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团史主题绘画（档案里的百年团史）
百年团史主题绘画（档案里的百年团史）一封信请来了团一大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尽管团的工作可以稍许“松动”或半公开，但仍是密探主要“监控”的对象。在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一名叫关谦的密探，就曾多次向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报告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情况。其中一份1921年3月17日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密报，为历史留下了真实一页。11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习团为基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青年团以青年特有的朝气，从上海、北京辐射到广州、武昌、长沙、山西等地。在青年团发展初期，主义派别众多，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诸多主义的混杂，在时政见解上、在行动准则上，常因意见不一而彼此互相冲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得不在1921年5月宣告暂时解散。1921年8月，张太雷奉调回国，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工作的
青春在历史中永驻。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呱呱坠地。一支青年大军，在党的旗帜下集结出发，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挑战与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前辈们的青春百年奋进史，就是鲜活有声的教科书，指引我们立志接续奋斗，不负韶华，建功新时代。
一个密探的 “情报”真史
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1月，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习团为基础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青年团以青年特有的朝气，从上海、北京辐射到广州、武昌、长沙、山西等地。
在青年团发展初期，主义派别众多，有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诸多主义的混杂，在时政见解上、在行动准则上，常因意见不一而彼此互相冲突。针对这一情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得不在1921年5月宣告暂时解散。
1921年8月，张太雷奉调回国，带回了青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完成创建青年团工作的指示。同年11月，在共产党指导下，青年团工作正式恢复。
当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尽管团的工作可以稍许“松动”或半公开，但仍是密探主要“监控”的对象。在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中，一名叫关谦的密探，就曾多次向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报告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情况。其中一份1921年3月17日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密报，为历史留下了真实一页。
一封信请来了团一大
1922年4月初，一位刚满19岁的神秘旅客塞奇·达林秘密经哈尔滨到上海，以青年共产国际远东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商议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事宜。
达林于1917年夏参加了奥勒尔市社会主义青年小组。1918年该小组改为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达林任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工人青年团奥勒尔团组织第三国际。
达林到达上海后，“诸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保证与会代表的安全，如何保证大会顺利进行，如何不被“搅局”。北京不行，上海不行，那在哪儿开会？正在犯难之时，一封飘散着红棉芬芳的书信，寄到了临时团中央代理书记施存统的手上。
这封信是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广东团书记谭平山寄来的。他在信中特别建议开会选址处：“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
谭平山写给施存统的信
党、团中央迅速开会研究，其结果是接受广东建议。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广东。
1922年4月19日，达林正好满20岁这天，到达汕头。在这里完成了在上海议定的分工任务，分写社会主义青年团章草案，了解了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由于陈炯明公开反对孙中山，本应与张太雷等汇合一同前往广州东园，但此时，只能分开行动。4月30日，到达广州东园。
东园是晚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别墅，辛亥革命时充公后，国民政府将这里辟为国际世界语协会广州分会。全国、省、市一些重要集会和进步活动都曾在这里举行。1912年5月4日，孙中山在东园发表《民主主义之实施》的演说。随后，这里就成为孙中山举行宣传革命、推动护法的集会地；也是广州市民声援北京五四运动的集聚地……
广东东园成为历史的选择。
特别时间的“三会”并开
临时中央决定1922年5月5日在广州东园召开团一大，这一天是马克思诞辰纪念日。
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解释说，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变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团代表大会赶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即强调了团的发展方向”。
当然，达林也记述了另一面：“令人讨厌的中国白蛉子看来是站在外国帝国主义一边。在我们讨论、协商时它们肆无忌惮地叮咬我们。结果我们的脸、手和脚都起了大包。”
事实上，不仅这些，我们应感谢达林，因为他在后来写了一本24万字的《中国回忆录》，这本书给团一大、给中国留下了珍贵的历史。
代表们到广东开会，也并不是特别顺利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论是陆路还是水路，其行程都有很大安全风险。张太雷一行在赴广东时，进行了多种行程方案的精心拟定，制定了详细的路线。但还没出发，就遇上广东的陈炯明公开发动武装叛变。张太雷一行人，不得不改变原定路线，重新拟定从陆路到达广州的路线。原来的一行人，也完全分开，变成分散行动。
几经周折，张太雷乘轮船经香港再到广州，于4月26日与达林、蔡和森会师东园。
5月5日，团一大开幕式与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和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
会场没有在那栋红白相间的两层洋楼内举行，也没有在四角凉亭中举行，而是在两个建筑间用茅竹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在简易的棚子里，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主席台正中挂着一幅马克思画像，画像下面设讲台。讲台的旁边坐着来自团临时中央局及15个地方团组织的25名团代表。
大会主席张太雷致开幕词，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发表演说，国际代表达林讲话，“三会”推举的代表登台展现青春风采。开幕式留下了两件最珍贵的历史物证：会议当天散发的《马克思纪念册》和开幕式的会议记录长卷。
从此，一个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正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共青团的带领下，开始了不平凡的奋斗历程。
长沙团组织的超龄书记
1920年10月，毛泽东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着手筹建团的工作。通过毛泽东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努力，长沙的建团工作取得显著成效。1920年入团者就有16人。
谁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相关著述说法不一。有的记述，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是刘少奇，有的说是张文亮，有的说是彭平之。从保存在长沙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年填写)中可以看到，在湖南最早加入青年团的是彭平之，其入团时间和介绍人栏内填写的是1920年10月，介绍人是毛泽东。就是说，他是毛泽东介绍发展的第一个团员。彭平之，1900年4月10日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17年，考入湖南湘乡县驻省中学，经蔡和森的介绍与毛泽东相识。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的，团书记是毛泽东。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奏响了激越的青春旋律。在1921年7月前，入团者就达到了36人。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在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在湖南建团工作过程中反复强调要“找真同志”。
为贯彻团一大的精神，1922年6月1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召开改组大会，毛泽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部长。改组大会闭幕后，毛泽东专此给团中央写了一封信，汇报改组情况。
