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a货看不出来（将与A货的斗争进行到底）
什么样的a货看不出来（将与A货的斗争进行到底）万其兴的古月琴坊也不例外，但这里却是国内众多二胡演奏名家选琴的必到之处。梅村里一把把精品二胡，都诞生于一个个老旧的工厂里。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工厂里布满了肉眼可见的尘埃，地上堆满了木屑、碎料，各种二胡的零部件分门别类、杂而有序地堆放在各处，工厂里充满了叮叮咚咚的敲凿声和老电扇的吱吱转动声，许多带着花镜的老工匠分散在作坊的不同区域，在灯下埋头做着活计。这些老工匠们手艺精湛，少言寡语，能够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从2011年起，两年一度的中国二胡演奏领域最高规格赛事——“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落户无锡。2012年，全国第一家集二胡历史文化、生产工艺、演奏厅及培训与活动基地等功能于一体的“二胡文化园”在梅村落地开放。但与这些响亮的头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作为传统手工艺的古朴和艰难。但正当万其兴们闭门造琴的时候，他们的商标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囊中之物”。2012年7月23日，一个和梅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
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在各个领域频发。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批捕起诉职能，突出打击侵犯驰名商标、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知识产权等犯罪。
为加大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宣传力度，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江苏检察机关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翔实的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为“梅村二胡”“紫砂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保护提供法律建议和支持，严厉查办各类仿冒奢侈品、侵犯著作权、盗取商业秘密案件，江苏检察机关已经基本形成了“诉前介入、诉中审查、诉后分析、预防保护”的职能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直杆、刨琴杆、耪琴杆、划线、打眼、制脚捎……年近八旬的制琴大师万其兴，只要沉浸在制作二胡的世界中就会浑然忘我，与兜兜转转的小巷、斑驳的墙壁、古朴的琴坊融合在一起，成为徐徐展开的江南梅村画卷。
梅村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东南方，坐落在碧波浩瀚的太湖之滨，这里是吴文化的发源地，素有“勾吴古都?梅里新城”之称。由于梅村保留了原始、质朴而精湛的二胡工艺，聚集了许多业内声名远扬的二胡制作大师，梅村二胡制作工艺已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有大批二胡大师和演奏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只为挑选一把中意的二胡。
从2011年起，两年一度的中国二胡演奏领域最高规格赛事——“中国音乐金钟奖”二胡比赛落户无锡。2012年，全国第一家集二胡历史文化、生产工艺、演奏厅及培训与活动基地等功能于一体的“二胡文化园”在梅村落地开放。但与这些响亮的头衔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作为传统手工艺的古朴和艰难。
但正当万其兴们闭门造琴的时候，他们的商标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囊中之物”。2012年7月23日，一个和梅村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抢先在自家的二胡上注册了“梅村二胡”之名。同年11月，一场关于“梅村二胡”商标的保护战打响了。
二胡是梅村的名片
梅村里一把把精品二胡，都诞生于一个个老旧的工厂里。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工厂里布满了肉眼可见的尘埃，地上堆满了木屑、碎料，各种二胡的零部件分门别类、杂而有序地堆放在各处，工厂里充满了叮叮咚咚的敲凿声和老电扇的吱吱转动声，许多带着花镜的老工匠分散在作坊的不同区域，在灯下埋头做着活计。这些老工匠们手艺精湛，少言寡语，能够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
万其兴的古月琴坊也不例外，但这里却是国内众多二胡演奏名家选琴的必到之处。
万其兴是梅村的传奇之一。1953年，年仅15岁的万其兴赴苏州袁顺兴乐器店学习制作二胡。由于天赋过人，18岁便出师入行，成为当时行内最年轻的琴师。1965年，他回乡参与创办了无锡第一个社办厂——梅村乐器厂，开启了梅村制作二胡的历史。半个世纪中，乐器厂经历过斗资批修的冰冷、关停改制的困顿、市场经济的洗礼，几经沉浮起落。
3月25日，二胡制作大师方其兴在其创办的古乐琴坊里，为一把新制成的二胡试音。
1999年，万其兴“二次创业”开办了古月琴坊，并得到了二胡制作大师吕伟康的精心指导，最终广采百家之长，制成了享誉海内外的“万氏琴”。2010年，一把参赛获奖的“万氏琴”市场售价已高达18万元。
价高只因好琴难求。一把二胡由琴头、弦轴、琴杆、千斤、琴码、琴筒、琴弦和琴弓八大部分构成，每个部分都是单独制作加工，完工后才组合在一起，完成制琴后，最后由制琴大师试琴，以评定其品质和价值，这其中的制作工序细分为几十、上百种。
古乐琴坊的匠人正在打磨琴筒。琴筒是二胡的重要部分，其质地和形状对音量和音质有直接影响。
“制一把好的二胡，最关键在于选材。”万其兴说，一般高档琴只选明清时代的红木旧料、印度的紫檀等高档材质，以提高琴杆的耐用性和琴筒的共鸣音质。这种几百年的木料，往往水分和油质挥发殆尽，符合精品二胡的发音要求。
“其次就是蒙皮，从蟒皮选材到前期干燥处理，再到蒙皮松紧和后期调音，是二胡制作工艺的核心技术，也是考验每个制琴师功力的关键所在。”万其兴说。蒙盖在琴筒上的蟒皮，对花纹、厚度亦有要求，一张蟒皮四五米长，最好的只有尾部一段，适合做精品琴的蟒皮往往几百张里都选不到一张。在蒙皮完成之前，能达成什么样的音色是不可见的，全凭经验和感觉。
古乐琴坊的匠人正在手工制作二胡琴杆上的弦轴，琴杆顶端为琴头，上部装有两个弦轴，下端则连接琴筒。
在古月琴坊的一个车间里，几位年逾五十的工匠正在用工具不停地挠刮着蟒皮内的肉脂。据琴坊第二代传人卜广军（万其兴女婿）介绍，这是套皮的工序，首先要按照模板形状把蟒皮剪成六角形，然后把蟒皮浸水软化，用铲刀刮铲掉肉脂。这一工序要反复多次，直到蟒皮露出如布匹编织的网状纤维为止。此后把蟒皮套在专用的蒙皮架上，晾晒两、三天，让蟒皮彻底干燥、定型。
在万其兴看来，蒙皮过程费时费力，但丝毫马虎不得。因为蟒皮的薄厚和蒙得松紧对二胡音色影响很大，过厚则振动迟钝，过薄则声音单薄易出噪音；蒙得过紧声音尖硬，蒙得偏松则声质迟钝。而这些都要靠师傅们凭经验来把握。
