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错案怎么处理（如何避免冤假错案）
宋朝的错案怎么处理（如何避免冤假错案）明朝锦衣卫示意插图众所周知，“审案制度”即代表古代刑狱案件的“审理流程”，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其实也就三个步骤，即先从“律法”中找到相对应的“惩罚条例”，然后根据这个“惩罚条例”对“罪犯”加以“治罪”，最后就是宣判“执行”。“律法”不用说，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地位、以及捍卫臣民权益的“工具之一”，代表的是全体国民的意志，所以通常在政权建立之初，就会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加以颁布实施，而且白纸黑字，无特殊情况是不得随意更改的。就好比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君主专制”而专门设立的“锦衣卫”，其就有一个“不丽于法”的特性，顾名思义，就是不以律法为凭借。这也就意味着锦衣卫是一个审案不受律法约束的特殊行动机构。——《明史·刑法三》
序言：
封建统治者为了实现统治及管理政权的目的，往往都会借“律法”来约束臣民的不法行为。明朝也不例外，诸如明洪武年间颁布推行的《御制大诰》以及《大明律》等等。但问题律法的执行者却是“人”，所以在审案之时难免就会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为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明太祖会在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暂时性的将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所分别掌握的“审案流程”合而为一，使其各不干预的同时又互相牵制，对明朝“审案制度”的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代刑狱案件示意插图
众所周知，“审案制度”即代表古代刑狱案件的“审理流程”，如果说的简单一点，其实也就三个步骤，即先从“律法”中找到相对应的“惩罚条例”，然后根据这个“惩罚条例”对“罪犯”加以“治罪”，最后就是宣判“执行”。
“律法”不用说，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地位、以及捍卫臣民权益的“工具之一”，代表的是全体国民的意志，所以通常在政权建立之初，就会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加以颁布实施，而且白纸黑字，无特殊情况是不得随意更改的。
就好比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君主专制”而专门设立的“锦衣卫”，其就有一个“不丽于法”的特性，顾名思义，就是不以律法为凭借。这也就意味着锦衣卫是一个审案不受律法约束的特殊行动机构。——《明史·刑法三》
明朝锦衣卫示意插图
从而也就导致“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狱，所诛杀为多”，锦衣卫赫然是凭借其“不丽于法”的特性，办案全凭自己喜好肆意定罪，闹得满朝文武人心惶惶，对官员行政效率的提升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明史·刑法三》
这个案例一方面足以证明“律法”对政权的重要性。另外一方面也足以证明，如果律法的执行者不按律法办事，亦或者是投机取巧，趁机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话，那“律法”的存在将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冤假错案”，其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律法”，而在于“审案制度”的第二环节，即根据律法对“罪犯”定罪。因此，如果明太祖想真正实现避免冤假错案的目的，那么整改目标自然是要对这第二个环节下手，即整顿“律法的执行者”。
都察院示意画像插图
明初“审案流程”一分为三而在明太祖进行整改之前，除了“锦衣卫”这个游离于“律法”之外，且主要针对官员贪污腐败案件的特殊行动机构以外，明初的“审案流程”其实是分别掌握在“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这三个“行政机构”之手，也就是史书所说的明朝“三法司”。
“刑部”不用说，其自洪武元年（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初置之时，就已然具备了“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的职能，而这“掌天下刑名”所指，便是明朝的所有“律法”制度。——《明史·职官一》
而且史书也明文记载，“刑部”还有着“凡军民、官吏及宗室、勋戚丽于法者，诘其辞，察其情伪，傅律例而比议其罪之轻重以请”的职能，即可以独立完成对“罪犯”的调查和定罪，也就相当于明朝的最高“司法”机关。——《明史·职官一》
大理寺示意画像插图
而大理寺呢，则是负责“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顾名思义，就是刑部将罪犯定罪以后，便可以“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由大理寺来进行审核以及宣判，即等同于明朝的“最高法院”。——《明史·职官二》
至于都察院，其职能则是“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意思就是如果有官员徇私舞弊，都察院便可以向统治者上奏弹劾，然后将其移交给刑部论处。即代表着明朝的最高“监察”机构。——《明史·职官二》
简而言之，虽然这三个机构之间的联系看似十分紧密，但实则却是将明初的“审案流程”一分为三，且各不干预，各自独立的掌管其中一部分，即是由都察院来“起诉”，然后交由刑部“调查以及定罪”，最后再移交到大理寺进行“审核以及宣判”。
冤家错案示意画像插图
什么是冤假错案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冤假错案”，单从字面上来看，所谓的“冤假错案”，无非就是冤案、假案、错案的合称，最后被定罪的往往是权益“受到侵害”的那一方，即本身“无罪”，最终却成了“有罪”的那一方。
我们就拿明朝的官员犯罪来举例吧，都察院所负责的“起诉”那一块，往往只是因为官员犯罪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才会对相关官员进行弹劾。
如果当朝统治者准奏，那么便可以将官员移交给“刑部”，并进行下一步的调查。也就是搜集“证据”或者证明“证据”的真实性以及犯罪动机，毕竟怀疑官员有罪，那总得有证据吧，如果没有证据，那官员有罪的言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刑部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可问题也正是出在这里，如果有不法官员向刑部行贿，继而联合刑部官员伪造证据，然后找“顶包者”顶罪。或者干脆对受害者严刑逼供，导致受害者“屈打成招”怎么办？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绝对不会少见。
如此一来，也就正应了笔者前文所说的，“冤假错案”都是出现在“审案流程”的第二个步骤上，也就是给“罪犯”定罪的这一个环节。
都察院起诉，但没有证据或是证据不足；可刑部却被买通，虽说搜集到了“证据”和“供词”，也验证了证据真假或者是犯罪动机，然而却全部都是“假的”，之后的“定罪”就更不用说了；而“大理寺”的审核及宣判又多是基于刑部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供词”为大前提。
