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是真实的还是虚构（雷雨被误读）
雷雨是真实的还是虚构（雷雨被误读）上海话剧中心剧场略显逼仄的后台，离登台还有十多分钟。“周朴园”已经穿好西裤、衬衣，又让服装师帮他扣上袖扣，再套上马甲……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是观剧多年的内行人心里明白，对于《雷雨》的演员们来说，周朴园穿什么样的服装上场，曾经意味着他们和曹禺之间的距离。——北京人艺导演顾威八十年前，刚刚创刊不久的《文学季刊》，刊登了23岁年轻人万家宝的剧本《雷雨》，正是这部作品，后来被树立为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和成熟的坐标原点。但是，回望来路，后人是否真的读懂了《雷雨》？曹禺的追随者是在一步步趋近经典，还是在不知不觉间与其背道而驰？幕落之后，讨论继续。追随：离得越近，越“说不尽”“曹禺自己都说，‘我不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我们也只能是一步一步接近曹禺先生的原意。”
北京人艺第三版《雷雨》剧照。该版于2004年首演，杨立新饰周朴园、龚丽君饰蘩漪、王斑饰周萍。
北京人艺第一版《雷雨》剧照。该版首演于1954年，由郑榕饰演周朴园，于是之、苏民等人先后饰演周萍，吕恩饰演蘩漪。
北京人艺第二版《雷雨》剧照。该版首演于1989年，由顾威饰演周朴园，龚丽君饰演蘩漪，濮存昕饰演周萍。
8月3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雷雨》结束了在上海的四场演出，算是为纪念该剧发表八十周年的演出活动画上了休止符。这样一场本意是向经典致敬的活动，却因为一些年轻观众在剧场里发出的爆笑声，而将经典推向了被人拿来重新审视和评价的位置上。虽然尴尬，但也为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思考契机。
八十年前，刚刚创刊不久的《文学季刊》，刊登了23岁年轻人万家宝的剧本《雷雨》，正是这部作品，后来被树立为中国戏剧走向现代和成熟的坐标原点。但是，回望来路，后人是否真的读懂了《雷雨》？曹禺的追随者是在一步步趋近经典，还是在不知不觉间与其背道而驰？幕落之后，讨论继续。
追随：离得越近，越“说不尽”
“曹禺自己都说，‘我不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我们也只能是一步一步接近曹禺先生的原意。”
——北京人艺导演顾威
上海话剧中心剧场略显逼仄的后台，离登台还有十多分钟。“周朴园”已经穿好西裤、衬衣，又让服装师帮他扣上袖扣，再套上马甲……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是观剧多年的内行人心里明白，对于《雷雨》的演员们来说，周朴园穿什么样的服装上场，曾经意味着他们和曹禺之间的距离。
北京人艺最早排演《雷雨》是在1954年。当时，周朴园由郑榕饰演，从上场到结束，一直穿着传统的长袍马褂。1989年《雷雨》复排，导演夏淳强调，周朴园并不是一个土财主，而是有着留洋经历，带着资本主义新气象而来的商人。那一版中，饰演周朴园的顾威是穿着西装上场的。这一做法如今延续到杨立新饰演的第三代周朴园身上。
六十年，在几乎没有改动台词的前提下，北京人艺诠释了三版表达不尽相同的《雷雨》。
仍以周朴园为例，第一代周朴园的角色定位更像是封建家长，是全剧的罪恶根源，是要反对和批判的对象。但从第二版开始，这个角色更多地被当成是一个复杂的人来看待，演绎者有意强调他的留洋背景；强调他对初恋侍萍的真爱；他对蘩漪的态度不是存心的折磨，而是他自认为的爱的表达；他和鲁大海的关系，也从雇佣变为父子。“词还是那些词，但你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顾威说，当年他正是因此才敢接过这个角色。
去年，清华大学曾为《雷雨》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名为“说不尽的《雷雨》”。“说不尽”这三个字用来评价《雷雨》，真是恰如其分。这出戏乍一看，有爱情、有乱伦、有死亡、有惊悚，占尽了时下所谓的商业娱乐元素；但仔细品味，字里行间却又藏着一层一层的深意，几乎每一句台词都显得意味深长。
即使是曾经在《雷雨》中饰演了重要角色的几代艺术家，也“说不尽”对这部作品和剧中人物的认识。郑榕常说，他在周朴园这个角色上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从扮演周朴园到理解周朴园，再到像周朴园那样在舞台上生活，经历了漫长的一段时间，他后来才逐渐意识到，“真正的艺术创作永远是和艺术对象的具体性紧紧联系着的。”
曾在剧中饰演大少爷周萍的于是之，有着类似的感受。当初，这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竟然为了这个角色而不知所措。翻看他的创作日记，里面充斥着这样的语句：“过去把导演的意见领会错了”“我的人物搞错了”“愈发觉得自己搞得不对，完全不对”……很是迷惘。
濮存昕从1990年出演周萍，他的父亲苏民也曾饰演过这一角色。外人总觉得，这样一个“世袭”的角色，他演起来应该再自如不过，可濮存昕却遗憾地说，这是一个未完成的角色。“起初我是在表演我的理解，把表演弄成了一个空壳，只剩下情绪一片。”他说。
有一段插曲——1996年，濮存昕再演周萍时，他因为刚刚出演电视剧《英雄无悔》而成为妇孺皆知的明星，当演到周萍跳窗户这一情景时，台下的观众竟然笑着说：“快看，高局长跳窗户了！”此后，濮存昕一直致力于去除剧场里的笑声，可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和剧中角色融为一体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成为周萍。”
因为年龄的关系，他在2001年主动退出《雷雨》剧组，给自己留下这个未完成的角色。“我对这个角色很有感情，十几年来一直在揣摩他、完善他，但还是没有完成好。”濮存昕遗憾地说。
