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绥远（呼和浩特绥远民国十八年的灾荒）

民国时期的绥远（呼和浩特绥远民国十八年的灾荒）由于民国十五年起灾荒连年，有些绥远地方人士不忍做壁上观音，组织了群众救济团体。随后，绥远省政府也成立了赈务机构。但是灾情大、灾民多，赈灾物品少。另外有些负责赈灾的官吏贪污中饱私囊，这就使赈灾活动有其名而无其实。除了上述灾荒，呼和浩特一带的匪灾也是令人闻而生栗的。民国初年后有号称龙虎五大山的匪首，即：陈得胜(号虎臣)、张耀(号飞龙)、小金子(名金宝山)、赵半吊(名青山)、郭秃子(名春山)、徐文标(号松山)、戴海源(号茂山)组成为害。这些土匪活动规模大，他们攻城破县，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他们还用“请财神”的办法勒索钱财 导致许多人家家败人亡。小股土匪三五成群，数不胜数。尤其遇上灾年，更是遍地皆匪。这些小股土匪大多昼伏夜出，干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勾当。《绥远通志稿》就民国十五年的匪患有清楚的记载：“天久未雨，各县大旱、民心惶惶、各处无赖辈，三五成群、持棍行劫，名曰：不浪队，明火抢劫、

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

呼和浩特座落在山水环绕、草木丰美的土默川平原上，背靠大青山，南临大黑河、小黑河。在西南约八十公里处是驰名世界的黄河，它从西来，向南去，在这个平原的一角奏着洪流九曲中的塞外一曲，使呼和浩特的山川形势更加壮观。

可是在科学技术极其不发达的旧中国，虽然呼和浩特地理环境优越，人民群众却无法利用，往往守着黄河、大黑河、小黑河 还要尝食旱灾的苦果。有时，由于阴雨连绵造成河水泛滥，使人民群众饱受水患的危害。另外，风灾、雹灾、霜灾、虫灾、疾病、兵荒匪乱加上苛捐杂税等种种天灾人祸，使呼和浩特广大群众熬过了天灾，熬不过人祸，躲过了人祸，又躲不过天灾，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常常处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民国十八年呼和浩特的灾荒就反映了这种情景。

据《绥远通志稿》载：民国元年八月，阴雨使黑河水涨出岸，使得沿黑河座落的二十四个村庄全部被淹。民国五年的春天，一场大风把白天吹得不见天日，呼和浩特一带村庄里农具被掀上天，碌碡被刮出几里外。牛、羊群被吹得找不回家，损失不可胜计。民国六年九月发于东三省的黑死病(鼠疫)入呼和浩特。这种病传染快、发病急，很快从城里蔓延到乡村。到十一月仍不下雪，天气冷一阵热一阵，更利于病菌繁殖、扩散。因此，这年年底竟使火车无法运行，呼和浩特的交通一度中断，这场病一直到民国七年三月才熄灭。惨状前所未有，“往往全家仅余幼儿一人，亲友不敢收容，听其冻饿而死。死者尸体纵横，有延至数月尚未掩埋者”。

民国十五年春夏，“全境苦旱、田稼多枯”，同时又出现了战乱。战事在奉系、直系、晋系等军阀组成的军阀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之间展开。起因是由于南方的国民政府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誓师北伐，国民军在北方遥相呼应，军阀联军怕受到前后夹攻，就在这年八月份倾泻全部力量压迫驻守北京南口一带的国民军。国民军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被迫于八月中旬从南口西撒，十万败军路过呼和浩特，退到包头以西的五原一带。随后，晋军进入呼和浩特，到十一月下旬，奉军又取代晋军。这些军队“称兵构衅之时，又复到处搜刮粮供，为从来所未有”。这年，在旱灾、兵灾的祸害下，“遂成饥馑之岁。”

民国十六年，“民以无力备种，春耕大半停辍，夏复大旱，下种之田秋收无望，又成饥年。”可是绥远都统衙门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通过丈地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三月二十八日清晨，在中共绥远工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几千市民、学生和工人在呼和浩特旧城南的孤魂滩，开“难民大会”，并进行游行示威。这就是呼和浩特历史上有名的“孤魂滩事件”。

民国十七年春夏大风，旱情不减、农田又颗粒无收。“中产已为赤贫 能自给者一村百无一二”，这幅悲惨的画面已经给民国十八年罩上了一层阴影。

除了上述灾荒，呼和浩特一带的匪灾也是令人闻而生栗的。民国初年后有号称龙虎五大山的匪首，即：陈得胜(号虎臣)、张耀(号飞龙)、小金子(名金宝山)、赵半吊(名青山)、郭秃子(名春山)、徐文标(号松山)、戴海源(号茂山)组成为害。这些土匪活动规模大，他们攻城破县，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他们还用“请财神”的办法勒索钱财 导致许多人家家败人亡。小股土匪三五成群，数不胜数。尤其遇上灾年，更是遍地皆匪。这些小股土匪大多昼伏夜出，干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勾当。《绥远通志稿》就民国十五年的匪患有清楚的记载：“天久未雨，各县大旱、民心惶惶、各处无赖辈，三五成群、持棍行劫，名曰：不浪队，明火抢劫、遍地皆是”。到了民国十八年，土匪的活动就更频繁猖獗了。

由于民国十五年起灾荒连年，有些绥远地方人士不忍做壁上观音，组织了群众救济团体。随后，绥远省政府也成立了赈务机构。但是灾情大、灾民多，赈灾物品少。另外有些负责赈灾的官吏贪污中饱私囊，这就使赈灾活动有其名而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