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献血是否合法（互助献血叫停之后）

互助献血是否合法（互助献血叫停之后）互助献血背后的“卖血江湖”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实行了将近20年的互助献血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型医院血液科发现，病人和医生感觉比较突然，面临“找不到血小板”、“缺血”等突发状况。对此北京市将采取今年新增16个采血点、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等措施，进行应对。此前，南宁、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已取消了互助献血政策。广西钦州、四川省等地则明确2018年3月31日起暂停开展互助献血工作。2月1日，国家卫计委回复新京报采访表示，“结合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发展良好形势，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停止互助献血的基础。因此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2018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去年11月16日，燕郊，一白血病患者的家属正在进行互助献血。

国家卫计委表示今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北京采取多项措施填补用血空缺

2月10日，位于北三环的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互助献血窗口关闭。

5天前，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红十字会下发《关于强化无偿献血与临床用血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2018年2月10日起，停止开展互助献血。2月9日，首都献血服务网发布停止互助献血的通知。

新京报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型医院血液科发现，病人和医生感觉比较突然，面临“找不到血小板”、“缺血”等突发状况。对此北京市将采取今年新增16个采血点、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等措施，进行应对。

此前，南宁、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已取消了互助献血政策。广西钦州、四川省等地则明确2018年3月31日起暂停开展互助献血工作。

2月1日，国家卫计委回复新京报采访表示，“结合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发展良好形势，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停止互助献血的基础。因此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2018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在我国实行了将近20年的互助献血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互助献血背后的“卖血江湖”

互助献血被写入献血法是1998年。当时献血法修订，修订后的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按照献血法释义，本条是对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建议和要求。血液从采集、检验、分离、储存、运输到使用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血液自身的特性，医疗机构对其进行存储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给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鉴于上述原因，本条提出了解决方案。

与个体及团体的无偿献血相比，互助献血指向性、目的性更加明确。从献血到用血，一般只需要3天时间。

流程也不复杂，按医院里张贴的告示，互助献血只需要四步即可完成：

一、患者入院后、用血前（提前2-3天），由管床医生向患者家庭成员、亲友以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互助献血宣传动员；

二、互助献血者填写一式两份《互助献血登记表》，签名认可后携带该表格及有效身份证明至血液中心各采血点；

三、血站按法规采集互助献血者的血液，颁发献血证，填写回单；

四、医院凭互助献血回单到血站取回互助献血同等血量的血液，专供互助者指定的患者输血之用。

但指向性、目的性明确的背后，存在着一条由“血头”操控的卖血利益链。

2月12日，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表示，互助献血形式一度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催生了血头卖血等产业链，为安全用血带来了风险，叫停是正确决定。

2017年11月，新京报记者调查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的“血荒”问题（详见《燕郊白血病人用血之困》）。记者调查发现，医院中出现了通过互助献血方式进行血液买卖的黑色生意链。血头盘踞在该医院，自称“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好几单。

在燕郊燕达陆道培医院聚集数百名白血病患者，有血头长期盘踞医院，从网上招聘献血者来燕郊，以“互助献血”的名义“卖血”，每个单位血小板向患者收费五六百元。24岁的山东人晓晨（化名）患有再障性贫血（AA），已经在另一家北京三甲医院里治疗了一年。他需要每周输血一次，但只成功预约过1次医院输血科的血，费用大概在2500元左右。

其他时候，他只能通过互助献血获得血源。来自亲朋好友的血源占20%左右。找不到亲朋好友时，只能找血贩子，除去给医院的费用，还要多给血贩子2个单位的红细胞1500元左右，1个单位400-600元。

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存在程序漏洞，互助献血最为人诟病的是，对献血者的身份审查不严格。对献血人与用血人之间的关系，医院及献血站通常不进行实质审查。用血病人只需在医院的互助献血单上填写用血者及卖血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卖血者便可拿该单据到献血站进行献血。