作为梅村里规模较大的二胡工厂，古月琴坊现在有五十多名员工，多数是老工匠，从十几岁就当学徒，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从他们手中诞生的一把把精品二胡，正是构筑起梅村文化的重要支撑。
技艺传承是二胡企业面临的难题。
林生乐器厂与古月琴坊一样，也留下了许多二胡演奏名家的足迹。走进制作车间，几张木板拼成了一个简易工作台，锯琴杆的红木屑飘得楼梯间到处都是，桌面上几台破旧的台式风扇在呼呼地吹着砂纸打磨下来的粉尘。这个环境并不怎么优越的车间，是所有二胡匠人每天工作的地方。
说起这份手艺的传承，乐器厂创始人、梅村唯一的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陆林生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没人学这个，做二胡是个慢工出细活的手艺，要想出师得从十几岁学起，再学个十几年也未必能成制琴大师。而且刚开始又赚不了啥钱，所以不少年轻人都扛不住出去打工了。”
江苏检察网记者了解到，梅村目前有200多个二胡从业人员，平均年龄超过45岁。“工作环境恶劣、学习过程枯燥，即使高薪也留不住年轻人。”梅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工艺普遍存在一个现象，生产者坐在家里等订单，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冲击下，这种局促的发展方式有待转型升级。虽然目前梅村二胡的价格在业内动辄上万元，还不愁销路，但技艺传承“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让人对梅村二胡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苏锡琴坊是梅村街道上一家典型的家庭小作坊。打着“苏锡”标识的大门被挤在两家工厂之间。工厂主人是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妻，他们告诉记者，家里有一双儿女，现在女儿主要负责把乐器厂开到网上，通过网络承接制作二胡的业务，儿子则在外地工厂上班，偶尔回到家里乐器厂帮忙做一些打磨的活儿。“以前也教过孩子做二胡，但这里环境太差干活辛苦，别说静不下心来，就是吸一天灰尘都受不住的。”对于工厂以后的发展，他们坦言招工太难，至于传承，即便儿女不愿干这个，也不会轻易将这门技术教给外人。
从“中国苏州”到“梅村二胡”
尽管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美誉度和地位，但由于缺乏品牌意识等因素，过去不少梅村二胡在琴把上题刻着“中国苏州”字样，让人误以为这些二胡产自苏州。万其兴向江苏检察网记者介绍，这是因为当地制作的主要为“苏式”二胡，按照传统习惯，生产厂家会在二胡琴把上题刻 “中国苏州”字样。
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古月琴坊、林生乐器厂这样规模较大的制作工厂，许多制作二胡的家庭作坊更是对刻上何种字样或商标并不在意，甚至明确表示“客户想刻什么字都行，别说是‘苏州’‘梅村’，如果需要的话，刻上古月琴坊或者一些大师的名头也可以”。
在苏锡工厂有一间专门接待客户的办公室，里面陈列着各类已经制作完成的二胡，既有材料最普通、只要800元左右的低档货，也有纯手工精心打造、价格上万的高档产品。但在二胡表面上刻着的标识，却有中国苏州、中国无锡、苏锡制作等多种字样，同一个制作人，为何却打上不同的标识，这与二胡卖出的价格又有何种关系？对于记者疑问，夫妻二人表示，像他们这样的小作坊，价格和标识的关系并不大，决定二胡价格的主要还是看材质、蒙皮技艺等因素。
他们对于名号和商标的看法让人感到惊讶，但却代表了梅村二胡的现状。梅村街道负责人向江苏检察网记者表示，梅村二胡一般采用家庭作坊生产模式，招牌、名气和企业规模都较小，资金薄弱，缺少先进的生产管理手段。如果只使用自己的商标和标识，反而不容易“走出去”。这种“小富即安”的发展理念和缺乏品牌意识、长远规划，是造成梅村二胡商标使用混乱的重要原因。
据了解，现在市场的二胡层出不穷，从外观上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一个二胡一旦形成品牌，不论在市场还是行业都容易形成跟潮现象，其中最容易混淆视听的就是贴牌。万其兴说，假冒古月琴坊和自己名头的二胡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在市场上，但由于二胡销售渠道多、从外形上也难辨真假，自己也很难知晓具体情节，更别说维权了。有一回，朋友告诉万其兴说在昆明见到了刻着自己印章的一把二胡，但一试音就知道绝非正品，他才知道市场上仿冒品已经如此泛滥。
“梅村二胡”集体商标遭抢注
在知名二胡品牌遭仿冒、小型企业对商标使用较为混乱的情况下，2012年，梅村组建了二胡行业协会，以往各自“单打独斗”的二胡制造商们开始抱团，“捍卫”其知识产权。这一情况也引起了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的注意。
“在多数人眼里，知识产权的保护似乎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产品，其实二胡作为传统手工艺，类似于宜兴紫砂壶，其传承和经济效益是和知识产权息息相关的，也需要法律保护。”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子良告诉江苏检察网记者。
然而，对于怎么保护、用什么保护，却是摆在二胡从业者们面前的难题。一般来说，传统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三种法律途径：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以及证明商标。
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和苏州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对梅村二胡进行了详细调研，认为从法律保护角度来看，申请注册集体商标是比较恰当的选择。在多方建议下，梅村二胡行业协会对“梅村”、“泰伯”、“梅里”等带有地理含义的名称，以及一些著名二胡工艺师的名字如“林生”、“万其兴”等人名进行了保护性抢注，计划在不影响个体成员品牌独立性的前提下，形成品牌规模保护效应。
“二胡是通用词，但加上梅村，就可以申请集体商标了。”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哲在看完相关资料后也认为这种保护手段是可取的。
2012年11月22日，梅村二胡行业协会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梅村二胡”商标。该商标作为集体商标，以“无锡市新区梅村二胡行业协会”的名义提出。但协会却惊讶地发现，邹某在此之前已经在该商品类别上抢先注册了“梅村二胡”的商标，申请日期是 2012年7月23日。
由于我国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在遇到两个以上的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情况时，商标局会审定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而驳回申请在后的商标。因此，商标局在2013年8月12日初步审定了邹某申请注册的商标，并于同年9月20日审定公告，并在2014年3月13日驳回了梅村二胡行业协会的申请。针对该情况，检察院再次提供法律意见，建议协会向商标局提出异议。
