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莫言方言（你好莫言你好）
高密莫言方言（你好莫言你好）▲张凤云 摄“平等意识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你是部长我是一个小职员，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你是亿万富翁我是收垃圾的、送快递的，我们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你长得貌如鲜花我长得不咋地，我们的人格也是平等的。平等意识体现在很多方面。这次我要表扬张艺谋的是那一帮大山里的孩子，里边有个小眼镜，里边个头也不太整齐，嗓音动作也不太协调，但是很自然。”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书。一“我写了三个‘平’。平等意识，平民眼光，再一个就是平常心态。”莫言说。
顺着挨挨挤挤的人群，拎回一捆大葱或者一袋土豆。满眼都是从乡下收上来的农货土产，掺杂着劣质喇叭的吆喝，一块一毛的讨价还价，以及熟人相遇那一刻的惊讶。“赶集？”“赶集！”他喜欢像个真正的高密人一样生活。
上午时间安排得很满。先是北京卫视一小时采访，接着《农民日报》半个多小时采访。休息十分钟，接下来莫言就要赶往301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心血管病医学部病房。在那里，近30位先心病儿童正在等待治疗。莫言是本次治疗费用的捐助人。为了给这些贫困的孩子做点什么，赶在年前，莫言写了一百个“福”字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筹得善款500万元。
藏青色的夹克，运动鞋，很干净。就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高密凤都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的装束一样。和在场的初次见面的人握手，“啊，你好。你好。”接下来，这位67岁的老先生，中国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他说到了孩子，说到了冬奥会开幕那天自己看了直播，并在公号上进行了点评。
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书。
一
“我写了三个‘平’。平等意识，平民眼光，再一个就是平常心态。”莫言说。
“平等意识就是说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你是部长我是一个小职员，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你是亿万富翁我是收垃圾的、送快递的，我们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你长得貌如鲜花我长得不咋地，我们的人格也是平等的。平等意识体现在很多方面。这次我要表扬张艺谋的是那一帮大山里的孩子，里边有个小眼镜，里边个头也不太整齐，嗓音动作也不太协调，但是很自然。”
▲张凤云 摄
我们坐在舒同文化艺术研究会一间会客厅里。一张中式八仙桌，墙上挂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当天《齐鲁晚报》一张大红色新闻纸，走廊对面是莫言《红高粱家族》手稿首页放大版，解放军文艺社20×25规格稿纸上蓝色圆珠笔写着小字：文学，小五宋，双栏，有插图。很安静，莫言捐献给中华慈善总会的那一百个“福”字就是在这里写就的。
▲张凤云 摄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选了这样一个学校的100名学生来参加这个活动，经过了训练之后有的因为嗓子不行，有的可能是个头不够就淘汰掉一批，那么对这一批孩子是巨大的伤害，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
他说这也许来自童年的一些记忆，使他格外关注人格上的平等，尤其是对于成长期的孩子们来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莫言一出生便落在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混杂着牛羊粪便的浮土上。
莫言出生时，家里已经挤满了人。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堂姐一家，莫言的父母、大哥二哥和大姐，后来婶婶又生了几个小孩，就变成了十三口人。吃饱饭就成了这个家庭格外重要的事情。
而他所在的村庄，原本又在胶河下游的泄洪区内。地势低洼不说，几条河流交错流过，在上游王吴水库还未修建之前，几乎年年都要发大水。玉米小麦无法成活，种植高粱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由于缺少食物，儿时的莫言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叫做观音土的东西能吃，他和哥哥还一起去挖了吃过，结果消化不良。
