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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师诸人不如师造化(师古人而不拘泥)

与其师诸人不如师造化(师古人而不拘泥)这样不拘泥的创作态度,让李刚田先生在艺术上进一步探寻对自然状态的追求,在师古的同时,也注重“师造化”。造化,即指自然。自然不仅仅是山川草木、虫鱼禽兽、衣冠文物的总括,更是一种顺应本心,不事雕琢,任意而成的情状。欧阳修在《唐元结〈阳华岩铭〉跋》中云:有了这些师古的基础,李刚田先生有了不拘泥的底气——师古而不拘泥。这在他的篆刻作品中体现尤多。古人对印面是否要故意做出一些残破斑驳效果,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在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记述文献后,李刚田先生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是认为当代篆刻,对视觉审美冲击力的要求在加强,作品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技法变化,在印面上求线条和块面的质感,做印之法必然发挥重要作用。李刚田先生曾经对古代印章三十例进行评改再创作,集中体现了他这种师古人而不拘泥的态度,在领会艺术传统精神的基础上,“胆敢独造”,把古人作品,变成自己创作的注脚。11月13日,“心迹双清——李刚田书法篆刻展

与其师诸人不如师造化(师古人而不拘泥)(1)

李刚田评改古印“博山侯家丞”(原印)

与其师诸人不如师造化(师古人而不拘泥)(2)

李刚田评改古印“博山侯家丞”(作者改刻)

与其师诸人不如师造化(师古人而不拘泥)(3)

李刚田临汉张迁碑碑额篆字

图1

11月13日,“心迹双清——李刚田书法篆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作为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李刚田先生书印作品的艺术特色与成就,论者已多。在艺术创作之余,李刚田先生曾陆续将自己在艺术创作中的感受和认识,著文付梓,稍早有《书印文丛》,继之有《李刚田谈篆刻》,最近是《李刚田书印自说》。卷帙虽简,实多真诚之论,绝少伪饰。对照这些著述再去观览展览作品,“眼观”之外,更多了一些能“心读”之处。

品读李刚田书印作品,可以先从师古人说起。李刚田先生自云喜欢临帖:“临帖成了我一种学习方式、休闲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临帖可以入静、入神、入化。可以忘忧、忘我、忘世。”无论是展览中,还是著作里,都可以见到李刚田先生临习古人书迹的作品和感悟。从金石铭刻到楚篆汉简,从南朝书札到北地摩崖,从宋人法书到明清流风,临习范围之广几乎贯穿整个书法史。在《“三名展”创作实录》一文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参考《商周金文摹释总集》的资料,结合老书家来楚生所临毛公鼎的艺术特色,创作篆书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四屏的过程,可以视作他师古的具体一例。临写汉代张迁碑的篆额,他在上下排列茂密的两行书迹之间,留下较宽阔的空白,突出宽博之感,这与弘一法师“书迹旁的空白亦有意义”的观点异曲同工。

师古,不仅仅是师古人之迹,还师古人之学。作为一名篆刻家,李刚田先生依托《说文解字》,辩证地以古文字学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他注意到,汉代封泥“麻乡”中,汉人就已经将麻下面的部分写作“林”,而不是按照《说文》的写法,将下面写作“(见图1)”(音pài)。在《说文》中,“一”与“壹”,“气”与“氣”,有不同的释义,但在汉代这些字就已经简化互通。有一款汉代砖文“道无饥人”的饥字,在篆法上把繁体“飢”字写为形似的“飤”(飤是饲的意思)字。吴昌硕在“印叟”这方印章中,将“印”字刻成反文,而按照《说文》,反写的印字恰恰是抑的写法。严格说,“印叟”刻成了“抑叟”。吴昌硕为自己的学生、后来也成为篆刻家的王个簃批改印作,希望他将“个”字刻作繁体的“箇”字。但是,为了追求笔画简单而形成的疏密对比,王个簃坚持用了“个”字。李刚田先生正是将古人之迹与古人之学相结合,才体会到要辩证衡量篆刻用字,古今篆法有分别与融合,有时为艺术效果甚至可以不惜用“错”字。这些都是积学之悟。

有了这些师古的基础,李刚田先生有了不拘泥的底气——师古而不拘泥。这在他的篆刻作品中体现尤多。古人对印面是否要故意做出一些残破斑驳效果,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在列举了古人的各种记述文献后,李刚田先生并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是认为当代篆刻,对视觉审美冲击力的要求在加强,作品形式的变化必然引起技法变化,在印面上求线条和块面的质感,做印之法必然发挥重要作用。李刚田先生曾经对古代印章三十例进行评改再创作,集中体现了他这种师古人而不拘泥的态度,在领会艺术传统精神的基础上,“胆敢独造”,把古人作品,变成自己创作的注脚。

这样不拘泥的创作态度,让李刚田先生在艺术上进一步探寻对自然状态的追求,在师古的同时,也注重“师造化”。造化,即指自然。自然不仅仅是山川草木、虫鱼禽兽、衣冠文物的总括,更是一种顺应本心,不事雕琢,任意而成的情状。欧阳修在《唐元结〈阳华岩铭〉跋》中云:

元结好奇之士也,其所居山水必自名之,惟恐不奇,而其文章用意亦然,而气力不足,故少遗韵。君子之欲着于不朽者,有诸其内而见于外者,必得于自然。颜子萧然卧于陋巷,人莫见其所为,而名高万世,所谓得之自然也。

欧阳修论述的虽是文章,但是道理同样通于书法艺术——“不朽”的作品并非刻意求奇得来,而是求诸自然本心,是美好情操的体现。与此类似,李刚田先生谈到所谓“笔墨当随时代”,认为“时代”并非刻意求新,刻意张扬,时代特点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是客观存在,不是主观设计,是当代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当代人审美习惯的自然表现。汉晋唐宋——古人并未刻意标榜其时代,而时代特征自然强烈。有了这样的审美意识,李刚田先生不囿于某些具体形态,遵从本心进行艺术创作,这恰与欧阳修的主张相合。

然而,强调自我的本心追求艺术,也不代表恣意放纵。魏晋间一些所谓的名士,傲俗自放,常行放任自我的荒诞之事,被后世讥为不量其才,忸怩作态。对此,《世说新语》中专有任诞一章。比之于艺术创作,李刚田先生对类似的任诞,也有警醒。他强调,艺术创作中固然强调抒发性灵,粗头乱服的天真胜过工艺化的甜熟俗艳。但是,那些看上去的放纵率意,同样也是小心安排的结果。自然、率真的作品背后,每一次妙手偶得之间,都潜藏着作者长期的良苦用心。如果不下真功夫,以粗劣丑陋充作自然率真,岂不与那些假名士的做派一样?

李刚田先生自己说,这次展览“努力在古于今、文人雅意与形式表现、自然书写与书法创作、境界高远与仪态自然之间把握一个‘度’,把握度的能力验证着书法审美水平的高下与创作表现的能力。”师古人而不拘泥,师造化而不任诞,品读李刚田先生的书印作品,这样辩证的“度”,似乎就在其中。

(作者:殷燕召)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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