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肥胖歧视（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

为什么会有肥胖歧视（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鉴于我们似乎对胖子有偏见，我们需要找到不喜欢他们的充分理由。啊，我知道了，是因为他们花了不少钱。是的，就是这样，胖子大量消耗公共资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都听说过肥胖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开支。似乎新闻报道每天都会提及，肥胖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资金危机的一大重要原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目前用于治疗肥胖的费用约为60亿英镑。有些歧视来自数据统计，因为肥胖的人往往更易生病请假，或者总体上生产力较低，虽然这些方面只适用于体力工作。因此，工资既取决于生产率，也取决于说服力。为了证实这一点，瑞典的一项研究制作了附有照片的假简历，并将其发给正在招聘的雇主。研究人员复制了所有的简历，仅对照片加以修改，从而使一组照片中的人看起来更胖。脸看似肥胖的申请人得到面试机会的概率比脸瘦的申请人低8%。体重指数无法反映身体的构成（肌肉的密度要高于脂肪），但肥胖以及病态肥胖确实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并伴有早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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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叙事改变人生》，作者保罗·多兰，有删节。

肥胖是发达国家最普遍的一种不健康状态。人们认为， 肥胖的根源都在于肥胖者自己（而本文的焦点在于这一观点并不属实，肥胖可能源于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遗传、社会和环境因素，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总而言之，人们不怎么喜欢肥胖人群。

我们通过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对一个人的肥胖程度进行分类。体重指数低于18.5是偏瘦，18.5 ~ 25是正常体重，25.1 ~ 29.9是超重，30 ~ 39.9是肥胖，超过40是病态肥胖。

体重指数无法反映身体的构成（肌肉的密度要高于脂肪），但肥胖以及病态肥胖确实意味着健康状况较差，并伴有早死的风险。体重指数不超过27的超重，并不会对健康造成什么不良后果。直到1998年，超重临界值才被降低，因此更多的人被归为“有体重问题”（美国约有3000万人），从而增加了减肥药物和肥胖干预的市场。

体重指数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相当微弱。超重并不会打击幸福，只有病态肥胖才会真正影响幸福感。因此，肥胖并不会让人痛苦。肥胖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低于非肥胖人群，尤其是当他们 被“正常体重”的人包围时才会如此。因此，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是因肥胖带来的耻辱感和被歧视的感觉。

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于男性而言，体重似乎并不重要。但许多研究表明，肥胖女性的收入明显低于非肥胖女性，尤其是有社交互动需求的工作岗位。要么雇主不喜欢肥胖女性，要么顾客不喜欢， 要么前者认为后者不喜欢。

有些歧视来自数据统计，因为肥胖的人往往更易生病请假，或者总体上生产力较低，虽然这些方面只适用于体力工作。因此，工资既取决于生产率，也取决于说服力。为了证实这一点，瑞典的一项研究制作了附有照片的假简历，并将其发给正在招聘的雇主。研究人员复制了所有的简历，仅对照片加以修改，从而使一组照片中的人看起来更胖。脸看似肥胖的申请人得到面试机会的概率比脸瘦的申请人低8%。

鉴于我们似乎对胖子有偏见，我们需要找到不喜欢他们的充分理由。啊，我知道了，是因为他们花了不少钱。是的，就是这样，胖子大量消耗公共资源，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我们都听说过肥胖会给医疗系统带来巨大开支。似乎新闻报道每天都会提及，肥胖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资金危机的一大重要原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目前用于治疗肥胖的费用约为60亿英镑。

这些头条新闻隐含着对那些正在耗尽公共资金的肥胖人群的道德批判，这些钱本可以更好地用在别处。我这么说是因为肥胖成本论并非真实，除非我们能够明确如果没有肥胖人口，公共资金将会花在哪些健康问题上。老龄人群的社会关怀方面也面临着资金危机。

