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发财致富之道：发财致富看周期 但别产生新周期幻觉

快速发财致富之道：发财致富看周期 但别产生新周期幻觉假若我们运用四阶段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其运行规律就是一条正弦曲线，对应的四阶段分别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与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起来：繁荣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释放阶段；衰退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衰竭阶段；萧条阶段即为启动一轮新的改革出现市场出清的阶段；复苏阶段即为生产要素开始重新配置的阶段。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斯密增长”展开的，即打破制约要素市场流动的约束，扩大市场规模。同样，理解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经济运行的波动，也需要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分析。在1978年之后这一巨大的改革逻辑下，经济增速得到大力提升，但由于改革在各领域和各时间段的推行呈现出“停、缓、急”，这样也就相应地产生经济波动。在某一时段推出某一领域的改革，能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或技术的进步，便会刺激投资，引起经济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释放对经济体的推动作用效用递减，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便转入衰退。以此作为解释逻辑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经济观察报 潘向东/文

由于消费市场的总需求远大于或者远小于总供给，从而出现经济周期波动或者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周期的起源可归结为生产部门和消费部门运行的不匹配，有各自的生命周期。

中国的经济周期是商业周期、创新周期和制度周期的叠加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周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用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的研究者采用多变量方法，例如独立成分法，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周期进行测量，发现1978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 1979-1985、1986-1988、1989-1994和1994-2004年四个完整的周期，从2005　年起进入第五个周期。更多的研究者是采用单变量方法（即实际经济增长率）来划分中国的经济周期，例如，采用状态空间模型、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等参数方法和简单移动平均、HP滤波等非参数方法。当然也有采用较为传统的谷谷划分法，主要是通过直接观察找出GDP增长率的波谷对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得出1977至2009年的中国经济，可以划分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和2000年-2009年5个短周期。

在解释中国经济周期的时候，假若我们依照成熟市场的经济理论，有一些经济现象就陷入无法合理解释的困境。例如，2002年至2007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组合，六年期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11%，但CPI仅为2.1%。但难以解释的是，在2010年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一路下滑，却仍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7.7%，但CPI仍然达到2.6%。假若我们运用菲利普斯曲线法则去解释，几乎是得不出答案，可以说是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假若按照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仅仅是短期经济增长偏离长期潜在增速，假若长期潜在增速是这两段时间的中轴，那么2002年至2007年经济相对于长期潜在增速向上偏离，为何没有通胀压力？而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经济增速出现相对于长期潜在增速向下偏移的过程中，为何物价上升的压力却还在加大？“解铃还须系铃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经济体之中，自然后受全球商业周期的影响，也会受到技术创新周期的影响。但仅从这两个方面并不能去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波动和增长奇迹，这需要我们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理解。

1978年至2013年这35年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20多倍，年均实现了9.9%的高增速，作为一个大周期（当然这一周期未来还将延续）去理解，完全是1978年之后结合中国国情的制度释放所带来的高增长，是“制度创新”对潜在增速的释放。当然，这种“制度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改革开放”，而应该是一种结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和开放。

同样，理解改革开放后近40年来经济运行的波动，也需要从制度改革的角度去分析。在1978年之后这一巨大的改革逻辑下，经济增速得到大力提升，但由于改革在各领域和各时间段的推行呈现出“停、缓、急”，这样也就相应地产生经济波动。在某一时段推出某一领域的改革，能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或技术的进步，便会刺激投资，引起经济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释放对经济体的推动作用效用递减，改革红利逐渐消失，经济便转入衰退。以此作为解释逻辑，我们就会发现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来计算经济周期，中国就经历了整整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第一轮改革经济周期起始于1978　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结束于1992　年新的一轮改革启动；第二轮改革经济周期是1992　年中国政府开始启动新的一轮改革，到2013年新的一轮改革酝酿。

假若我们运用四阶段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其运行规律就是一条正弦曲线，对应的四阶段分别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与制度改革紧密联系起来：繁荣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释放阶段；衰退阶段即为制度改革红利衰竭阶段；萧条阶段即为启动一轮新的改革出现市场出清的阶段；复苏阶段即为生产要素开始重新配置的阶段。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斯密增长”展开的，即打破制约要素市场流动的约束，扩大市场规模。