在江苏省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晓莉看来，由于地理标志所标示的产品，彰显了原产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具有传统的工艺和较高的品质，并且带有地理标志的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同类产品，所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申报。如果梅村要申请地理标志，其注册申请人必须是社团法人，或者是取得事业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的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等，必须经当地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授权，另外还要在当地的县志、农业志、产品志中有记载。像梅村这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本身就有特殊性，如果不能全部满足申请条件，就会面临不少困难。
尽管如此，梅村二胡行业协会仍然觉得，如果要把梅村二胡继续发扬光大，需要经过数十年沉淀后才有希望成为地理标志。
探索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多种途径
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开发区检察院也在保护梅村二胡知识产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2014年积极联合苏州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对“二胡”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进行了全面摸查后，于2015年12月，形成了《无锡新区梅村二胡地理标志保护问题调研报告》，对“二胡”制作过程中运用的新工艺、新材料、新造型等，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
有做法也有争议。特别是被抢注的商标失效后，再一次申请注册的梅村二胡集体商标至今没有回复，令相关人士忐忑不安。据了解，申请注册商标通常需要 1-2 年的时间。
在保护梅村二胡方面，行业协会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有些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梅村二胡行业协会会长王国平向江苏检察网记者介绍，由于观念的束缚，部分中小企业害怕品牌和知名度比不过大厂，集中之后反倒被他们抢了订单和工人。没有解决企业的担忧，没有良好的政策吸引，一拖再拖，二胡产业园的建设也就不了了之，目前来说扭转企业观念势在必行。比如现在做的集体商标申请，就是要将梅村的各类二胡企业统一纳入梅村二胡集体商标，这对打响梅村名号、传承二胡艺术都是很有好处的。
“除了行业协会，包括梅村二胡在内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徐子良表示，国家层面在2011年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宏观层面为非遗保护作出了顶层设计，但针对个体非遗问题而言，每个地方的非遗项目现状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
“有鉴于此，不管梅村二胡的集体商标能否最后注册成功，我们仍然愿意进行多方努力、尝试，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多种途径。例如对二胡制作这种特殊工艺分门别类，有针对性地对涉及商标、商业秘密等部分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予以法律保护。”徐子良说，“我们也希望学者、行政部门都来开放式地讨论，看现实里哪条路更畅通、保护更有力。哪怕起到一点保护作用，我们的尝试也是有价值的。”
在谷歌等搜索引擎以“cheaplv”( 廉价路易威登 ) 为名的关键词，琳琅满目的名牌箱包高清大图会瞬间出现在眼前，更令人心动的是价格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这样的电商平台几乎让客户无法抵抗。但在下单几天之后，客户却看着好不容易等来的名牌包犯起了嘀咕，怎么和正品不太一样？
这样的疑惑不只发生在一个客户身上。自2013年10月起，路易威登公司的法国总部陆续收到客户投诉，称自己在网上购买的路易威登皮包和钱包是假货。这些投诉来自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着实引起了路易威登公司总部的关注。但在查封了被投诉的售假网站后，很快又有另一批相似的网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打而不绝的情况让他们觉得很奇怪。
境外电商平台卖假包？
2014年3月，一位外籍女士来到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她自称是路易威登总部负责打假的工作人员，此次是专门来向警方反映售假网站的情况。但经过分局经侦大队调查发现，这位外籍女士所举报的售假网站服务器都设在国外，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下，无法直接打开网页，并且从网站买到假包的受害者都分散在世界各地，想从国内获取信息几乎不可能。
警方和路易威登公司经过协商决定，让英国的一名员工装扮成顾客，从售假网站购买一款路易威登皮包，一方面了解购物的流程和款项的去向，另一方面看看能不能了解到幕后操作者的一些身份信息。
该员工根据网站要求进行注册和登录，发现网站与其他电商平台并没有明显的区别。但在试图与客服进行联系时，却没有发现可以直接对话的窗口，只在网站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留言板。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员工在留言板上写到“怀疑购买的皮包质量有问题，是假货”。对此，该网站的客服人员给出回应称，如果觉得质量不好，网站可以退货。
短短一句话却让警方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客服人员的IP地址直接显示在无锡江阴。根据该IP地址，警方来到江阴市，很快找到了它对应的注册地址。为了进一步掌握信息，该员工在售假网站开始下订单，并往网站指定的账户汇钱。根据汇款线索，一张卡主姓名为金龙飞的银行卡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