经历了三代演员整整六十年的诠释，北京人艺把《雷雨》说清楚了吗？顾威给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经典永远不可能说是挖尽了，曹禺自己都说，‘我不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我们也只能是一步一步接近曹禺先生的原意。”
理解：心怀敬畏，难归本意
“其实，他写《雷雨》的时候哪知道什么叫阶级，这个词儿他都没有听过。” ——著名编剧、曹禺之女万方
下月出版的《剧本》杂志，将刊登著名剧作家万方的作品《新雷雨》。万方说，自己这部耗时一年多才得以完成的作品，既是向父亲曹禺的《雷雨》致敬，也是对多年编剧、观剧体验的一次总结。她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和《雷雨》的关系：“《雷雨》就像是身体健康的父母，而我的作品则是他们的孩子，虽然外貌不一样了，但流着的血都是一样的。”
尽管《雷雨》是父亲最著名的作品，但万方对这部作品的最初印象却是恐惧。那是在她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带她去剧院看《雷雨》的演出，剧中第三幕电闪雷鸣的效果吓哭了小万方，一向温文尔雅的曹禺怕影响观众，赶紧把她夹在胳膊下跑出剧院。后来，曹禺又带着她去后台，看那些把她吓哭的效果如何制造出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万方对《雷雨》是有些轻视的。“我觉得它太像戏了，似乎就不那么高级。”可当她成为编剧后却发现，“当编剧结构是最难的，而《雷雨》最好的就是结构。”她说，自己曾试着按照《雷雨》去结构一个复杂的故事，“但是真结构不出来，把这么复杂的关系结构在24小时里，而且还得有人物、有人性，我是写不出来。”
理解了父亲之后，万方发现，父亲的创作方式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作品。和父亲一样，她喜欢把故事的发生地聚焦在一个家庭，“人在家庭中是最本真的样子，不像在社会上戴着各种面具。”万方还发现，自己写作中最想写的就是那些让自己困惑的事情，她认为这一点也和父亲的影响有关。
1934年发表的《雷雨》剧本中，原本包括序幕和尾声，但是因为有评论者指责其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因此该剧在1936年首演时就删去了这两个部分。万方创作《新雷雨》，却刻意从序幕和尾声的角度出发，从剧中人的老年开始铺陈情节。不过她承认，自己这么做也不见得是回归了父亲的本意，而是试图抱着一颗敬畏的心，换个角度去看待原著。
万方认为，自己的敬畏之心来自于理解。“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能跟所有人沟通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人生的感受，那种让你觉得无力的无奈感、挣扎感，也许很多80后、70后都有这种被束缚、被压抑的感觉。”万方说，她的这个新作品虽然还是《雷雨》，但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更注重通过《雷雨》和当下的生活相结合。
促使万方动笔写这样一部作品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对父亲的惋惜和遗憾。在她看来，误读了曹禺和这部作品的不只是外人，“就连他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的作品是有问题的。”比如有一段时期，人们经常以阶级批判论来阐述《雷雨》的主题，“其实，他写《雷雨》的时候哪知道什么叫阶级，这个词儿他都没有听过。”
但是，今天的创作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真正的《雷雨》呢？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认为， 今天之所以产生不了《雷雨》这样伟大的作品，是因为“今天的作家没有曹禺的善良，没有曹禺的悲悯情怀。曹禺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经典，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所以曹禺才能够在人艺的宣言里面说，我怀着悲悯的心情写剧中人，我希望观众也用悲悯的眼光来看。”
重构：消解经典，大师“复活”
“艺术是自由的，文本写出来作者就死了，解读的权利在每一个导演。”——青年戏剧导演王翀
在排练厅外的一家小餐厅里，王翀一边吃饭一边聊起了他两年前的作品《雷雨2.0》，而在排练厅里，演员们正等着他排练《群鬼2.0》。今年32岁的王翀，一直致力于重构经典作品，他说，这种重构是为了让大师复活。当然，他的重构并不是恶意的“拆迁”，而是建立在自己对经典的理解之上。
少年时代，王翀对《雷雨》一度是极为排斥的。中学课堂上学习《雷雨》剧本（节选）时，老师专门找来北京人艺的演出录像，那时候他不大懂话剧，也没看过《雷雨》，“可是潜意识里就觉得这个东西代表老的文化，是陈旧的，带着土腥味的，是那一代人的，是我的敌人。”王翀说，那节课上他刻意地去和同学聊天，来避免被这种“陈旧”的东西“感染”。
直到自己开始涉足戏剧艺术，王翀才发现，“曹禺的《雷雨》在中国戏剧作品中是拔尖的，他的文学性，对人物的深度阐释都有相当高的水准，对女性、对旧家庭、对资本的认识都超前于他的时代。”后来他走出国门看了国外的戏剧作品，再回看《雷雨》，又有了新发现：“它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可以和当下的时代发生关系。”在这个发现的促动下，他后来创作了《雷雨2.0》。
对《雷雨》的重构和改编，此前已有先例。
早在1993年，还在读博士的导演王晓鹰，就在导师徐晓钟的带领下重排了一版“诗意的《雷雨》”。为了突出诗意色彩，原作中鲁大海这个角色被去除，矿上罢工的背景性事件也被完全剔除。为了这番改动，王晓鹰曾专门前往医院征求曹禺的意见，一向善解人意的曹禺对此表示赞同。当时他说：“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但是很有启发性，这能让《雷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它已经很旧很旧了。”