大人忙着地里的农活，小孩子没人管。莫言和小伙伴们就像小猫小狗一样到处游荡，野蛮生长。
可小孩子与小孩子也是不同的，偏偏他又是个喜欢凑热闹、多嘴多舌的。学校开家长会让孩子们不要光着屁股上学。莫言私下乱嘀咕说学校是所大监狱，因此被同学汇报给了老师，开了批判会。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又处在一种极不正常的动荡之中。有一次正上课，学校革委会的一位老师突然宣布，出身贫下中农的孩子留下，其他家庭出身的离开。这些还不能理解社会发生了什么的小孩子，一个个灰溜溜地夹着书包离开了，剩下另外一些人在教室里面开会。这成了让莫言终生难忘的一种刺激。
老师同学不待见，村里人也认为这是个“祸害精”，有什么不好的事似乎都能跟他扯上关系。一户人家的小鸡死了，莫言刚好路过，被诬赖说是他捏死的；村里失了火，小男孩莫言到处跑着传递消息，正好野猫把邻居家的肉叼走了，莫言又成了被怀疑对象。
在这样一种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乡村的人们泥沙俱下地活着。显然没有人顾得上去理解一个看起来有点皮的小孩子的荒唐、苦闷、困惑甚至恐惧。
莫言并没有过多回顾那段历史，他把话题拉回了当下。“那么就是说，我前面舞台上呈现得很完美，但是有一帮孩子在背后受到了伤害，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你有多少东西能把受伤的孩子弥补了，让他的心情愉快起来，让他忘掉被伤害的情节呢？这是我关注的一个细节吧。”
“一个群体就应该是这样的，多元的丰富的平等的。我想假如奥运会开幕式训练当中，这群孩子里面有一个突然扭着脚了需要坐轮椅，你让他上不上？如果我的话，上，一定要上。越是这样越要上，你说观众挑剔一个孩子腿受伤坐轮椅上来吗？不会挑剔只会感到温暖，会被感动。”莫言说。
“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关注。”我们说。
“这个前面我也讲过，包括冬奥会，所有的文化活动、艺术活动最终是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基本准则。然后就是要尊重人，尊重所有的人，你邀请的人，包括观众。要爱护人，你不能为了完成一个高端动作对人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折磨。尊重人、爱护人最终达到目的是团结人。大家通过这样一种活动团结起来，彼此感觉到温暖友爱。这也是我的一些想法。”
莫言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水，然后静静地等着你提下一个问题。在他身上，你能感到世事变迁后的那种平和与沉静。
二
当切身体会是如此强烈，一个人的言行就会时不时地反映出来。
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莫言的这个“平民眼光”呢？
或许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转向高密东北乡，转向平安庄这片土地，才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这一概念的含义。
▲莫言在高密东北乡的旧居 图片来自“莫言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莫言旧居靠着一条乡村公路，再往前走是胶莱河。房子经过了简单整修，并没有大动干戈翻建的痕迹。平日里门上着锁，从门缝里往里看，院子里很干净，没了杂草，但是显然也不可能再住人进去。从这一点上来看，东北乡，平安庄，乡土气还在，记忆保留了下来。
所以2016年到2018年间，莫言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回到这里，回到这栋小屋，拍摄“文学的故乡”纪录片的时候，还可以原汁原味地追寻莫言和东北乡的文学往事。
莫言在这间土屋里出生长大，在这里结婚生子。当兵时回家探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写作。房子后面就是河，纸糊的窗户，风从外面钻进来呜呜地响，冬天冷得手都拿不出来，要戴着棉手套穿着棉大衣拉个灯泡在那里写。也就是在这里，莫言写出了《金发婴儿》《枯河》两部作品。《枯河》后来成了莫言比较著名的短篇小说。
1987年底莫言从乡下搬到了高密南关小院，重新翻修住到了1995年。他在这里写了长篇《丰乳肥臀》，中篇《白棉花》《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还有十几个短篇。
《丰乳肥臀》是为莫言的母亲那一代女性而写的。莫言和母亲的感情很深，1994年冬天母亲去世，1995年春节莫言从北京返回家乡，用了83天写出初稿，500字的稿纸用了900多张。
