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业发展策略：由美日韩经验看我国产业升级前景

关于产业发展策略：由美日韩经验看我国产业升级前景美国：转型成为“服务为基，尖端技术为矛”的消费国。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服从一般规律，前期制造业和建筑业维持了稳定份额，农林牧渔业和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逐渐萎缩，此后中低端制造业持续对外转出，金融保险、医疗和商业服务等服务业逐渐追赶并反超，但近年来美国开始布局尖端、高新制造业，最终形成“服务业为主导，尖端技术为突破口”的产业格局。此外，在转型完成后的几十年内各国通胀出现低波动、中枢下移特征。第一，人力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下降。无论从数量、结构还是质量看，成为高收入国家期间（或更早）美日韩三国人力优势不再，并化身产业转出国开启下一轮产业转移、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国。第二，经济增速L型换挡。此间美日韩经济均出现明显失速，此后长期增速中枢相对转型前下一个台阶；第三，通胀中枢较高，并容易引发他国滞胀。“胀”来自于一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期间消费升级、中产占比提高、城镇化率上升，且出口仍强劲并向下游消费国

文 | 招商宏观张静静团队

核心观点

2021年我国人均GNI为12440美元（最新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为13205美元），十四五期间中国十分有望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转型成为“消费大国叠加制造大国”。历史上，美国、日本、韩国先后成为高收入国家，此后不断经历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未来转型升级提供思路。

跻身高收入国家的挑战：

第一，人力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下降。无论从数量、结构还是质量看，成为高收入国家期间（或更早）美日韩三国人力优势不再，并化身产业转出国开启下一轮产业转移、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国。

第二，经济增速L型换挡。此间美日韩经济均出现明显失速，此后长期增速中枢相对转型前下一个台阶；

第三，通胀中枢较高，并容易引发他国滞胀。“胀”来自于一国成为高收入国家期间消费升级、中产占比提高、城镇化率上升，且出口仍强劲并向下游消费国“输出”通胀，“滞”源自该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出口竞争力强劲并对他国产生挤出效应。

此外，在转型完成后的几十年内各国通胀出现低波动、中枢下移特征。

美国：转型成为“服务为基，尖端技术为矛”的消费国。美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服从一般规律，前期制造业和建筑业维持了稳定份额，农林牧渔业和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逐渐萎缩，此后中低端制造业持续对外转出，金融保险、医疗和商业服务等服务业逐渐追赶并反超，但近年来美国开始布局尖端、高新制造业，最终形成“服务业为主导，尖端技术为突破口”的产业格局。

日本：制造业由盛转衰，养老和医疗等服务业为重要支撑。制造业经历了“纺织工业发展→重化工业兴起→中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传统制造业大量对外转出、中高端制造业仍具韧性”的过程，尤其在70年代日本凭借机械、运输设备和电子三大支柱产业，顶住了美国贸易保护和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全球滞胀的两大外部压力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但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传统制造业式微，以养老和医疗为代表的服务业成为经济支柱，同时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或成为未来突破口。

韩国：制造业优化升级，迭代创新。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更侧重制造业的不断优化升级，演绎路径为“中低端制造业→轻纺工业→重化工业→电子产业”，疫后韩国产业政策开始向尖端产业倾斜，未来韩国的产业升级仍将在制造业上不断打磨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的三点共性：

第一，产业升级成效基本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以及各国研发投入方向有关；

第二，经济进入L型底部后各国产业升级加快，但产业升级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第三，不同的经济体的产业转型方式有别，但基本上都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对国内的启示：

第一，国内人口红利数量优势已不再，但仍可发挥质量优势，增加教育和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与结构调整并行，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无虞，滞胀风险不高但需警惕经济下行风险，或可出台相应跨周期调节政策对冲；

第三，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路线可同时借鉴日韩和美国，向“消费大国叠加制造大国”转型。

正文

一、跻身高收入国家的挑战：人力成本抬升、L型增速换挡、引发滞胀风险

十四五期间中国转型方向是“消费大国叠加制造大国”，并有望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历史上，美国、日本、韩国先后成为高收入国家，此后不断经历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未来转型升级提供思路。根据世行的划分标准，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在1945年、1974年和1999年实现人均GNI的飞跃、转型成为高收入国家，转型前后存在一些共同点：

第一，人力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下降。从数量看，1944年美国人口增速已开始放缓，但由于二战后出现婴儿潮、40-50年代人口增速维持高位，60年代后人口增速一路下滑，日本和韩国在成为高收入国家后人口增速长期处在1％以下。从结构看，转型期间对应美日韩劳动力人口占比见顶或上行斜率趋缓。从质量看，美日韩在成为高收入国家后的几十年人均GDP中枢快速上移，美国转型成为消费国、日韩则向中高端制造国发展。与此同时，转型期间美日韩城市化率均高于60％，此后上行动能放缓。由于全球产业转移取决于各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劳动力禀赋优势，一旦此前享受人口红利的承接国人力成本优势不再，就必然开启下一轮产业转移、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承接国。

第二，经济增速L型换挡。美国大萧条后到成为高收入国家前（1934-1944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18.9％，均值为10.3％，此后至今（1945-2021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8.7％，均值为2.8％；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前（1956-1973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13.1％，均值为9.2％，此后至今（1974-2021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7.1％，均值为2.0％；韩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前（1954-1998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14.9％，均值为8.4％，此后至今（1999-2021年）实际GDP同比峰值为11.5％，均值为4.2％。美日韩经济在转型期间均出现明显失速，此后长期增速中枢相对转型前下一个台阶。我们可以通过HP滤波得到的实际GDP趋势项同比更直观地看到这一点。

理论上，经济增速L型换挡存在两条逻辑链：一是“城镇化率接近或高于60％、人口增速下滑→房屋需求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内需大幅下滑→潜在经济增速下滑”；二是“人均GDP上升→劳动力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显著下降→产业转出→本国二产占比大幅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