通过对这张银行卡的开户行进行查询，警方发现该账户不仅捆绑着路易威登售假网站，另外还捆绑了其他30多家国外的售假网站，流水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不过，金龙飞本人已经50多岁，这样年纪的人自己经营一个境外销售的售假网站，显然是有难度的。银行卡的线索就此中断，但另一条线索却逐渐明晰，在售假网站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绑定的，除了金龙飞这张银行卡之外，还有一个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的使用者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正是金龙飞的女儿朱晓琳。顺着通话记录，警方发现朱晓琳频繁地和一个苏州的手机进行通话，经调查，苏州的机主名叫许达，是朱晓琳的丈夫。
一家网络售卖假冒品牌的夫妻店就此浮出水面。2014年10月8日，无锡警方在掌握相关证据后对许达夫妇进行了突击抓捕。抓捕行动中，警方在朱晓琳住所二楼的一个房间内，发现7台电脑、大量的优盘、硬盘等物品。通过对电脑中的内容进行查看，发现这些电脑实际上就是朱晓琳和许达用来开设售假网站的工具，此外还包括国外的一些买家订单等信息。
学霸夫妻的“生意经”
许达和朱晓琳同为1987年出生的无锡江阴人，许达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精通计算机，曾有公司开出年薪50万想聘请他 ；朱晓琳同样也是高材生，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还会多国语言，二人堪称“学霸夫妻”。
两人原来同在福建莆田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在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不仅看到了网络售假市场的高额利润，还掌握了该市场运作的所有流程和途径。后来，该公司运营不善开不出工资，这对年轻夫妻又面临着较大还贷压力，便萌生辞职自己建立网站售假的念头。考虑到对国内销售这些假冒名牌商品的风险太大，二人决定只针对国外客户销售。
如何建立一个只针对国外客户，又可以以假乱真的电商平台呢？许达想到他以前在公司做主管时的两个属下姚文治和许志科，认为他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储备，不如让他们辞职出来跟着自己干。
2013年10月，许达和朱晓琳开始构建售假网站。这对许达来说并不是难事，在网上每月花1000元便可租用一个加拿大的服务器，之后再购买合适的售假网站域名。具备这些基础条件后，再由姚文治制作假网站，绑定域名挂到服务器上即可。
刚开始时，姚文治专门负责建立售假网站，许达承诺承担他的食宿并“计站收费”，即他每建一个网站就给500元，但是后来因为需要的网站越来越多，许达觉得费用太大，就索性采取开工资的方式，以每月六千块钱的价格让姚文治长期负责制作假网站。
案发后据姚文治供述，制作这些售假网站并不复杂，他先从奢侈品牌官网上把物品照片复制下来，然后根据网站所在国家使用的货币情况，重新标注上诱人的价格，再把支付平台等信息加上去，一个售假网站就做好了。姚文治一般会在租用的服务器上同时建立多个不同域名的网站，一方面可以提高销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一个域名网站遭到攻击，或者被投诉遭封。据统计，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间，姚文治一共提供了近300个不同类型的售假网站。
就这样，这些无实体店、无登记注册信息、以各国语言页面呈现的境外电商平台就在无锡市江阴的一户普通的民宅里诞生了。犯罪团伙根据各自专长进行明确分工：电脑高手许达负责购买域名、租赁境外服务器，姚文治制作售假网站，通晓多门外语的朱晓琳负责做客服回答客户问题，以及收款付款等财务管理，许志科则到福建莆田负责组织假冒货源、物流运输。因为联系货源需要人手，不久，许达的弟弟徐光明，朱晓琳的哥哥金德斌，也加入了这个制假售假的团队，协助在福建莆田联系货源及发货。此后，售假网站的销售量也随之上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网站每天都有几十笔，甚至上百笔订单。
利用黑客技术提升网站搜索排名
一个建立时间不长的售假网站，也没有成本四处打广告，却能够在短时间内就达到这么高的销售量，是如何办到的呢？作为电脑高手的许达很清楚，自己的售假网站屏蔽了国内访客，只针对国外 IP 地址的访客，而国外访客一般是通过谷歌等搜索引擎来搜索商品的，售假网站在搜索里位置越靠前，也越容易被访问者点击，订单量也就越高了。
如何快速拉升售假网站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许达和同伙们采用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用攻击软件攻击其他销售同类商品的网站，导致其网站无法访问，之后该网站排名就会下降，自己的网站排名自然上升。第二种是通过网络找推广商，这些所谓推广商也可能是潜在的一些黑客，许达花钱雇佣这些人将自己的售假网站通过种木马的方式挂到其他知名网站上，并做成弹窗广告，客户点击广告后即可进入售假网站，以此提高自己的点击率。最后一种则是自己运营很多博客，在博客里面放很多售假网站的链接，链接越多，在搜索引擎里的排名就会越高。
正是通过上述方式，当国外消费者搜索购买名牌奢侈品时，他们的网站就能够显示在前几页甚至首页，这样国外的消费者不仅更容易注意到，也更容易相信这是个真的网站。一番操作下来，这些售假网站几乎以零成本的代价，就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网站摇身一变，成了专卖折扣奢侈品的电商平台。
为了扩大业务，许达和朱晓琳建立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等多国语言的售假网站，将业务开展到了30多个国家，并将网站域名确定成和名牌官网类似的单词、字母等，来迷惑那些不细心的客户，让他们相信这是正规品牌的折扣网站。
大量仿冒LV包被民警发现 （资料图来源于中国江苏网）
除了搜索引擎里的排名，让国外消费者心动的最关键因素还要属价格。售假网站里每款商品的售价，通常只有正品价格的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一般来说，类似LV、GUCCI等品牌的仿冒手提包基本都在200多欧元，按照当时的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来算，也就是1700、1800元人民币左右。除了大牌箱包，售假网站也在冬天的时候卖过NIKE鞋和UGG雪地靴，售价一般在500元左右。但卖鞋的利润显然要低于卖包，许达很快就放弃了做鞋的生意。
在短短一年时间，诱人的超低折扣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客户。根据许达建立了各种售假网站的订单显示，其实际销售额达到了800万元左右。
低成本，高售价
制假售假流程图 （资料图 来源于网络）
如此大量的假货销售，他们是从哪里进的货呢？给金德斌和徐光明供货最主要的上家名叫张文文。每次朱晓琳在网站上收到国外客户订单，就将订单号、收件人信息、物品名称、图片等发给金德斌和徐光明，由他们联系张文文购买，等张文文准备好货之后，他们再联系快递直接去工厂提货，然后让快递公司直接发到国外客户的地址。之后，他们再将这些快递单号通过网络传给朱晓琳，再由她将单号输入第三方平台，采取类似国内支付宝的做法，即等国外客户签收快递后，支付平台才扣除手续费及部分“押款”，将余款打到朱晓琳父亲金龙飞的银行卡上。