那时的莫言还没有什么名气，找他的人也不多。住在高密，写在高密发生的故事，非常亲切和便利。
他并非学院派，成为著名作家某种程度上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故乡给了他最真切的感受和最丰富的素材，也让他具备了很多作家不具备的“老百姓的眼光”。即便有朝一日混迹于城市社区，一日三餐吃上了白菜猪肉馅的饺子，这位曾经在农田里劳作，二十多岁才从村庄走来的作家依然和乡村有着最紧密的连接。
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看到有地方政府号召农民大量种植蒜薹，结果全部滞销，县政府不闻不问的时候，莫言坐不住了。他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35天写出了《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力作。
莫言讲到了四叔四婶，也就是《天堂蒜薹之歌》里方四叔的原型，在去送蒜薹的路上被车撞了，结果就赔了3000块钱了事。一条人命，3000块钱。
痛苦是真实的，莫言无法抽身，他就在这现实当中。他知道四婶拖着还未成年的孩子来家讨主意，哭着寻求解决的办法。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
当然现实并不是单面的，莫言还看到了另外一面。他说“当时家里堂弟堂妹五六个孩子，拖着鼻涕，过了十几年之后也都长大了，找上了媳妇。而我四婶本身还是有痨病的。吃饭上缝衣服上，如果没有母亲了这孩子可能裤裆扯开了都没人管。破衣烂衫缝缝补补，一个家基本是稳定的，孩子还是长起来了。”这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另一面。
“男人是撕裂的，而女人是缝补的；男人是摧毁建筑的，而女人是垒起房子的。他说家庭面对巨大变故的时候，一个家庭里面男人去世了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是可以长大的。一个家庭如果母亲撇下一群孩子，一个父亲带着，这些孩子是很难长起来，长不好的。”莫言说。
并不刻意去美化什么，也不刻意去丑化什么。莫言只是将现实当中的人与事以一种独特的手法融进了作品里。在那里，乡村与农民，并不意味着荒僻与愚昧；而城市与乡村，也并没有那么明确的鸿沟界限。人性是相通的，有血有肉，具体而复杂。
就像小学校里那个女老师，当人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孩子们嘎嘣嘎嘣嚼着煤块的时候，理智和判断就会发生变形，她也拿起煤块填进了嘴里，虽然将信将疑。
还有后来莫言讲到棉花厂里的青工，为了赶时髦大冷天的还穿着单鞋，袜子要穿尼龙袜，满脚冻疮也不穿棉鞋。
等到莫言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回到老家同村弟兄们聚在一起喝酒，又因为谁谁混得好不好的问题，因为面子挂不住的问题，或者仅仅因为不服气，茶壶上的一个字到底是念“门”还是该念“关”也能争得面红耳赤。
这些都是鸡毛蒜皮，这些都是人情世故，这些都是故乡的人在某种特定条件下的真实反应。包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正直，母亲那里继承的善良。这些都是故乡给予莫言的无形资产。
三
和山东半岛很多村庄一样，横平竖直的街道，大小相仿的平房，进门一个贴着瓷砖的影背墙。天井里打了水泥，秋天晒着玉米，夏天晒着小麦。留在平安庄的人们依然耕种土地，只不过不再有大面积火红的高粱，而是改成经济上更加可观的作物。气候变化影响了种植结构和人们的劳动方式，如今高粱只出现在田边地头或者影视基地的道具田里了。
胶莱河上架着石桥，冬天几乎看不到蓄水。这跟莫言小说里水泡子一样的东北乡也有出入。
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是世界文学的坐标，就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以及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一样。人人都知道高密东北乡，知道这里出了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知道这里走出了一位让中国人在世界文学舞台上都感到脸上有光的人。
“你说莫言？知道，那个地方以前叫大栏，后来好像叫什么疏港物流园区。老黄历了，靠近胶县。”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说。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早开埠地区之一，无论物质还是文化上，青岛的开放程度都要比内地大得多。民国曾有一段时期国内纺织业大发展，青岛遍布纱厂，很多纺织女工就是从临近乡村招工过去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后，又有不少高密地界的农民通过“闯青岛”发家致富，完成了由农村人到城里人的成功一跃。