燕郊一爱心献血屋成互助献血场所。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大路

互助献血带来血液安全问题

“将互助献血法规在现实中激活的是近年频频出现的血荒。”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在无偿献血政策实施的早期，由于团体献血量较多，很多事业单位还明确规定了无偿献血指标，全国血液供应充足。但团体或单位献血取消“硬指标”后，无偿献血人数大幅下降。

作者单位为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一篇论文指出，由于社会因素、环境因素以及目前无偿献血在制度及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缺陷，导致全国特别是北京地区无偿献血的总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近3年来(2010-2012)以每年6%左右的水平下降。

除了北京，长春、青岛、太原、重庆、昆明、南宁等多地在2010年左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不同规模的血荒。曾有媒体报道，在2010年秋冬之交，昆明出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血荒现象，有八成以上的手术因为血液缺乏被迫推迟。

“北京的特点是很多疑难病、重症病人都来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血液科专家举了个例子，2017年北京骨髓移植的手术量至少2000例，占全国该类手术量接近一半。

目前，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分配给各家医院的血液常常供不应求。北京某著名血液科医生透露，该科室一天需要25-30个单位血小板，但每天只来0-2个;血液病患者较多的一些医院日需求量甚至达到100个单位，但每天分到的血小板基本维持在10个单位。

据新京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市各医院缺血程度不一。有的医院所有血型都缺，有的医院只缺其中几个血型。北医三院输血科工作人员透露，该院B型和AB型血“还凑合”，可以预约，但A型和O型没有，“得先献完血才行”。

于是，为缓解血荒，作为特定条件下应急政策的互助献血在各地普遍展开，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朱为刚曾在受访时表示，世卫组织在无偿献血中也提到互助献血，但是有很多限制条件，主要是考虑一些国家宗教禁忌等因素。

世卫组织认为，互助献血占无偿献血比例大于5%时，就存在非法买卖风险。

上述新闻发言人披露了一组数字：北京市的互助献血比例在提高，从过去的2%-3%提高到了2017年的21%。

广西南宁互助献血的比例曾以每年10%的速度攀升。到2014年，互助献血比例超过无偿献血的50%，一度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之最。

广西南宁市中心血站在给《新京报》的采访复函中，还提到了互助献血带来的血液安全问题。据统计，2015年全年，血液初筛淘汰总人次为18377，其中互助占81.54%;2016年全年，血液初筛淘汰总人次为8306，其中互助占49.81%。

原有用血模式将改变

“想要血？送你两个字：没有。你想怎么办？互助血。”这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袁红(化名)，对北京用血现状的描述。此前，通过互助献血获得输血资格，已成为血液病人一个主要供血渠道。

2月10日北京停止开展互助献血后，也打乱很多患者“约定俗成”的用血计划。

当丝丝(化名)得知互助献血政策停止的消息时，已是2月8日傍晚。

往常的状况是，2月9日上午，提前约好的一位志愿者，将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献出2个单位的血小板，并换取一张献血证。丝丝将拿着这张献血证和医生开具的互助献血单，去医院输血科预约2个单位的血小板。

患有白血病m2a的丝丝妈妈正躺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里，等着输入血小板。当天，她体内的血小板跌至5个单位，而正常人的血小板是100-300个单位。

然而，2月9日，丝丝妈妈所在的医院停止发放互助献血单。

因为没按照计划输上血小板，2月10日丝丝妈妈体内的血小板减少到3个单位，鼻子出血，身体几乎无法挪动;2月11日，血小板接近为零，眼睛充血，面临大出血的风险。

医院也措手不及。丝丝妈妈所在的医院，劝退了几位血液病患者。有的医院开始停止给血液病人做移植手术，还有血液病人面临着移植完可能出现排异，需要大量用血但输不上血的困境。

35岁的蒲保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骨髓移植。2月5日，她进入无菌室，2月6日开始化疗。“等这一刻等太久了。”蒲保珍的姐姐情绪激动。