据了解，朱晓琳从张文文那里进货，名牌包进价在100到120元之间。朱晓琳销售价格在1500到2000元之间。也就是说，假网站上的名牌包虽然卖价只有正品的十分之一，但却是进价10倍左右。除掉运费以及其他成本，利润也是相当惊人的。即便有时候客户怀疑商品是假货，向朱晓琳负责的客服投诉，朱晓琳也会痛快地将款项退回给客户，而不是采取退货、换货等方式，因为每单国际快递的运费要250到300元，这已经超过商品的成本价了。总体而言，在网站生意最好的时候，许达和朱晓琳他们基本上一天就能赚六七万块钱。
不过，日进斗金的生意在2014年10月8日戛然而止。警方经过周密部署，在江阴和莆田两地同时行动，将这一团伙共7名成员全部抓获，缴获电脑15台，保全了犯罪证据。在铁证面前，这对夫妻承认了销售假名牌的事实。
据警方介绍，就在抓捕负责制作假冒网站的姚文治的前几天，他们得到一个确切消息，姚文治就是因为知道了这门生意利润惊人，所以正准备脱离许达这个团伙，自己到厦门单干。如果不是及时抓捕，可能过不了多久，以姚文治为主制作出来的这种售假网站在国外又会多出一批了。
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判刑
警方查办制假售假网站 （资料图 来源于中国江苏网）
江苏省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张斌告诉江苏检察网记者，2014年10月，该院在接到无锡市公安局新区分局的通报后，迅速启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通道”，从知识产权案件组选派业务骨干介入引导侦查。
开发区检察院领导班子强调 ：“我们保护知识产权从来是不遗余力的。哪怕这个案件的受害人、被侵权方都在国外，但只要是存在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都要依法严厉查处。”
在张斌看来，与以往在国内造假售假的情况不同，针对该案涉案人员多、金额大，且涉案商品全部销往境外，境外买家言词证据收集困难等特点，检察院引导侦查机关注重搜集电子订单信息、电子转账记录、物流记录等客观性证据，最终成功办理该案。
2014年11月14日，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犯罪嫌疑人许达等人批准逮捕。经查，2014年1月至10月间，许达、朱晓琳经事先商议，雇佣许志科、金德斌、徐光明、姚文治，由许志科负责统计订单信息，金德斌、徐光明购进假冒商品，姚文治建立网站，采用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售假网站并进行技术推广等手法，从张文文等人处购进假冒路易威登包、鞋、皮带等物，再将这些商品销售给境外客户，销售金额共计72万余元，销售金额巨大。
2015年9月30日，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判处许达、朱晓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6万和30万元。其余五人均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5.2万元至24万元不等。
“其实，办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一方面是要熟练掌握和运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是技术层面的要求，不仅是对知名品牌和商标有所了解，还要了解现今的高智商犯罪手段，比如境外推广、服务器和黑客技术等。”
张斌认为，对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而言，目前还有一些困难的确存在。首先，比如该案中的假LV包，该院只能管辖在无锡销售的那部分，对于提供货源的张文文，以及张文文的上家和其他线索情况就无法管辖，只能建议当地公安机关追查，后续工作任重道远。其次，因为刑法规定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在五万以上才能入罪，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商贩和零售的假包难以追查和认定。最后，还有部分买家可能存在知假买假的情况，也不利于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文中除张斌外均为化名）
3月24日，江苏检察网记者来到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开发区的无锡软件园。这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1000多家高科技企业、累计申请专利突破3.86万件，既是江苏省最重要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高地，也是被誉为“东方硅谷”的开发区核心地域。
在软件园入口处，可以看到“无锡市开发区知识产权检察法律服务中心暨人才创新创业检察法律服务中心”的牌子。该中心于2013年4月正式挂牌运行，由开发区检察院派出3名干警到该中心开展工作，统一接待企业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诉求。
尽管让检察法律服务中心进驻企业在人们眼里尚属新鲜事，但这种做法在无锡市检察机关早已不是个例。为了更好地保护企业知识产权，当地检察机关采取了专业化办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方合力的模式探索打造出知识产权的坚实“防火墙”。
“无锡市检察机关2011年至今，办理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批准逮捕82件126人，提起公诉362件549人。作为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违法侵权行为更为复杂，造成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对这类案件的处理难度远甚于普通刑事案件，因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要做到打击有力，又要做到保护有效，打击和保护不可偏颇。”无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江苏检察网记者，正基于此，检察院从知识产权国家战略地位、知识产权自身特殊性、知识产权违法侵权的严重现状及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出发，努力全方面地实施知识产权专业一体化办理机制，构建全市检察机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立体格局。
侵犯商标类案件频发
今年3月，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涉嫌制造、销售假冒费列罗商标的案件。事情的开始要追溯到两年前，当时在无锡的一些小超市中出现了一批售价远低于正常价格的“费列罗”巧克力，从外包装看，与真的“费列罗”一般无二，只是在吃的时候，比正品的味道要更甜腻一些。费列罗所属的玛氏公司发现这一现象后，委托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向警方报案。经过近半年的侦破，无锡警方于今年1月收网，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洪某等14人，并成功捣毁位于无锡、温州和芜湖的三处售假窝点，查获假冒德芙、费列罗巧克力30余万粒，涉案价值上千万元。