莫言少年时期，因为紧靠着胶河农场，有段时间周围几个村庄的人们就是靠偷农场渡过了难关。
“因为吃不饱，没柴烧，当时很多人就去农场偷东西。农场的人实际也是农民出身，一般也不怎么管。收割机割麦子，麦茬很高，前边机器过去了后面农民就跑过去扒麦茬回家烧火做饭。”
“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着去了父亲不但不表扬我们还会给你脸色看。就是说尽管你们去背了一捆麦茬回来，但是这是没有出息的。有出息还是应该读书。所以我只要在家里捧着一本书读，我父亲我母亲从来不会批评我，说你去割草你去放牛放羊，不会的。”
人流物流信息流，交往一直没断过。
但交往并不仅仅意味着接济和输入，还意味着剧烈的碰撞。
应该说上世纪初胶济铁路一贯通，高密老火车站开门纳客，中外之间，传统现代之间，乃至城市乡村之间，冲突就剧烈地展开了。
“这一点《檀香刑》里写到了。铁轨和茂腔。”
“铁路在上个世纪初进入乡村，那不仅是一种技术的科技的现象，那是一种文化。它首先造成的是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包括我就说这样一种外来的怪物对我们农耕文化带来的这种社会变动，也不纯粹是一个经济侵略的问题。所以我在《檀香刑》里关于这个火车关于‘茂腔’实际上讲的就是两种文化的对抗。”莫言说。
他又说到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电影、西方文化，摇滚舞、录音机这些东西的出现，当然是一种物质的形态，但是最终还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和交流，盲目地崇拜是不对的，但是完全拒绝也是不对的。
“它也是一种创造，当时在西方也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所以要融合，最终就是在融合中发展，最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保持着各自的形态面貌，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佳状态。”莫言的思维很快，当你还停留在第一个层面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所以你得跟上他的节奏。
最佳状态需要磨合的过程，而剧烈的碰撞首先考验的就是人性，塑造甚至扭曲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特质：激烈而敏感，狡黠而彪悍，保守又开放，甚至在同一个时空、甚至同一个人身上演出着。
是的，这就是高密，这就是东北乡。这里有带着乡亲们打鬼子的“我的爷爷”余占鳌；有一到高密赴任就大举剿匪、禁烟、禁赌的县长朱豪三；有生养了九个孩子的伟大母亲上官鲁氏；有计划生育期间偷偷地帮了许多人的二姑；当然还有长大了拼了命要逃离乡村，屡败屡战不停被退稿不停地写，越是摔倒了越要爬起来的作家莫言。骨子里都带着一股不服输不泄气的乡土野气，也是无奈与现实混合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
“其实现在来看，乡村传统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没有价值。”我们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莫言把思考带到了具体的情境当中。比如戏曲，歌谣，他说该消失的是留不住的。“就像这个窗花，窗花当年是针对着窗纸存在的，到春节洁白的窗户纸换上了，贴好窗花，木窗棱。现在玻璃窗还贴个窗花很难看。撕下来有个红印子，用酒精才能擦去。所以高密的扑灰年画，当年是土墙挂个年画，现在谁还洁白的墙还贴个年画，所以很多的民间艺术是有它当时存在的背景的。现在社会变了科技快速进步，这些东西没有环境了，白窗户纸不存在了，所以这个窗花也就不存在了。你进行改造变化那是可以的。”
“所以一切都不要用一种固定的观点来看。变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常态。我们古老的《易经》实际上就是变化的学问。讲的就是要变，在变中生存，在变中发展。”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开放的特质，或者说是惯性，去年八月份“莫言”公众号在一片喧嚣声中上线了。介绍简明扼要：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
几乎没人能想到，莫言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就好像没人能想到，莫言已经67岁了一样。
“为什么？”我们很好奇。
回答却很坦诚，“我觉着这两年，年轻人不了解我，成年人也有些人对我有误解，各种各样的想法吧。我觉着要跟人交流，人怕交心树怕浇根。而且50岁的人跟20岁的人，甚至80岁的人跟10岁的人都是可以沟通的。而且小说里我不可能永远写过去那点儿事儿。更不能老是写自己所熟悉的那些人，应该出现年轻人的新人的形象。”
