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类短故事（元故事）
教育类短故事（元故事）顾大庆、黄居正、朱荣远、朱竞翔、曾群……自从2017年发端，这些在国际国内建筑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活跃在“新校园行动”的策展、评审和设计各环节之中。石厦小学改建，由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设计。王维仁是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港中大（深圳）图书馆设计就出自他的手笔。而它的设计师，是张永和——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的国际著名建筑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前主任。深圳的景龙小学，美国的麻省理工，这样的联结，看上去如此遥远，实际上又千真万确。事实上深圳“新校园行动”中，这种知名建筑师与深圳中小学校园的联结，绝非孤例。作为“新校园行动”发端的红岭实验小学改建工程设计师何健翔，其作品曾获得巴塞罗那世界建筑节公共类建筑金奖。
自从“新校园行动”兴起，深圳建起了一些不一样的校园；它们的背后，是一群国内外知名的建筑师。
“系出名门。”
在得知了景龙小学的“身世”之后，我不得不由衷地在心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报社搬到福田区商报路新媒体大厦之后不久，景龙小学在基本完成改建之后投入使用。我只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所学校的建筑，与印象中的校园似乎有点不大一样。
经过一番了解，更多的详情逐渐展现：景龙小学是深圳“新校园行动”第一季改建的学校中，最近完工的一所学校。
而它的设计师，是张永和——被誉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的国际著名建筑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前主任。
深圳的景龙小学，美国的麻省理工，这样的联结，看上去如此遥远，实际上又千真万确。事实上深圳“新校园行动”中，这种知名建筑师与深圳中小学校园的联结，绝非孤例。
作为“新校园行动”发端的红岭实验小学改建工程设计师何健翔，其作品曾获得巴塞罗那世界建筑节公共类建筑金奖。
石厦小学改建，由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设计。王维仁是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港中大（深圳）图书馆设计就出自他的手笔。
顾大庆、黄居正、朱荣远、朱竞翔、曾群……自从2017年发端，这些在国际国内建筑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活跃在“新校园行动”的策展、评审和设计各环节之中。
深圳校园的改造，却成为一场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嘉年华。这不能不让我对“新校园行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找到了幕后的推手——周红玫。
高密度校园之困
在微信上和周红玫约采访，说“久仰久仰”，当然是客套话。然而见了面之后才发现，我原来是见过她的。12年前，上海世博会上深圳馆的“大芬丽莎”就是出自她的创意。当时我作为晶报特派世博会记者，与作为深圳馆核心创意人的她，自然是有过一些交流。12年过去，周红玫那极具辨识度的披肩长发，没变；那极具辨识度的快人快语，也没变。
上海世博会之后，我在工作上与她没有太多交集。一聊才知，我们熟知的坪山文化聚落和南山万象天地，设计方案的竞赛与遴选，都是由当时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城市和建筑设计处副处长的周红玫主持的。
“这都属于公共设计”，周红玫教会了我一个名词。
2017年，调任深圳市规土委福田管理局副局长的周红玫，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心城区学位需求迅猛增长，特别是作为城市中心区的福田区，已经不能用“寸土寸金”来形容。福田的大量中小学校，为了满足学位需求，不得不进行扩建、改造。
这里面就有了一个矛盾：容积率（用地面积与建筑面积的比率）。为了容得下更多的人，深圳市中心的大多数社区，容积率都不低。住宅区倒是问题不大，大不了小区的公共空间逼仄一些。房门一关，不影响过日子。但是，学校的容积率通常不能太高。
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一般小学校园容积率不超过1.0，中学不超过1.5。这种标准在深圳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心区无疑是十分奢侈并且不现实的。曾经有一篇关于福田中心区某中学的报道，说起校园环境时提到，除去田径场，学校容积率达到3.87。几乎相当于国内一般中小学的3倍多。这在深圳实属常态。
为了容下更多的学生，有的学校的改建方案就是把教学楼往高里盖。这也不是办法。按照我国《中小学校设计规范》，小学教学楼一般不能超过四层，中学教学楼一般不能超过五层。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的体力来说，四楼五楼也是日常爬上爬下的极限了。
终于有一个契机，让周红玫觉得有做些什么的必要了。
安托山，福田区西北角的一座小山，因开山采石，为填海区花岗石土石方而出名。安托山小学就坐落在山脚下100米见方的逼仄空间。原本规划24个班。因为学位缺口巨大而必须扩容至36个班。
于是，周红玫看到的学校改扩建初始报建方案，想方设法增加各种功能教室，增加教学楼层数。用周红玫的话来说，“空间品质严重失控”。但是如果不“失控”，狭小空间和巨大学位缺口的矛盾又如何解决？
“高密度学校”怎么建，深圳必须找到一条出路。