“以往知识产权类案件多与盗版光碟、科技产品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来看，侵犯商标、知识产权的范围已经延伸到食品类，甚至涉及食品安全领域，这与老百姓关注的民生息息相关。”办理该案的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检察官郝鹏程告诉记者，侵犯商标类案件频频发生，说明知识产权屡屡被侵犯，这无论是对企业知识产权人、创新者还是行业未来发展都是相当不利的。
据无锡市检察院调研数据显示，从2011年至今，无锡市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假冒注册商标等犯罪嫌疑人63件87人，提起公诉189件344人 ；依法批准逮捕侵犯著作权等犯罪嫌疑人12件17人，提起公诉168件186人 ；依法批准逮捕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嫌疑人3件5人，提起公诉5件19人。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侵犯知识产权类案件在类型分布上不均匀，侵犯商标权和著作权的案件比较集中，其中侵犯商标权案件尤其突出。”无锡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检察官王玲飞介绍。比如开发区检察院办理的销售路易斯威登假包案、假冒以色列籍公司的诺加刀具案，均为涉案金额较大、人数较多、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件。
“此外，侵犯著作权也是知识产权类案件较为常见的一种。随着互联网发展，利用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是一个新动向。从通过网络电商平台销售侵权产品到网络版权被侵犯，侵犯行为人利用网络销售客户不能及时验货、相关部门监管难等短板，使网络成为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灾区。” 王玲飞进一步补充道。
“必须严厉打击文化作品侵权盗版行为，有效打击网络侵权和通过网络销售侵权制品的行为，才能维护文化市场正常秩序。”无锡市版权局版权处处长顾必成认为，只有积极投入文化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执法活动，才能加强对著作权的司法保护。
比如无锡市开发区检察院办理的邵某某侵犯著作权案，入选了江苏省2014年度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邵某某自2011年起，从他人处购买盗版光碟并在自己经营的礼品店内出售牟利，公安机关于2013年3月当场查获尚未出售的盗版光碟1.2万余张。后经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邵某某因犯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
“如果说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属于刑事案件中的疑难案件，那么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则是疑难中的疑难。”无锡市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俞涛表示，与侵犯注册商标、著作权罪相比，商业秘密案件的立案率是最低的，说明企业的商业秘密如果被侵犯，想走司法救济这条路，连立案都很困难，而且在极少数成功立案的案件中，公诉方获胜的比例也很低。
与其他案件相比，知识产权案件技术含量比较高、专业性强、查处取证难度非常大。特别是一部分假冒产品与真产品高度接近，在查处认定、鉴定方面难度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查处。因此，建立知识产权专业化办理机制对打击犯罪来说十分重要。
打造“三专”工作机制
“正是由于相关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无锡市检察院被当成是‘一把手’工程来抓，由检察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研究全市知识产权检察保护工作。”据无锡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探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特色道路上，无锡市各基层检察院陆续成立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办案小组，形成了专业一体化办理机制。在该机制的统一安排之下，检察机关从侦查监督、公诉、民事行政检察等职能部门遴选出办案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组成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办案小组，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实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民行监督”三检合一的办案模式。
徐子良副检察长率队赴企业调研知识产权保护需求
就开发区检察院而言，该院副检察长徐子良表示，该院近年来致力于构建“三专”工作机制，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专业水平。所谓“三专”是指，一则整合专业办案力量，规范办案流程；二则依托知识产权法律专家咨询团，提升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水平；三则成立专门“检察法律服务中心”，专业办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据统计，2012年以来，该院共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69件88人，均依法、快速、公正处理。
“首先知识产权案件需要专业的办案队伍。”徐子良告诉记者，该院2011年初便在刑检等业务部门抽调骨干，设立了“知识产权案件组”。该组成员目前都是研究生毕业，具有相关学术专长，做到了“术业有专攻”。
例如从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被告人陈某等人，租用场地灌装生产假冒道康宁硅胶，并销售给他人，金额共计347万余元。该案涉案人员众多，数额巨大，陈某由于长期经营已经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规模化的制贩网络，具有相当恶劣的社会影响。案发后，开发区检察院从“知识产权案件组”选派业务骨干多次介入引导侦查，为案件的最终告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此外，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检察机关还进一步完善了提前介入侦查活动机制，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及时介入，提出建议引导侦查，取得了较好效果。”开发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张斌介绍，比如 2014 年，开发区检察院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成功办理了一起假冒跨国公司商标案。
