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印记戎马一生的柔情(红色印记烽火马栏)
红色印记戎马一生的柔情(红色印记烽火马栏)红二十六军在马栏转角改编成立(油画)同年,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同年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2月22日,杜衡在栒邑杨家店子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红二十六军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兼)、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先先锋队,全团共200余人,枪150余支,军马60余匹。12月24日,部队转移到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授旗仪式,正式宣布中国工
马栏,渭北高原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马栏位于陕西省旬邑县城东北53公里处,属子午岭南缘余脉,它屏关中以障咸(阳)西(安),御陕北而扼榆(林)定(边)。这里山峻林密,粮丰物裕。自古为屯兵养士之地,占据马栏,进可攻,退可守,剿可藏,惫可养,有广阔的活动与回旋余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栏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重要活动地区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马栏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和红色通道,是圣地延安的前沿哨所,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是陕西省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一切工作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马栏这块红色的土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旧址(旬邑马栏)
建立地方武装 开辟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中共旬邑党组织领导起义农民以抗粮“交农”为口号,爆发了声震渭北的农民起义,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时隔不久,因叛徒出卖,故起义失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为旬邑革命播下了火种。旬邑暴动失败后,起义保存的革命力量转战山区,编成旬邑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等率领陕甘游击队来到马栏转角一带,与旬邑暴动失败后转战山区的起义人员会合,进行初步整顿,成立了新的陕甘游击支队,进行革命活动,拉开了马栏革命的序幕。1931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400多人,活跃在南梁、马栏、照金一带。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开辟革命根据地,2月13日攻克旬邑县职田镇,捣毁区公所,惩办恶绅王兆贤、唐碧武、乔景贤等8人。接着在阳坡头歼灭反扑来的一个营,进军土桥、清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4月攻破县城,开狱释囚,开仓放粮,烧了县府,随即撤往马家堡村。5月上旬,在马栏歼灭来犯的井岳秀部五一一团两个连,缴枪200余支。这一年,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的正宁、旬邑、淳化迂回进行游击战争,并帮助本县游击队发展壮大。一年多的游击战,今东明西,明出暗没,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摧垮了不少国民党的乡镇保甲机构,使国民党统治的一部分地区特别是山区,失去管辖权或控制能力,变为红军的游击区,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基础。
同年,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同年12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2月22日,杜衡在栒邑杨家店子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及杜衡任军政委的命令。红二十六军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杜衡(兼)、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红二团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和少先先锋队,全团共200余人,枪150余支,军马60余匹。12月24日,部队转移到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授旗仪式,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团成立。
红二十六军在马栏转角改编成立(油画)
1933年,陕甘边特委开创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先后在正宁、淳化、旬邑一带,打土豪,分粮食,袭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1937年5月28日,马栏彻底解放,正式成立区级革命政权。至此,以马栏为中心的根据地就此形成。
建立统一战线 反击磨擦斗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中共中央坚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于1937年2月通过国共双方谈判,划分了边区与友区的界限,开展统一战线,巩固地方组织。但国民党当局变化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共产党组织和游击区民主政权内部进行瓦解破坏。
