此次出版工作的主持者。
苏天爵序 元至正九年(1349)谢池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行状》（首都图书馆藏）
对于大众而言，阅读书前卷后的序跋，是了解作者生平经历、书籍内容与价值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古籍工作者来说，古书序跋（尤其是蕴含丰富出版信息的刻书序跋）还是版本鉴定最重要的“利器”。
清初学者朱彝尊捃拾载籍和金石遗文，编纂了一部关于北京自然与人文地理的《日下旧闻》，自述出版过程云：
“刑部尚书昆山徐公见之，谓其可传，乃捐赀俾锓木。计草创于丙寅之夏，录成于丁卯之秋，开雕于冬，迄戊辰九月而竣。中间渗漏，随览随悔，复命儿子昆田以剩义补其阙遗，附于各卷之末。”（朱彝尊《日下旧闻序》）
可知，朱彝尊友人、时任刑部尚书的徐乾学认为《日下旧闻》学术价值出众，慷慨捐资并承担出版主持事宜。康熙二十五年（1686）夏计划出版该书，二十六年（1687）秋书稿缮写完成，冬始开雕，二十七年（1688）夏竣工。朱彝尊时刻关注刻书进展，阅览成书（试印小样）发现有不足之处，于是又命其子朱昆田补阙拾遗，附于各卷之后，一并刊刻出版，最终形成传世康熙刻本《日下旧闻》的样貌。
这段序文不长，却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不仅忠实著录了出版者（亦是捐资者）、补遗人的姓氏，而且详实地记载了每一环节的具体年月，使得全部过程历历在目，足资后人明始末、鉴版本。
朱彝尊《日下旧闻序》 清康熙六峰阁刻本《日下旧闻》（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
不过，古籍出版过程存在着许多复杂因素，后人在利用序跋鉴定版本之时，必须以谨慎的态度统观全局，而非盲目遽断。
正如版本学家李致忠先生所说：“依据古书原有的序跋来鉴定古书版本，在古书版本鉴定中是最常用的办法，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最可靠的办法。但这里所说的依据序跋鉴定版本，不是泛指根据写序写跋的年份来断年，而是根据序、跋中所记述的有关刻书人、时、地来具体考定。”（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 （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尤其要重视针对序跋的作伪现象。刻书序跋自带出版信息，正是书贾作伪的关键下手处。“挖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以冒充古刻旧刊，在古书版本造伪中经常出现。尤其是在配合其他造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经常见到。”（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 （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如明崇祯六年（1633）赵均覆宋精刻的《玉台新咏》，颇有宋本神韵，书后原有的赵氏跋文就常被书贾抽掉，以充宋椠。
今天带大家简单领略了古书序跋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其实一些序跋还兼具书法艺术价值。这主要体现在撰序者是书法名家，原为墨迹的序跋经手书上板，精椠（qiàn）精印，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墨迹的风采神韵，使读者展卷时精神为之一振，阅读佳文之际更能获得艺术层面的享受。
赵孟頫序 元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刑统赋》（首都图书馆藏）
这是首都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舒序抄本《红楼梦》序文的后半部分，您能看出作序人的姓名籍贯、作序时间以及作序地点这些信息吗？（留言区说出你的答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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