被假冒的公司是以色列诺加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其曾经委托国内一家打假公司查找犯罪嫌疑人孙某涉嫌犯罪的线索长达四年，但取证成效并不理想。深受国内假货泛滥之害，一度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产生怀疑。
2014年5月，开发区检察院接获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的通报，称已初步查到销售假冒诺加产品的嫌疑人孙某的踪迹，但依然证据不足。接获通报后，开发区检察院迅速启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通道”，由专业检察官介入引导侦查，建议侦查机关全面搜集客观证据，积极帮助固定和完善证据。随后，公安机关采纳建议，从孙某的聊天记录、银行卡记录等客观证据中发现其制假售假的铁证。最终，法院以孙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帮助企业建章立制
除了适用提前介入机制外，无锡市检察机关在打击和预防知识产权案件过程中，还不断摸索完善更多有效的机制，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基本形成了“诉前介入、诉中审查、诉后分析、预防保护”的职能一体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实现检察环节知识产权案件资源信息共享、刑民有效对接、程序无缝衔接、预防及时到位的目标，对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司法保护。
王玲飞表示，通过对案件的“诉中审查”，加强“诉后分析”。他们每办理一个案件，都要分析个案的特点和利用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漏洞，将个案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被侵权企业，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帮助企业建章立制。每隔一段时期，他们还会将阶段性的案件进行归纳、总结，深入分析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发案特点和规律，制作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手册发放给企业。
如今无锡高新区已经拥有国家软件园等数个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专业园区，吸引了海内外大批优秀企业与人才入驻，被誉为“东方硅谷”。为此，开发区检察院深入多家企业调研，就企业规范管理、防范知识产权侵权提出意见建议50余条，填补了企业刑事犯罪认识的盲区，提高了规范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预防侵权的能力。另外，开发区检察院还针对新区“二胡”产业地理标志被抢注、行业自身对知识产权重视不够等问题，在2014年联合苏州大学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在2015年形成《无锡新区梅村二胡地理标志保护问题调研报告》，对二胡制作过程中的新工艺、新材料、新造型等，提出了专业的保护建议。
苏州大学法学院蒋莉副教授坐诊为企业解惑
除了开发区检察院，近年来，滨湖区检察院针对全国著名的印刷产业聚集地——锡山区鹅湖镇部分企业多发“无犯意”（指行为人既没有犯罪的故意，也没有过失的心理状态）非法制售注册商标标识犯罪，专程前往锡山区印刷行业协会，就如何加强印刷行业内部监管和依法生产经营发出了检察建议。
而在南长区，当地检察院发现扬名创业园中大多企业对商标保护意识薄弱，该院扬名检察室联合辖区工商局和街道召开了商标注册服务现场会议，帮助企业正确实施商标战略，及时掌握商标注册申请的相关知识。另外，南长区院还针对园区部分企业技术人员跳槽后带走企业技术和客户的状况，为企业量身定制《知识产权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合同》模板，对企业员工离职后保守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等有关事项设定条款，有效防范了企业风险和漏洞。
在宜兴市，当地检察院通过抽调知识产权专业办案小组成员，成立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服务团，定期联系走访企业，深入了解各企业品牌经营情况，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帮助。2014年1月，该院知识产权保护检察室赴宜兴市经济开发区江苏森莱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针对其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疏漏发出建议。针对央视曝光部分不法分子用泥巴添加色素制成“化工壶”及紫砂壶代工问题，宜兴市院及时对紫砂及紫砂文化保护提出建议，督促有关部门为每把紫砂壶配备标注泥料名称、制作者姓名、职称的身份辨识牌，再度“擦亮”了宜兴紫砂壶的招牌。
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
据无锡市检察院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院在深化检察职能，帮助企业建规立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知识产权检察法律服务中心为补充、企业工作站为支点的服务网络，依托这个网络，充分发挥专业知识，为企业建立专业咨询、维权援助、法律宣传等一站式服务平台。2015年10月，为进一步促进无锡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在检察环节得到贯彻落实，该院制定出台了《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深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服务，保障无锡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意见》，从提高认识、履行职能、完善机制、提升能力等方面对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新要求。
在无锡软件园里，“无锡市开发区知识产权检察法律服务中心暨人才创新创业检察法律服务中心”的牌子赫然在目。于2013年4月正式挂牌运行后，开发区检察院曾组织了一次对200余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活动，结果显示，接受问卷的企业中90% 以上称曾受到知识产权侵权的困扰。