肥胖导致的过早死亡限制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人数，所以肥胖也能省钱。此外，肥胖人群像吸烟人群一样容易过早去世，为纳税人省下了巨大的养老金成本。此外，肥胖者吃得更多，为经济做的贡献更多。因此，与选择身材纤瘦来保持长寿的人群相比，肥胖人群可以为福利体系节省一大笔资金。根据做出的假设，以及我们对现在和将来的成本的评估，用于治疗肥胖症的成本可能与治疗其他疾病的成本不相上下。

不管怎样，先想想成本论有多荒谬。如果我们只关心公共财政，鼓励人们吸烟不是更好的选择吗?长期吸烟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比不吸烟者少10岁，在医疗开支高昂的年纪为医疗服务减轻了负担。他们患上肺癌后，死亡过程极其迅速，花费还低。但是节省养老金开支才真正是国库从吸烟中获得的意外之财。解决养老金“黑洞”的一个好方法是鼓励中学生每天吸40支烟。我们不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担心棺材和保险箱都会早早装满。

由此看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肥胖的成本上涨论是由健康叙事势力和对不健康人群苛责的道德批判驱动的。工人阶级的肥胖率比中产阶级高得多，这一点也有助于这种叙事：正是那些肥胖懒惰的工人阶级让我们苦心经营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逐渐陷入瘫痪。

好吧，说完成本论，再去寻找另一个我们不喜欢肥胖的原因——我们关心人类的健康。这是许多医生——尤其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医生——的观点，这也符合社会叙事，即我们有责任尽可能活得健康、活得长久。许多医生会告诉病人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一定（甚至一定不）是因为这样做会带来幸福，而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家人和社会都有责任保持健康。

作为一名行为科学家，我意识到，我们许多健康方面的决定，就像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决定一样，都受到了误导。但是存在健康风险的行为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健康。2016年，英国有137人在工作中死亡，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建筑业、农业以及制造业。还有更多的人因工受伤。当然，就业人口的基数要大得多，因此死伤率相对较低：目前工伤死亡风险约为二十五万分之一。尽管如此，这些行业里的每个人都在健康与收入之间进行权衡。虽然这些高风险行业的平均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这些行业的工人的工资可能要比他们从事其他工作高。

我们批判那些参与酗酒、吸烟和非法滥用药物等工人阶级中更突出的不健康活动的人。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如果能够对一些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加以讨论，我们在严厉批判这些行为时就会更加谨慎。当人们从研究人员举行的焦点小组讨论回到现实世界时，比较严厉的判断是否会很快重现，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可穿戴电子设备、传感探测器和手机数据收集技术的发展，正在将追踪自身健康状况的主动权从医疗保健服务商手中夺回来。因此，随着健康至上主义更加强调个人层面的责任，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在社会叙事中被推到了前沿。我们的确对那些不符合健康理想标准的人愈加挑剔，他们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像其他人期望的那样重视饮食和健康。

仅仅因为你身材苗条健美，而且你只吃有机食品，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像现在这样批评别人不重视他们的健康。我们真正陷入的风险，就是我们正进一步宣扬保持健康、人人有责的观念。我相 信，很多人会发现在社交中分享健康是过一种更为积极、时刻充实的生活的巨大动力。但我想，如果大家再看到穿着印花莱卡紧身裤的蠢货吃掉酸面团上牛油果果肉和荷包蛋的无聊照片时，可能恨不得把手机扔出窗外。

从健康叙事陷阱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警惕，不可再将关于某些行为好坏的评判上升到道德层面，而是应该关注不同非健康行为带来的痛苦后果。毫无疑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会给受影响的人和与之亲近的人造成极大痛苦。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很难提前知道自己应该遵循的最佳健康途径。我觉得夜晚出去玩很值得，但我无法确定是否健康。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可能知道有着不同偏好、面临不同机遇和限制的其他人应该做什么。因此，对于健康和幸福的其他决定因素之间的权衡，怎样做才是负责任，根本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来源：新华号 中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