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品德败坏却写出好文章的人(重义气兄弟让位)
历史上品德败坏却写出好文章的人(重义气兄弟让位)这是在《史记》中记载有关“士”的最早记录,如果我们将故事进行剖析,会发现义和士之间的关系。周武王身边的士兵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冲上去要杀了兄弟二人,姜太公阻止了周围的士兵,然后说:“他们都是义士!”两人听了扬长而去。后来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们觉得吃周朝的粮食是一种耻辱,于是就在洛阳的首阳山寻找野菜吃,不久后双双饿死。孤竹国君死后叔齐不肯坐国君之位,希望自己的哥哥让位。但是他的哥哥伯夷说这是父命,于是选择逃走。叔齐觉得自己做君主有失大义,于是也跟着哥哥逃走了。这两兄弟逃出孤竹国以后,听说西伯姬昌是一位贤君,于是决定到西岐生活。但是他们到了西岐的周部落,周文王姬昌已经去世。此时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准备发兵讨伐商纣王,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快上前进谏,对周武王说:“您的父亲才去世不久,就立刻起兵打仗,这是孝道吗?您是商朝的臣子,却起兵攻打纣王,这是仁义之道吗?”
荆轲刺秦,想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拯救燕国,奈何秦王也不是等闲之人,荆轲在最后一步失败让人叹息,但荆轲的勇气让人佩服,特别那种是视死如归不屈的精神,可谓是传统文化中的“义士精神”,但荆轲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义士,历史上的“士”从何而来?
义士精神给我们留下了震撼和感动,但身有“义士精神”之人,难道就是士?
最早的“士”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商朝的孤竹国君有两个儿子,分别是兄长伯夷和弟弟叔齐。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立长子,但是国君却喜欢小儿子,于是就立叔齐当了继承人。
孤竹国君死后叔齐不肯坐国君之位,希望自己的哥哥让位。但是他的哥哥伯夷说这是父命,于是选择逃走。叔齐觉得自己做君主有失大义,于是也跟着哥哥逃走了。
这两兄弟逃出孤竹国以后,听说西伯姬昌是一位贤君,于是决定到西岐生活。但是他们到了西岐的周部落,周文王姬昌已经去世。
此时周武王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准备发兵讨伐商纣王,他们得知这个消息后,赶快上前进谏,对周武王说:“您的父亲才去世不久,就立刻起兵打仗,这是孝道吗?您是商朝的臣子,却起兵攻打纣王,这是仁义之道吗?”
周武王身边的士兵听到以后非常生气,冲上去要杀了兄弟二人,姜太公阻止了周围的士兵,然后说:“他们都是义士!”两人听了扬长而去。后来周武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他们觉得吃周朝的粮食是一种耻辱,于是就在洛阳的首阳山寻找野菜吃,不久后双双饿死。
这是在《史记》中记载有关“士”的最早记录,如果我们将故事进行剖析,会发现义和士之间的关系。
“士”文化他们感叹以暴制暴的悲哀,喜欢清新淡雅的祥和,这也造成儒家非常推崇伯夷和叔齐,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这兄弟二人,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齐互相让国是仁的行为,其实这里隐隐体现了孔子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深知世袭君主的缺陷,儿子的能力可能远远低于父亲,那么像尧、舜一样的禅让制,不失为一种完美的权力转移模式。只是孔子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自我道德的修行上,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显得很淡漠。
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度,只有一种禅让制的参考模式,没有给孔子提供其他扩大想象力的素材。因此“让国”除了在个人行为上是仁的表现外,在政治上的仁更是孔子所赞誉的。
不食周粟以至于饿死首阳山是义的表现,这是一种不屈的人格,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低眉折腰地以求生存,这是义土的行为,同时也是孔子赞叹的。
这种人生价值观成为后来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更是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家园。孔子曾给士下了定义:“士志于道”,也就是有理想有大义者才被称为“士”。
春秋战国是义士纵横天下的黄金时代,很多义士都在各君国中做门客,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是门下士者最多的四位人物。他们动辄收养数千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为了满足口足之欲当门客,更多的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纵观历史当中,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众多能人志士,知识和能力有了一定的地位,士者帮助国君解决问题,而士者获得尊重和地位,这是最早的“知识”置换,在此情形下,很多国君为了能够得到士者的帮助,甚至免去了君臣之礼。
如秦王对范唯,“敬执宾主之礼”;梁王对邹更是在城门外迎接,“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魏公子信陵君屈身拜请侯赢、毛公、薛公也是人所熟知的礼贤下土的典型。
在谋略和知识面前,君臣的关系降到次要地位,士者的地位不断提高,在此之下出现了“士”者变得高傲起来,这是这段历史士者必然经历的过程。
不屈,仁义,高傲,这是“士”在历史初期最为直观的表现,当历史不断发展,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士者的地位又发生了变化。
魏晋后期“士”文化向扭曲转化郡县制和中央集权的建立,彻底改变了士的作用,君主不再注重于外部的斗争,而是拼命加强一家一姓的政权巩固,士不再具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从帝王角度的立场上考虑,有才能的士为我所用尚可,一旦不能为我所用就变成了对政权的威胁,这种只能为帝王服务的狭隘空间,极大的限制了士的发展。因此从秦汉开始,士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主要活动的是名士和方士,名士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方士则把希望寄托在成仙上。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士的称谓被一些家族所把持,成为进身之阶,渐渐形成士族势力,士的含义已经完全扭曲。
“士”的出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在诸多“士”的影响下,秦国才能够一统六国,从单个人为“士”到后来的“士族”,也是历史改变了士的表象,但士的内在还是寄希望于实现自我价值,“士”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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