该剧首演时，曹禺还专门带病前往观看，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进剧场看戏。
2007年，导演王延松排演了全新解读版《雷雨》，恢复了原著中的序幕和尾声，并希望借此能够“跟青年曹禺对话”。其实，当初删去序幕和尾声，曹禺曾表示过异议，但他也曾承认：“这个问题需要一位好的导演用番功夫来解决，也许有一天《雷雨》经过一番合宜的删改，会有个新面目。”
王翀的《雷雨2.0》将事件背景设置在1990那年，剧中人身上带着鲜明的《雷雨》烙印，却没有了原先的名字，可熟悉原作的观众依然分辨得清哪个是四凤，哪个是蘩漪。尽管在这部用现代视听语言所包裹的作品里，王翀试图延续的依然是曹禺原作中所呈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桎梏，但事后评论家们却认为，《雷雨2.0》与《雷雨》无关，甚至与曹禺的原意相去甚远。
可王翀说，他并不在乎曹禺的原意究竟是什么，“艺术是自由的，文本写出来作者就死了，解读的权利在每一个导演。”在他眼里，任何解释都是解释，“并不存在真正的《雷雨》，不存在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就是文本本身，任何创新的解释都是有意思的，唯一没意思的就是所谓的经典，所谓的真正的《雷雨》。”
在外人眼里，王翀的做法是对权威的消解，可他认为，自己是要让大师“复活”。“那种陈旧的、程式化的表演方式其实把大师的作品给演死了，而我是让它和时代发生关系，和这个时代的观众发生关系，让原著中的闪光点更加闪光。”王翀透露，他接下来还要做《雷雨3.0》，把时代背景转移到当下，周朴园成了山西煤老板，周冲是国际学校就读的公子哥，“这些人都是我们见过的，而不是飘在空中的。”王翀说。
就在今年，著名导演林兆华也创排了一版《雷雨2014》，该剧试图从周朴园的视角重新讲述整个故事。不过这个作品在演出时并未取得成功，大多数观众对他的改编手法并不认同。事实上，这也是多数《雷雨》改编作品的遭遇。尽管这部作品强大的生命力和文本丰富的可能性，为改编者提供了基础，但时至今日，能够得到观众认可的改编作品却寥寥无几。
评论家解玺璋认为，《雷雨》写的是悲剧，而这部作品八十年来的命运本身也是个悲剧，“它自从一生下来就被别人‘绑架’，曹禺就失去了支配它的权力。”他认为，我们今天坚持的传统，可能是对《雷雨》误读的传统，“我们今天已经和曹禺渐行渐远，能不能找到回来的路都是问题。我们需要的创新，其实应该是回归曹禺，真正地去理解他，理解他笔下的人物。”
虚拟问答
曹禺：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
有人说，《雷雨》从诞生之初就安居于庙堂之高。其实不然。这八十年来，一直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以审慎的态度看待这部作品，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无缘和曹禺先生面对面讨论这部作品，那么不妨回到他的文字中，进行一次虚拟的对话。你会发现，今天人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其实曹禺早已做出了回答。
问：《雷雨》是模仿之作吗？
答：我很钦佩，有许多人肯费了时间和精力，使用了说不尽的语言来替我的剧本下注脚。在国内这些次公演之后更时常地有人论断我是易卜生的信徒，或者臆测剧中某些部分是承袭了Euripides的Hippolytus（指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的名作《希波吕托斯》）或Racine的Phedre（指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作品《费德尔》）灵感。认真讲，这多少对我是个惊讶。我是我自己——一个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窥探这些大师们的艰深，犹如黑夜的甲虫想象不来白昼的明朗。在过去的几十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
问：《雷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答：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第二个呢，有些人已经替我下了注释，这些注释有的我可以追认——譬如“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但是很奇怪，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象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问：如何看待《雷雨》中的角色？
答：在《雷雨》里的八个人物，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与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给我多少满意。我欢喜看蘩漪这样的女人……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吗？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懦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所有回答均摘自曹禺《我如何写雷雨》一文，该文于1936年1月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第8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