▲王振 供图
他说文学的创新、艺术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新人形象的出现。这个新人不仅仅是年轻，当然年轻是新的一个表现。也表现为一些年龄大的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边接受了新的话语之后的一种变化，这样的变化基于对很多问题看法的改变。
“最终还要落实到创作中来。”
大部分时候沉稳镇定，说到兴奋的地方也会诙谐打趣。“跟年轻人交流有趣，比跟老干部交流有趣。老干部老想教训别人。老想教导别人，年轻人不跟你玩这一套，他不高兴了骂你，高兴了他就夸你，很直接，这一点我觉得很愉快。”莫言的眼神里带着笑意，是的，说的就是你们年轻人。
四
在媒体的世界里，莫言似乎总是和聚光灯一起出现的；而现实当中，莫言给人的感觉似乎就是个特别普通的人。
有一年全国两会上，媒体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两个主角，一个是他，一个是《霸王别姬》的导演陈凯歌，一堆记者围着，莫言就坐在旁边，闭目养神。
更多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躲在某个地方，写小说。
1988年春天，以《红高粱家族》为母本的电影《红高粱》获得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国际三大A级电影节之一），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国家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过去我们也有很多电影获奖，但多数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获得西方国家A级电影节奖项还是第一次。
消息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当时莫言就躲在老家供销社，啥也不知道。有一天堂弟冲进门，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往他面前一摊，“三哥你看，《人民日报》整版，红高粱西行。”等到莫言写完小说回到北京，从北京站出来已是深夜，街上一帮小青年提着酒瓶子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莫回头”，很带劲。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这个电影在国内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王振 供图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以后，聚光灯再一次出现。莫言，高密，平安庄成了宇宙的中心。
大部分记者并没有单独和莫言见面的机会。于是一位记者去写了她眼中的高密。而另一位记者注意到了发布会临近结束时莫言轻轻抹开衣袖看了看手表。
那曾经是青年莫言的追求，21岁的管谟业（莫言原名）刚刚参军不久，也就在那次差点“稀稀了”（完蛋了）的讲话上，在掌声还未停息的讲台上，莫言脑子里曾经掠过的自己想要拥有的东西，“4个兜的军装，上海牌手表，全钢防震，19个钻”。
但是那天记者并没有看清莫言戴的是什么牌子的手表。
整个高密县都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说的亢奋当中。当天晚上诺奖谜底揭晓之后，平安庄莫言老父亲家的小院里，甚至孙家口小石桥那里都有人去放了鞭炮。那座小石桥正是张艺谋导演的同名电影《红高粱》里巩俐坐着轿子经过的地方，也是当年“我的爷爷余占鳌”带着乡民们伏击日本侵略者的地方。“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色条幅以最快的速度挂在了平安庄村外的铁丝网上。领导干部们也很振奋，随着莫言和白岩松连线，半个小时内高密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屏幕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
就像评论者说的，这片在莫言书中总是以高密东北乡名字出现的土地，已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的中心舞台。
莫言就站在这舞台正中央。而就在一个月之前，莫言和妻子带着外孙女回到高密，本是去躲清静的。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关于诺奖的猜测，那一年他恰好又知道一些消息。在西方两家博彩网站上，他看到自己和村上春树排名互为第一。他有一定的预感，但是又不确定，他觉得自己尚且年轻。他想找个地方清净一下，这个地方当然最好就是高密。