在这封汇报信中，毛泽东特别提到自己的超龄问题。团一大通过的章程规定团员为15岁到28岁，超龄为特别团员且只有发言权。章程还规定：特别团员经所在地方团组织过半数决议认为必要时，并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得有被选举权。毛泽东在长沙团的改组中超龄依然当选为书记，长沙团组织根据团一大通过的章程附则，经全体表决推其为职员。作为特别团员的毛泽东，经本地团组织推为职员和具有选举权后，同时还必须经上级组织团中央批准。所以，毛泽东在给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施存统的信中，在汇报了长沙团的改组情况之后，用“乞示复”和“候复”等词句，请求上级批准同意。
这封毛泽东手迹，成为中国团运史上极为珍贵的文献级档案。
“改名”又“改造”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大，在这次会上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次改名，与国际形势有直接关系。当时在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为了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相区别，表示中国青年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青年组织，大会决定和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各国青年团一样，把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郑重申明：我们决不再沿用以前那种不甚恰当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相信为要促进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恐怖的名词，我们正应当很勇敢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面目，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发抖。
1936年11月，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党中央做出了改造共青团的决定。要将全国各地青年团组织根据各地实际进行改造，使团员成为全国青年和模范。要吸收共青团员入党，没有入党的就成为党的积极分子。要广泛地教育宣传共产党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要彻底改变青年运动中的工作方式，要采取青年的、群众的、民主的、公开的工作方式，培养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引导青年走革命道路。这次改造到1937年底顺利结束。
从1937至1946年，共青团组织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抗日救国青年团体。在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有：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有：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武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
北平再迎“新青年”
1946年9月，共产党根据抗战后的革命形势，决定第二次建立团组织。重建工作由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同志负责。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青委主要抓了三项工作：开办团校，训练干部，为建团做干部准备；恢复《中国青年》杂志，为建团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起草团章。同年9月正式独立命名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校开班；12月20日，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出刊。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央团校的创建和《中国青年》的复刊，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团组织，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国普遍建立青年团。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胜利召开。大会的会场就设在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艺专礼堂。那年刚30岁的实用美术系讲师周令钊带领学生们参加了大会会场的设计、布置工作。他后来回忆说：“学校里一下来了这么多干部，每个人都穿着灰布军装，中间扎着腰带，这让学生们很羡慕。很快地大家也都效仿，每个人的腰上都扎上了腰带。更让大家高兴的是，大家终于亲眼见到这些仰慕已久的革命领袖，高兴极了。”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
香山接见“三会”代表
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在北平连续召开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分别成立了全国学联、共青团中央和全国青联。
荣高棠是参加三个大会的“三会”代表，他清楚地记得：
4月的一天，学联代表们乘车早早来到香山，排好队，等待着最幸福的时刻。当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出现我们面前时，“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在山谷。大家欢呼着，使劲儿地鼓着掌，争先恐后地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许多同志握住了就舍不得松开，有人还想多握几次，最后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都围了起来。这时，手里有照相机的同志忙了起来。他们跑前跑后，给这个照，给那个照；给别人照，还要给自己照，留下了一个个宝贵的瞬间。全国学联的代表刘秀政同志在人群中一个劲地往前挤，终于挤到毛主席身边，留下一张合影，成为永久的纪念。
5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第二次在香山双清别墅东门外树林里接见了青代会代表。这一天，毛主席穿上了一身棉布单衣，显得更有精神。代表们排成长长的两行，夹道欢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一群儿童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敬献鲜花。随后，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缓步依次和两边的同志握手。因后面的同志也纷纷把手伸向主席，很快队伍就变了样儿……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上了一座高台，军乐队奏起雄壮的乐曲，四名青年托着一面巨大的锦旗献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前。旗上写着16个大字：“我们向你们学习，在你们的旗帜下前进！”接着，来自东南、西南、华南和台湾的代表也分别献上锦旗。
最后，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他们勉励青年为解放全中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做一个新时代的主人！
再“改名”时的现场瞬间
1956年5月10日，团中央宣传部发出《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征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团徽、团旗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队徽的工作意见》。团中央宣传部对团徽的设计要求是：图案要体现“青年团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表达青年团员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热情”；团徽的式样要和团旗统一起来，“色彩鲜明，不超过三种颜色”“简单朴素，活泼大方和美观”。
我们在这份文件中发现，青年团的名称又有了变化，即不再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而是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早已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但名称的改变，还必须要经过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表决。所以1957年5月15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表达了广大团员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并把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当作自己崇高的理想。正是基于国家的需要，大会一致通过，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此，中国共青团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百年历程中，青年团经历了两次创建、两次改名、一次改造，都镌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在百年历程中，青年团诞生了团旗、团徽、团歌，铸就了青春色彩，留下了铿锵步伐。在百年历程中，档案记录了历史的鲜活，烙印了伟大的日子，这些都成为青年团百年辉煌中的高光时刻。
回首共青团的百年历史，是为了不忘初心，永远与党同步同行！让我们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在青春绽放中，踔然前行，一起走向未来！
（《 人民政协报 》 2022年04月28日 第 09 版 本文作者漆亚婷工作单位为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