“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隐蔽，有些企业往往已被侵害还不知情。一些大型企业的损失达到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而中心的成立，为企业防范知识产权侵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中心负责人于颖告诉江苏检察网记者，现在中心坚持专业办案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提出的难题进行分流处理 ：涉及法律纠纷的，交由开发区检察院民行科咨询或支持起诉；涉及刑事犯罪的，由该院监督立案、批捕起诉、诉讼监督；涉及其他行政单位的，协调有关单位办理。到现在，该中心已和多家企业通过微博、QQ 群等建立了联络员制度，让服务、沟通日益常态化。
与此同时，开发区检察院还对世界500强5家外资企业设立了检察服务站，由相关专家对企业、人才提供“一对一”的贴身法律服务，引导和帮助企业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等方面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内控机制。同时，该中心专家咨询团成员为无锡新区重点科技企业相关负责人，各功能园区、各街道、法院、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和直属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开办了《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及纠纷应对》专题讲座，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手册》、《人才创业法律服务手册》、《企业员工法律宣传手册》、《青年人才创业法律服务手搭建服务平台、构建服务网络的做法在无锡市蔚然成风。目前，无锡市检察机关已经在高新企业集聚度高、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强烈的无锡国家软件园、无锡国家工业园、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先后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检察法律服务中心。
多方合力打造知识产权“防火墙”
“保护知识产权需要形成‘合力’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中心 推动开发区司法机关、科技、工商、质监等相关单位和科技企业形成联动机制 构筑更严密的保护体系。”开发区检察院检察长苟小军告诉记者，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合力体现在司法力量的进一步整合优化。
就检察机关内部而言，2013年7月，无锡市检察院出台了《深化知识产权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的实施意见》，加强侦监、公诉、反贪、反渎、民行等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和衔接配合，完善了线索移送、联席会议、案件通报、疑难案件会商等制度；就外部而言，公检法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案件通报、疑难案件会商等方式，及时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互通信息，分析犯罪新动向，化解认识分歧，统一执法尺度和证据标准。
另一方面，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也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拧成了一股绳”。2014年8月，无锡市检察机关召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现场会，省检察院、全市检察机关和市科技局、工商局、文广新局等共同参与会议，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搭建了良好平台，共同形成了一道“防火墙”。
如今在无锡市，检察机关和海关、公安、工商、科技、质监、新闻出版等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了知识产权联席会议制度和案件通报制度，建立了“网上信息共享”平台，有效地防止了以罚代刑、当立不立及不当立案的现象，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司法合力，实现打击和监督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有效地加大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治力度，一些疑难复杂、影响重大的案件得以及时办结。
而在滨湖区检察院，其联合科技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法院、公安分局、江南大学法学院等单位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同盟，致力于提高同盟成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实现行政执法和司法信息共享，为同盟成员提供优质服务，进而形成了“司法保护、行政服务、自主保护、科研助力”四位一体的保护格局。
“我们看到，目前这种联合的模式不仅仅只局限在公权力之间，在我们检察机关的努力下，企业主体、行业协会甚至是高校学者也开始加入这个‘联盟’，并且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徐子良表示。2012年，针对梅村二胡的集体商标被他人作为商标抢注的问题，开发区检察院迅速牵头召集梅村二胡行业协会、工商部门等召开知识产权保护联席会议，共商维权对策，及时对尚在公告期内侵犯梅村二胡集体商标的注册申请提出异议，合力打响“商标保卫战”。
“专家学者的加入，使我们的办案效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徐子良说，由于知识产权案件涉及计算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多个专业领域，为我们的办案增加了不少难度，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开发区检察院先后与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聘请了 16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咨询团。
在开发区检察院知识产权保护团队看来，虽然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进展，但科技日新月异，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也不断翻新。在办案的同时，检察机关应立足自身职能，围绕企业创新和发展需要，积极探索形式多样、更富有实效的知识产权服务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