接受媒体采访时，莫言用了“惊喜和惶恐”两个词概括当时的心境。后来应市里领导要求，他在凤都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也很低调，仅仅持续了15分钟就结束了。
“总之我想，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关注度也很高，带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我自己尽量是心里很平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我当时能够做的就是用平常心、用真心来看待很多问题。”
诺奖之后，居住在平安庄的老父亲也让大哥转告他，说获奖前和别人平起平坐，获奖之后就要比别人矮半头。“意思就是要谦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在村里面儿子获奖前跟大家平起平坐，儿子获奖以后见人就矮半头。”说起这段经历，莫言非常平和。
这被莫言归结为儒家教养的结果，因为村子里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的人孩子上大学就到祖先坟上去放鞭炮烧纸，在村子里唱大戏放电影庆祝，生怕大家不知道。“有的人儿子提了干跑集上去喊，‘我儿子提干了’，也有这样的。这一点，我父亲解放以前读过四年私塾，儒家的四书五经都读过，儒家的最基本的道德标准、道德要求他们是遵循的。”
无论如何，莫言都给现实的高密带来了新的“前途”。
2015年2月16日，原高密胶河疏港物流园区更名为高密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其重点打造的高密东北乡旅游区是AAA级景区，主要景点包括莫言旧居、红高粱影视基地、红高粱钢雕文化创意园等。“高密东北乡”已经从一个文学概念正式成为真实的地理概念。
东北乡的乡亲们早已习惯了被关注，平心静气地看着各式各样的人到此一游，看着他们在莫言旧居前照相，看着买莫言的书或者高密特产泥老虎，看着村里的段子手在抖音上开了直播。
在诺奖之后的第一本小说集《晚熟的人》里，莫言写到了这种变化，“最近几年我有很多时间呆在故乡，发现我当初那些小学同学，一个个都变得妙语连珠，分析起问题来头头是道，其见识与境界都不逊于大学教授。”
他发现大部分农民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在网络上扮演着与自己现实当中大相径庭的角色；他还发现村里装了摄像头，他从北京回到老家的行踪就是摄像头提供的线索。
“总之，网络能把人变成鬼，也能把鬼变成人，当然也可以把人变成神。”
“你与你朋友新近开那个‘两块砖’公号我已关注了，太保守了，表哥，你们根本不熟悉网络的运作规律，折腾了大半年才几千个粉丝，如果交给我给你们运营，三个月，我不给你们顺来一百万粉我就不姓覃了。”
一位循着摄像头而来，外号叫做“高参”的小学同学给莫言指点迷津。
当然了，这是小说，现实中的“两块砖墨讯”后来阅读量很快也过了十万。
“从点击量上看得出来，不少年轻人喜欢您。”我们说。
“用你们的话讲我这个人不装。很多老人所谓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让人讨厌的就是，装。装孙子当然装不像了，装大干部。你本来小干部你非要装大干部。装道德家。本来你的道德起点并不高，但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所以我觉着人最可贵的最好的就是能以平常状态来说话来干事。”我们从小说回到了现实。
莫言当然就是这么做的。后来家乡的知识分子希望他提炼一下“红高粱精神”，莫言认真地想了十六个字：正直向上，坚韧顽强，宽容淳朴，奋斗争光。后来莫言反复跟他们说供参考。
“我的家乡能人很多，我必须虚心。”
“现在每年还都回去？”
“回去，每年回个三四次、四五次。”
躲在高密，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小说，然后逢阴历四、九，和高密人一样去赶趟大集。
顺着挨挨挤挤的人群，拎回一捆大葱或者一袋土豆。满眼都是从乡下收上来的农货土产，掺杂着劣质喇叭的吆喝，一块一毛的讨价还价，以及熟人相遇那一刻的惊讶。
“赶集？”
“赶集！”
好似他们刚刚在村里不曾见过，又好似发现了熟人的行踪和秘密，连语气和表情都正式起来了。
这就是高密人的日常。他喜欢像个真正的高密人一样生活。
莫言简介
莫言，原名管谟业，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平安庄。主要作品有《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我们的荆轲》《锦衣》等。曾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韩国万海文学奖、中国茅盾文学奖、话剧金狮编剧奖、瑞典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张凤云 颜旭 见习记者 欧阳靖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