“我们只能抢回10天时间”，周红玫说，因为设计方案无论如何调整，都以不能打乱代建方的项目计划为前提。时隔5年，事后说起来云淡风轻，当时却是电光石火；“光速”找到三家设计公司，提出对学校重新定位与设计的“简案”。周红玫又通过多年工作积累的业界人脉，邀请两岸三地建筑师、教育界专家和政府部门进行必选。很快，由何健翔领衔的源计划建筑事务所提供的“多层高密度复合型校园”方案脱颖而出。
“我知道他（何健翔）能打硬仗，他在珠三角也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以周红玫的性格，她是疑人不用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她的选择没有错。
此后5年，周红玫在学术讨论和向领导汇报的材料中，每每将安托山小学（红岭实验小学）的改建作为深圳“新校园行动”的前奏、序幕。这个“历史地位”今天在业界已然毫无争议。
“新校园”究竟新在哪里？它如何破解高密度校园的困局？周红玫建议我去实地看一看。
▲“新校园行动”幕后推手 周红玫
破题安托山
“它确实太小了”，站在红岭实验小学门前，我不禁感叹。安托山脚下方圆100米的一小块地，确切计算，占地面积10062平方米。可以作为提示的是，一块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是7140平方米。也就是说，这所学校的地盘只比足球场大1/3左右。
校办公室主任彭老师把我迎进校门。那一刹那让我想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一句话：豁然开朗。
进入大门，是一个下沉式的庭院。庭院中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篮球场、游泳池以及社团活动场所错落其间。庭院中有坡道通往半露天的负一层。那里是舞蹈室、音乐室、美术室等艺术空间。站在里面，通过落地式的窗户，仿佛室内室外连为一体。
下沉庭院往上，是通往两座U形教学楼的阶梯。每当重大文体活动的时候，下沉庭院就变身剧场、舞台，而阶梯就成了看台。这个构造又让我想起了古希腊的剧场。
红岭实验小学的教学楼并不是传统学校建筑那样方方正正，而是别出心裁地呈E字形，形成两个中庭。而中庭之间又别出心裁地用天桥连接。学生走在天桥之上，上课下课之间充满童趣。
教学楼每一层的公共活动空间都十分开阔，虽然放假了，但可以想象平时孩子们跑来跑去，撞到别人的概率是很低的。
中小学教室总是四四方方的，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红岭实验小学的教室却设计成了六边形。教室之间的隔板是活动的，可以随机分班合班上课。学生的日常是多样性的选择，而非按部就班循规蹈矩。
顶层，是空中园艺场。彭老师说，这里都是学生们自己带来的种子，自己种植，自己浇水养护。孩子们自己经营的花园，却也是郁郁葱葱。
这时候我想起了来采访之前从周红玫那里了解到的数据：红岭实验小学建筑面积35588平方米。3.5的容积率之高，在国内小学校园中绝对是名列前茅了。但是这一圈看下来，确实没有一丝压抑、逼仄的感觉。脑中想到的，反倒是通透、宽松、多样这些词汇闪现在眼前。
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2019年红岭实验小学竣工开学之后，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团队络绎不绝，俨然已经成为深圳“新校园行动”的“代言”校园。
参观完毕，我迫不及待地请教设计师何健翔，他是如何“螺丝壳里做道场”，在这狭小的场域做出如此丰富的校园空间的？
“应试教育导致学校建筑千篇一律，基本上是一种监管式、机械式的空间”，何健翔在微信中说，所以他在接手红岭实验小学设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让孩子能“自由地探索”，所以要在设计中追求一种和谐，孩子和空间之间的和谐。
因此，他把教室设计成六边形，并且墙体可拆卸，通过大窗与外界保持视觉沟通，打破教室的“拘禁感”；他把36个班分布在3个教学楼层，每层12班，符合儿童对社群规模的心理体验；户外空间开阔并且地形适当起伏，适应儿童的心理感知和游戏场景；他在校园里大量安排立体绿化，让儿童与自然的关系触手可及……
“这绝对是和传统的管教式、规训式的校园截然不同的学校”，何健翔对此有着充分的信心，“这样的校园才能为我们未来接班人的培养，创造多元、丰富的城市空间。”
培养“接班人”，何健翔用一个带着自己时代烙印的词，表达对“新校园”的理解。同为“70后”，我知道我们这代人对未来主人翁的期许。
▲红岭实验小学 教学楼呈E字形，形成两个用天桥连接的中庭，学生在上课下课之间充满童趣。
建筑大师发出“英雄帖”
以红岭实验小学为序幕，福田区多所亟待改扩建的中小学纷纷行动。首先加入的是吴林寿领衔的WAU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梅丽小学改扩建，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王维仁设计的石厦小学改扩建。
2018年初，由深圳市规土委福田管理局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发起的“走向新校园：福田新校园行动计划”宣告启动。行动的载体是8 1建筑联展，就是福田区计划改造的8所中小学和1所幼儿园。“我们力图以’公开竞赛 建筑实践展’的机制，推动校园设计和设计管理的创新”，周红玫说。
联合策展人可谓群英荟萃。《建筑学报》执行主编黄居正、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顾大庆担任联合主席。委员有王维仁、朱荣远、孟岩、朱竞翔、曾群等一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知名建筑师，公信力、公正性和前瞻性毋庸置疑。
“英雄帖”发出不过8天，就收到89家国内外设计单位报名。其中不乏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建筑师。
参赛的设计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交10张A3纸的“简案”，表达自己独特的空间分析和构思，靠商业化包装加分，此路不通。策展委员会选定的第一名方案，就是最终的实施方案，毫无商量余地。主创设计师完成概念设计之后，策展委员会联合有关部门和使用方（学校）再度评议，保证实施过程中不走样。