移植前需要进行化疗，把体内白血病细胞控制在最小程度。但蒲保珍刚上化疗10分钟左右，化疗就被迫停止。理由是，因移植期间用血量比较多，医院担心血不够用。

蒲保珍的姐姐得知，医院在那一刻也收到了互助献血政策即将停止的消息。

因为已经进行了10分钟的化疗，出舱后未及时输血，蒲保珍的血项指标一直下掉，出现流鼻血等状况。

2月6日，《通知》电子版在各大血液病患者及家属群中“炸开了锅”。当天下午，蒲保珍所在的医院召开患者与家属的沟通会。

“我们也是星期一(2月6日)才知道时间节点定在了10号。”该医院负责人袁红说，“国家一直在酝酿这件事情，但是它真正落地的时候我们仍旧觉得突然。”

医生也很着急。互助献血的最后一天，2月9日上午，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王静波主任等人到市血液中心提交部分医护人员的联名申请，具体有两个请求：医护人员积极献血为我院患者使用;我院建立单采血小板的采血点。

去年2月2日，北京西单图书大厦门前的无偿献血车。该采血点将于近日重新运行。图/视觉中国

北京市卫计委:抢救用血“必须保证”

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血液病人，来到北京的大医院求医。为了治病，蒲保珍卖掉了老家的一套房子，准备了100多万治疗费用，在医院附近租房住了1年多。

苏女士的丈夫已经“进舱”化疗12天，需要长期输入血小板。她理解打击“血头”的政策初衷，“我知道互助这件事情不对，但它的出现是因为有极大的需求。”

袁红认为，“我们觉得应该出台一个替代的方案。”

对此，上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表示，之所以定在2月10日，是因为通常在春节放假前一周，人们纷纷回家过年，除急诊外，医院手术量和相应的用血量都会下降。此外，放假后，人们都会出门上街，街头采血车采血量会上升。

发言人还表示，血液库存量暂时是足够的，不会影响医疗机构的整体运行。

根据《通知》，北京市卫计委成立“血液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具体负责统筹协调北京市的无偿献血、临床用血和血液保障相关政策的落实、督导和推进工作，确保政策调整后的一段时间内的血液安全供应平稳过渡。

作为取消互助献血后临床用血管理的应对措施之一，北京市卫计委表示，要加强医疗机构与采供血机构血液预警联动。底线是，医疗机构急救、孕产妇和儿童用血、突发应急事件抢救用血“必须保证”。

上述北京市卫计委负责人表示，实际运作中确实属于病情需要，家属真实意愿，可作个别处理。

多位患者家属提出，希望能给互助献血留个口子。比如，由患者主动证明血液来源合法，并由单位出具文件背书;或让家属到血液中心献血，血站发放等量的血仅供患者所在医院使用。

袁红一一搜集好患者家属的建议，准备向上级反馈。“我们现在面临的是阵痛期。”袁红说，“实际上，取消了互助献血，我们需要多少的血小板或者红细胞，都要向北京市血液中心来提取，他们得调剂好。这件事其实对血液中心压力很大。”

北京的《通知》还提出，要加强对临床医生的“限制性输血策略”和对用血患者的“安全有效输血策略”的宣教，力争各临床用血医疗机构自体输血率达到30%以上。

所谓“自体输血”，即采集患者自身的血液或血液成分，经过储存或一定的处理，在术中或术后需要时再回输给患者。对于一些择期手术的患者，自体输血因不需检测血型和交叉配合实验，可防止传染疾病。发达国家自体输血已占输血总量的20%-40%，澳大利亚和美国占80%-90%。

几年前，为应对血荒，北京的各大医院就曾以加强自体输血的方式来“自救”。然而，限于技术等原因，“这仅仅是杯水车薪，”某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叹了口气。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航天中心医院等已经自发开展医院单采血小板，病友家属每天去医院采血点捐献血小板，大约维持20个单位，以度过这段时期。

蒲保珍是幸运的。2月13日下午，主治医生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将会继续进行姐供妹造血干细胞移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14日进舱。