最终结果不言而喻，罪犯依旧逍遥法外，真正的“受害者”、或者“顶包者”却平白无故的蒙受了不白之冤。
刑部官员示意画像插图
“案件流程”一分为三的局限性这也就意味着明初将“审案流程”一分为三的“审案制度”，其实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的，无疑就形成了一套由刑部占据“主导地位”，而都察院以及大理寺却是占据“辅助地位”的“审案制度”。
当然，这里的主导地位以及辅助地位只是针对“审案流程”这一方面而言，并非是针对这三个机构的全部职能，这点还是有必要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再加上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所负责的审案流程又各自独立，一旦将案件移交到刑部以后，如果再贸然进行干预，那就是越权，即便刑部愿意，那统治者也不会愿意啊。否则当初为何又要分权呢？这不是明摆着打“统治者”的脸吗。
都御史示意画像插图
当然，如果都察院的都御史、以及监察御史能够提前将证据搜集完备，然后再向皇帝上奏弹劾的话，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作为当朝统治者的“耳目风纪之司”，都察院也确实有这样的权力。
可是说了这么多，这还只是官员犯罪的案件，如果是“百姓”呢？纵然都察院监察权力再大，却也仅仅只是针对“职官”而设。而百姓自己则势单力孤，又哪里会有能力去搜集证据呢？故而，一旦刑部官员被买通，那也就意味着“冤假错案”几乎就跑不掉了，只能平白蒙冤。
而大理寺的审核又多是针对刑部提供的“证据”和“供词”，如果刑部已经将一切真实证据销毁，纵然大理寺再三校对审核，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毕竟从根本上就已经是“假的”了。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将“审案流程”合而为一因此，为了能够更为有效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开始，“乃命议狱者一归于三法司”。继而到了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命刑部尚书开济等，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明史·刑法二》
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刑司、五军断事官署于太平门外，名其所曰贯城”以后，明朝的“三司会审”制度才算正式踏上了历史的大舞台。——《明史·职官二》
所谓的“三司会审”，顾名思义，也就是“凡发审罪囚，有事情重大、执词称冤、不肯服辩者，具由大理寺奏请，会同刑部、都察院或锦衣卫堂上官，於京畿道问理。”——《明会典》
说白了就是在大理寺审判之时，如果发现有罪犯拒不认罪，想要翻案之时，便可以酌情况之轻重向皇帝上奏，继而联合刑部、都察院或者是锦衣卫堂上官发起重审。重新对案件进行“调查”以及“定罪”。
很明显，此举所针对的就是刑部所负责的“第二环节”，即明初“审案流程”中“调查、定罪”的第二步骤。
“三司会审”示意画像插图
如此一来，也就等同于是通过暂时提升都察院、以及大理寺职权的方式，将明初被一分为三的“审案流程”在“三司会审”之际合而为一，让明朝“三法司”都能参与到案件的审理当中，继而实现对刑部“审案大权”的牵制和分化，使其无法再凭借独揽“调查及定罪”的审案优势徇私舞弊。
更何况这“三司会审”还是由当朝统治者亲自授意开展，自然就更是断绝了相关官员徇私舞弊的念头，毕竟针对钱财而言，显然还是“生命”要更为重要一点不是吗？在统治者以及都察院、大理寺的重重压力之下，刑部官员又哪里还敢徇私舞弊。
除此以外，如若我们再结合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以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太祖再次“申明其禁，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的事件来看。——《明史·刑法三》
虽然这两份诏书表明的都是明太祖限制锦衣卫大权，剥夺其“诏狱”职能的事件，但无疑也足以表明明朝“三司会审”制度的推行是极为有效的，对避免冤假错案事件的发生属实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剧照插图
结束语综上所述，相信大家不难发现，明太祖之所以会推行“三司会审”制度，在发生重大案件的时候让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共同审案，其目的除了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以外。
其实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刑部”的“司法权”进行制约。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迁，明太祖也逐渐意识到了他在明初将“审案流程”一分为三的举措，其实并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分权而治”，而是将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分给了“刑部”。
从而也就导致明朝的刑狱案件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往往都是由“刑部”在占据案件审理的主导地位，都察院、以及大理寺所承担的“审案职能”反而成了辅助。
也就等同于是在无形中让刑部独揽了“审案”大权，对于一心想要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体系的明太祖朱元璋而言，这显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否则当初直接就将“审案大权”悉数交给刑部不就完了吗？
明朝锦衣卫示意画像插图
又何须去大费周章的来回折腾，又是让都察院起诉，又是让大理寺审核宣判的，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行政成本，更别提洪武十五年专门为加强君主专制而设的“锦衣卫”了。
然而让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共同审案的“三司会审”制度就不一样了，虽说只是在刑部给“罪犯”定罪以后，由大理寺申请的一次“重审”，而且只是在重审期间会对刑部的“审案职权”进行一定的制约。
但无疑在潜移默化间也对“刑部”也形成了一定的震慑，使其不敢再随意的收受贿赂，继而徇私舞弊，制造出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换句话来讲，在明朝推行“三司会审”制度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明初所设的“三权分治”格局其实并没有被打破，依旧能起到完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进程的目的，而且要更为“平衡”，显然是一举多得。
所以，单就明太祖让刑部、大理寺、以及都察院共同审案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属实对明太祖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完善明朝“审案制度”、甚至是巩固皇权，平衡政治关系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