“自始至终，掌握设计主导权的都是主创设计师”，时隔数年，周红玫最得意的仍然是这一点，这是跟过往招投标、“交钥匙工程”的显著差异。让最优秀的设计师的方案入选，吸引来了多少“大师”更重要。
当然，这样的选拔机制，也绝不会让真正大师的优秀设计作品“埋没”。深圳“新校园行动”第一季最终入选的设计师里就不乏大师。而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张永和——中国“现代主义建筑之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系前主任。
他设计的，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景龙小学。
▲红岭实验小学设计者 何健翔
“五指”当中有乾坤
事实上，在深圳“新校园行动”的学校当中，景龙小学远不如红岭实验小学那样引起关注。以至于我与它做了大半年邻居之后，竟然觉得这所学校有种“大隐于市”的意味。不仅仅因为它的设计师的名声，也因为它独特的造型。
一只手掌，摊开在天空之下，两只手指朝东，三只手指朝西。
这就是景龙小学的俯瞰效果图。
虽然每天都与它照面，但直到此时才看清楚它的“庐山真面目”。
景龙小学的情况与红岭实验小学相似，都是福田中心区的高密度校园。但与安托山脚下的红岭实验小学不同的是，景龙小学处在市中心人口密集区，四周高楼密布，场域空间更加逼仄。
“由于南向采光的需要，导致了教室的排列必定是线性的；再用一个交通轴把一排排教室串联起来，就形成了手指状布局”，人在北京的张永和向我解说了采取手指状布局的原因。
跟随代建单位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阿宗走上教学楼，一楼照例是架空层，二楼开始是教学楼层。“你看，每一层的活动空间都很大”，阿宗说。确实，如果说教室外面直到栏杆的空间可以称为阳台的话，那一定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阳台，至少是之一。
▲景龙小学设计者 张永和
这一点，张永和也跟我详细阐述。在景龙小学的设计中，他和同事聚焦的问题是，在像深圳福田中心区这样的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校园，如何能使学生有足够的户外活动？
“在四、五层楼上课的同学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在课间十分钟里下到一层地面去活动的”，张永和说，于是他们就想到在每个楼层的中心部位都设置一个开敞的户外活动区域。这个活动平台因为有上一层的楼板作为屋顶，更像个风雨操场。除了课间锻炼，这个空间也可以作为其他活动，如举办学生美术作品展览的场所。
手指之间，大有乾坤。
事实上，这样的神来之笔，在“新校园行动”中不乏其例。周红玫对此无疑是如数家珍的。
新沙小学的开放校园理念，石厦小学的“都市合院主义”，人民小学校园里的一片小森林，福田机关二幼的三棵大榕树……
不过，这些设计理念一以贯之地变成校园建筑实体，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代建方、施工方以成本等理由擅自局部改变设计方案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周红玫只要知道了，总是第一时间扑上去保护设计方案，就像“老鹰抓小鸡”里的母鸡一样。但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个学校的拱门就被改得有点走样，这件事让她耿耿于怀很久。
▲景龙小学 由于南向采光的需要，一个交通轴把一排排线性排列的教室串联起来，形成了手指状布局。
“公共空间代言人”
“新校园行动”还在持续着。第一季的9所学校，已经竣工6所。第二季继续在福田区展开，开展了笔架山中学、梅红小学等5所学校的改扩建设计。第三季走进龙岗，以客家书院的格局改造龙岗区的6所学校，力求营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空间氛围和精神场所的“现代书院”。
“学校不是教育容器，而应是教育理想的物质体现”，5年来，周红玫做过不下10多个介绍“新校园行动”的PPT，每一个上面都有这句话。这对她来说似乎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的坪山文化中心也不是文化容器，万象天地也不是商业容器。所以，文化中心要建成开放式的文化聚落，万象天地要建成开放街区 mall。
在此期间，周红玫已调回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担任四级调研员。说句实话，我都不知应该如何称谓这个职务。
不过不要紧，周红玫也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官员。当然，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她本身也是一位建筑师。但是，她对自己的评价却是：“我是天生的公共空间代言人。”
毫无疑问，学校不是教育容器，学校是公共空间。学校的设计，是关乎孩子成长的公共设计。
正当本文即将收尾时，我收到了红岭实验小学办公室主任彭老师发来的几张照片。拍的是一年级学生的小作文，写的是在教学楼顶空中园艺场里种花的“日记”：“一天一天过去了，种子发芽了，我看到它的叶子长出来，真好玩啊！”
深圳的新校园里，种子在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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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晶报APP
统筹：李岷
记者：马骥远
制图：箐屿
编辑：李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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