多次买血的晓晨赶上了“末班车”。2月9日，一个女志愿者联系上晓晨，给他献了血。

丝丝仍在为妈妈的血小板奔波，2月13日，她终于从病友那里借来了血小板勉强维持。妈妈之前的化疗效果不错，没有感染，也没有发烧。然而，因为新政策的到来，妈妈的疗程不知是否还能继续下去。

3月底大限后如何填补用血空缺？

事实上，近年来，国家卫计委已多次发文要求各地对互助献血进行规范，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比如，要严格互助献血启动条件、标准和范围，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能进行身份核实的地区，不得开展互助献血。

2月1日，国家卫计委回复新京报采访称，经过各地共同努力，全国互助献血率逐年降低，2016年降至3.2%，2017年进一步降至2.2%。

另外，从全国来看，无偿献血的总量在不断增加。2017年全年无偿献血人次达到1459万人次，采血量达到2478万单位，较2016年分别增长4.2%和5%。

国家卫计委表示，结合全国无偿献血工作发展良好形势，专家研究分析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停止互助献血的基础。因此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2018年3月底前全国停止开展互助献血。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说法，广西南宁中心血站2015年互助献血率达到50%以上，而经过一系列综合措施，截至2016年底已停止互助献血。

据记者了解，2015年起，南宁中心血站开始采取措施对互助献血进行调控。

2016年末，采血量增长10.08%，互助献血比例下降至15.12%。2017年3月，南宁市卫计委正式下文，暂停在当地开展互助献血。

此举所带来的用血空缺如何填补？1月23日，南宁中心血站给新京报记者的答复是：“开源节流。”

据介绍，南宁市开展志愿者献血月活动，并下沉到基层，开拓农村无偿献血队伍。在节流方面，成立“自体输血技术宣讲团”，推广相关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保护血液资源。

南宁中心血站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样做基本上也只能维持一个“紧平衡状态”，每年的一、三季度，南宁市仍然和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一样，存在季节性用血紧张。

另据武汉方面介绍，他们通过增加街头流动献血车和固定献血屋等措施来应对。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表示，本市今年规划的新采血点约有16个，主要布局在大型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的繁华地带。西单采血点这两天就能重张。未来，本市还会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号召和组织更多团体单位参加无偿献血，努力提高团体献血的比例。

北京市还希望建立“常态血液调剂机制”，从外地调血。去年年底，京津冀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联网。

国家卫计委回复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区域间调配血液超过154万单位，“有力缓解季节性、区域性、偏型性血液供需矛盾”。

但首都的压力仍然很大。由于京津冀三地用血需求量都不小，《北京日报》日前发布的报道中提到，据记者了解，可调配的空间还相对较小。叫停互助献血后，相对麻烦的是血小板，预计缺口大约会在10%。

“血浆能够保证供应，但是血小板从外地调不现实。”一位不愿具名的血液科专家向记者解释，捐献血小板需要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采集，这样的机器通常只有血液中心才有，“一般的献血车只能献全血。”

此外，血小板的存活期只有5天，从外地调要1-2天，到北京后通过血液中心集中调配，再输到病人体内，这个时间也是5天，“一定要靠北京的资源。”

“其实国家希望把那些变相买卖的情况回归到正常的供应中”。袁红说，同样取消互助献血的上海，一直在落实团体献血。

深圳是全国极少数没有实行过互助献血的城市。在深圳，每年的献血者中有超过60%是定期献血者，血小板的捐献者100%为定期献血者。

据媒体报道，现已退休的深圳市原血液中心主任杨宝成曾在内部会议中提交了一份名为《深圳为什么没有“血荒”》的总结报告，“政府的重视与支持”被列为首要因素，“十一五”期间，深圳市政府将无偿献血纳入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在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卫计委表示要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工作，保障临床用血。比如深入各类企事业单位开展团体无偿献血;改善献血环境，提高无偿献血的服务工作;普及无偿献血的科学知识;加强无偿献血宣传动员。此外，还要完善血液调配机制，配合公安部门打击采供血中的违法行为。

新京报记者 吴靖 实习生 肖涌刚 杨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