改革为何也会周期波动

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是很难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解决的，但在面临制度改革红利开始衰退的时候，为何政府仍然愿意选择扩张政策来延续过去的增长模式？为何不愿意选择改革来提升经济的潜在水平？其原因包括两方面：其一，短期需求和供给的刺激见效比较明显，而改革提升潜在增长水平需要中长期才能释放出来；其二，任何的改革都会存在既有利益集团的阻力，他们试图去维系僵化的制度而阻扰改革，政府也就不愿意在经济已经开始出现衰退之前，或出现的时候，去启动制度改革。而更愿意在经济回落之初，去选择当时皆大欢喜的政策刺激。至于刺激政策所带来的“后遗症”，由于存在滞后效应，很有可能就留给了下一任政府。

这其实也符合历史各国制度改革启动的通常路径，即都是经济运行到一定时候，经济下行压力和各项结构矛盾开始显现，从而倒逼制度改革。

为何会出现改革红利衰竭？首先，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某一时段所做出的制度安排，更多是依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所制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环境将发生变化，客观上要求制度安排也做出相应的变化。其次，与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路径相关。由于“渐进式”改革是分步进行，而非一步到位，伴随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环境也随之变化，分步式改革的一些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演化为僵化的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价格双轨制”演变路径就相当典型。

价格双轨制产生的时候，当时的中国不仅总量短缺，而且商品结构短缺更为严重，不可能实行全面市场化，通过短期“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长期积累起来的总量和结构矛盾不太现实。而且在价格扭曲的条件下，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是最佳，甚至产生逆调节。正是这种放统两难的局面，决定了中国在当时实行双轨制价格，寄希望于通过两种价格撞击反射，交叉推进，最后达到理顺价格关系的效果。在实施了价格双轨制后，随着生产活动进一步扩大，此时应该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再次进行价格体制的调整，而不是让价格体制僵化，阻碍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这方面改革一直拖延到1992年才开始启动。

正是因为改革的推进存在“波动”：在改革红利释放、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时候，改革的动能不强（高增长也容易让人觉得已有的制度安排很适应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改革推进总是犹犹豫豫，只有在经济面临困境的时候，倒逼改革加快推进。同时，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改革来释放制度红利。因此，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也随之演生，只是与改革“波动”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是因为“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如何产生“新周期”

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全球其他经济体而言，表现较为靓丽，这应当归功于政府对经济的强势反周期操作：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之后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大规模举债刺激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治理政府城投平台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表外举债；2016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规范表外融资之后，地方政府又通过PPP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张。所以，我们看到2017年上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达到21.1%，远高于固定资产8.6%的投资增速。

依靠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是有限度的，首先其规模受限，其次其持续性受限。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政府在不断地治理地方政府的城投平台、表外融资。今年以来PPP在不断地发力，毫无疑问，与政府负债相比，通过PPP项目融资有利于实现政府跨期资金调度，实现财政风险的跨期优化，改善政府收入支出现金流，缓解当期支出压力。与此同时，PPP项目融资可以实现政府债务从表内剥离至表外，增加地方政府现在的负债能力，但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未来还是需要政府来偿还，负债的规模越大，出现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也就越大。因此，要产生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必须依靠经济内生增长的力量。

尽管中国经济经历了8年多的调整，但老百姓的需求仍然很旺盛，只是由于供给侧制度安排的缺陷，让老百姓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例如：房地产限购、汽车摇号、就医难、娱乐难、养老难、升级难等问题突出。这就出现了中国经济所特有的现象，一方面经济面临调整回落的压力，很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老百姓的需求又得不到满足，强劲的消费需求被抑制或者通过海外来满足。这主要是经济体的商品供给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产生这种不匹配的原因主要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一直并不充分，以前的改革主要是针对老百姓急切需求的问题进行了改革，随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原有制度安排的打破并没有同步跟进，从而便出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和不协调。

因此，只有制度安排改革开始推进，才可以说是看到了“新周期”的曙光。

（作者系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