1937年2月,中共关中特委由淳耀县的桃渠河移驻马家堡(今旬邑县)。5月,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改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7月抗日战争爆发。10月,召开了关中分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0多名,代表700多名党员,大会着重“检查过去党的工作,讨论关中统一战线以及苏区转变为边区的问题”。会议产生了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习仲勋仍当选为书记。同时决定将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
为了正确贯彻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维护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做好周边地区国民党武装的统战工作。身为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亲自与正宁县民团的王大牙、寺村的萧恩多、旬邑县民团的郭相堂、太峪镇的文干卿等民团头目,多次通信或谈话,进行宣传、分化、瓦解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这些民团头目除少数顽固分子外,都为抗日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减少了边区的压力。习仲勋还特别注意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安排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任职,发挥他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此间先后将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安排到县政府任财政科长,新正县雷庄的老中医张治平、旬邑县的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他们都为革命做了有益的工作,一些社会贤达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形势的变化,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矛盾逐渐尖锐起来,平静和平团结抗日的气氛很快蒙上了阴云。关中分区位于陕甘宁边区最南端,是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延安到关中,要通过黄陵、店头一带很长的一段狭窄地带,陕甘宁边区军民形象地比之为“葫芦把”, 把关中分区戏称“宝葫芦”。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个“宝葫芦”早已垂涎三尺,把它作为首取军事目标,进而侵吞整个边区。为此目的他们对关中分区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从未停止。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地处关中腹地的关中分委担负着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和军事包围,进而不断制造磨擦事件,乃至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在陕甘宁边区,继陇东分区的镇原、宁县事件后在关中分区又制造了震惊国人的旬邑事件。
1939年初,因河防吃紧,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抗日荣誉军人学校奉命转移到陕西旬邑县城南的土桥镇。1月下旬,国民党旬邑县县长张中堂及国民党彬县专员张明经调集保安队2000多人,武装围攻八路军荣校,荣校被迫退驻县城以北数十里处的看花宫村,避免了可能遭受的伤亡。5月25日,八路军荣校一工作人员出城采购,突遭该县保安队枪杀。荣校伤残人员闻讯,群情激愤,遂派代表前往国民党县政府请愿,该县长未问事情曲直,反而指挥保安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伤残人员代表9名。随后张中堂又率领大队人马,向驻旬邑县城的关中分区保安独立一营进攻。同时还调集邻近几个县的保安大队配合国民党保六团一营日夜围攻关中分区部队。关中分区部队与之激战七天八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县城。旬邑县城被顽军占据。出城时,有17名伤残人员掉队被俘,后全部惨遭顽固派军队暗杀。国民党反动派无视抗日统一战线大局,蓄意制造旬邑惨案,在关中分区军民中激起极大义愤。
旬邑事件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为中共领导人关注并予谴责的事件之一。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痛斥国民党的行径论:“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在宁县事变后全国通电中,声讨国民党在“旬邑则杀人夺城”的破坏团结抗日罪行,并质问国民党“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
顽固派夺取旬邑县城后,扬言要打到延安去,关中分区专员公署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顽军停止对边区的破坏,退出已侵占的地区。为适应新的形势,担负起组织团结全分区党员群众迎接更为艰巨复杂的斗争的重任,九月上旬,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在上墙村召开了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习仲勋连任分委书记。习仲勋曾回忆这次会议说:
“七月间关中党召集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五十多人,代表党员四千多人。在会议中检查了两年来的工作,讨论了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央指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决定关中党在统战工作中是必须进行斗争的。只有斗争,才能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必然规律。”
关中分区第二次党代会代表合影
进入1939年冬,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11月12日至20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方针,并制定了《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由此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更是极力分裂统一战线,武装磨擦日益猖獗。他们在边区周围设立秘密据点,派遣特务、土匪,绑架和杀害我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制造事端。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生动描述了边区当时的形势:“谋我者处心积虑,计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
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制造磨擦事件,仅在关中地区先后侵占了正宁、宁县、旬邑、淳化4座县城和5个区40多个乡。据1940年6月7日《新中华报》称:“关中顽固分子四路大兵围攻新正县,奸淫劫掠实行恐怖政策,炮击马家堡民众惨遭死伤,5月8日以千余人进攻新正六区,16日进攻四区,18日以一个团进攻新正四区甘家埝子,同独立营激战2日。18日攻,20日占马家堡。19日驻山河两营,配合正宁保安队200人进攻新正一区,齐家庄等均被占领,新正六区东牛家坡居民万西焦被抢法币800元,去团部要求偿还,被枪毙。六区被抢去布200余匹,合作社被抢劫一空,救国公粮被抢去七石一斗,东西牛坡妇女全被强奸……”以上足见国民党顽固派搞磨擦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国民党轮番掀起反共高潮,虽然其重心在皖南,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磨擦有增无减。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先夺取关中分区,后直取延安。为了粉碎顽固派的反动图谋,关中分区军民奋起抗争,顽强战斗,进行反磨擦战斗,并接连取得胜利。1940年5月15日,关中分区驻店头之独立三营,出其不意,将顽固派驻马栏之保三旅一个营击溃,并缴枪70余支。6月14日至17日,关中分区独立三营配合警备八团一部经3日血战,将在6月8日侵占井村的郭相堂、李养之部全部击溃,郭带残部逃脱,李养之被击毙。6月17日,马栏新区又被顽固派侵占。25日关中分区部队又将该镇顽军击退,拔掉了10多处据点,重新收复马栏。7月底,又将侵占关中分区庙湾、柳林的国民党军保二旅击溃。8月14日,关中分区部队消灭侵占新正六区东牛坡堡的国民党保四支队三大队李树铭中队,歼敌20人,俘100余人,缴获长短枪66支,炸弹200枚。9月17日晚,又歼灭驻底庙的顽军一个中队,击毙敌10名,俘中队长以下人员48名,缴获步枪67支,子弹3200发,手榴弹200枚,并将该区失地全部收复。自3月以来,关中分区先后进行反磨擦战斗90余次,缴获顽军长短枪410支,子弹8134发,俘敌248名。坚决的军事斗争使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振奋了全分区军民争取自卫战胜利的信心,保卫了边区的南大门。
发展边区教育 培养革命人才救救孩子的呼声,喊在二十年前。
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在我们双肩。
嗨,我们,我们,我们第二师范的青年。
当日寇的炮火响在黄河边,
当将士们战斗在前线,
要艰苦地学习,艰苦地锻炼!
才有健康的乳汁,去哺育孩子们。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明天!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嘹亮的歌声伴随着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追求知识和理想的脚步打破了关中川山、马栏河畔的百年沉寂,为陕甘宁边区中等教育的奠基和发展带来了生机。
马栏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1937年后,鲁迅师范、陕北公学、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先后在这里建校办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栋梁人才。
1938年7月7日,陕北公学分校在旬邑县看花宫村举行开学典礼。分校校长李维汉,党委书记申力生,教务部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周纯金,校务部长袁福清等参加了开学典礼。10月,分校学员由开学时的的百余名增加到1700余人。后因学生不断增加,一部分迁入到旬邑县坪坊、照庄、门家等村。公学学生组织以自治、行政、军事分之,自治组织以学生会统管,行政组织以区、队编排,军事组织按班、排、连、营编制。教学分为高级队和普通队,高级队学制一年,普通队学制四个月,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内容以文化和政治为主,军事次之。陕北公学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国民党党员、无党派人士、海外华侨、进步青年等,年龄大多为18-45周岁,学校提倡“忠诚团结,紧张活泼”,全体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困难,溶政治、文化、军事生活于一体。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校由延安迁到旬邑看花宫与分校合并,李维汉调中央干部教育部任副部长,陕北公学校长为成仿吾,党委书记申力生,教务部长江隆基,政治部主任张然和。6月下旬,陕北公学迁回延安,与延安鲁迅艺术学校、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陕北公学在旬邑办学一年多时间,先后办了54个队,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陕北公学女子队在旬邑看花宫合影
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简称“二师”)是在国民党顽固派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的炮火之中诞生的。是应边区当时所面临的战争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而诞生的一所新型的中等师范专科学校。“二师”校址设在马家堡村西边沟畔上原鲁迅师范修建的窑洞学校,这不仅是继承鲁师的校产,更重要的是继承鲁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胆革新的办学精神。习仲勋就是第二师范的创立者之一。1940年3月1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在旬邑县马家堡举行了成立大会。关中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工、青、妇各界代表莅临大会,表示祝贺。习仲勋任校长,刘端棻任副校长。时有教职员工24人。学校下设教务、生活、事务3个处,刘耿、王伯勋、季达分别任主任。学校编有师范、预备两个队。同年五、六月又分别增设妇女队和特别班。课程设置有:国文、政治、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科学、教学法、美术、音乐、军事等。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特定历史年代里,二师培养出数以千计的人才,分布在党、政、军和财、建、教、新闻、文艺、出版、医疗以及工、青、妇等各方面、各条战线。“庙宇是学校,大地是课堂,借日月星光,读大块文章。”这是当时在陕二师所流行的顺口溜,这里没有教材,老师自编自选;没有黑板、借用群众的门板;没桌凳、坐的是砖头石块,膝盖当课桌。第二师范存续十年间,又相继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在国民党军封锁、包围和不断侵扰的环境中七进七出马栏,辗转陕甘晋,搬迁十多次,在数千里征途上留下了二师师生艰苦创业、不懈追求的足迹和汗水。习仲勋同志在1990年5月为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题词“从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更名为关中师范、联合中学,始终是一所既培养师资又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革命培养了既经得起战争又经得起和平建设考验的人才。”
反对经济封锁 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给边区造成了极大地困难,国民党当局宣布,任何商人不得出售商品给八路军,违者以资敌论处。为了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保障经费供给,坚持抗战到底,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劳动。
在西北局和关中地委的领导下,关中分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积极行动起来,向荒山开战,进行了必要与可能的经济建设,朝着丰衣足食的目标迈进,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至1942年上半年,关中首府马栏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在马栏一带开荒8100余亩。清塬区一乡(郭家掌)开荒3200亩,每年增产粮食20余万斤。马栏边区安置难民250户,帮助解决住所、农具、籽种等方面的困难,使其开荒种地。到1944年,分区军民开荒共36.28万亩。其中分区机关垦荒4558亩,淳耀县机关垦荒1654亩,赤水县机关垦荒1594亩,新宁县机关垦荒1792亩,新正县机关垦荒5875亩,仅在西牛庄垦荒办农场一项,每年就产粮80余石,基本达到了粮食自给;部队垦荒3.2万亩;学校垦荒8000亩。
在发展工业方面,在关中分区建立了碳业公司、铁厂、纸厂、纺织厂等公营企业,以及部分私营企业。1942年,新正县在原有纺织厂和消费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消费生产合作社,下设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共有股金21万元,其中县政府投股5万元,群众投股16万元。当年共纺纱454斤,织布915丈,解决了全区三分之一人口的穿衣问题。同年,宜耀县衣食村开办了私营煤矿,有矿井25口,其中9口井,就出产煤炭1255万斤。在大生产运动中,关中分区的私营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纺织业方面,全分区从事纺织业的妇女有1.21万人,纺车8522架,年纺织的衣料可供应全区63%的人口穿用。私营商业日益繁荣,仅柳林、长舌头、马栏、湫坡头等地就增加商业门店58处。
广大农民也积极相应号召,开垦荒地,增加产量,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1943年,群众开荒11.39万亩,办义仓39处,开义田896亩,增产粮食1.84万石;1944年,群众垦荒量达到31万余亩,极大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据当时对新正县三区阳坡头村36户村民的典型调查,其中原有15户贫农、3户雇农分别达到了中农或接近中农的生活水平。新正县还完成救国公粮3896石,超额26石;完成公草265494斤,超额3737斤。此外,群众自愿向边区卖余粮8000石,购买支援边区建设公债7.72万元,超额0.12万元。
同时,为了加强马栏根据地的基础建设,更好地领导陕西革命,在马栏相继建成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厂和仓库。分区党委带领机关干部、战士和“二师”师生一起修建了大礼堂、小会议室、工字房和七孔马栏石桥。
农业、工业、商业互相推动,共同发展,边区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边区农户、机关和部队都做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1942年,为了把大生产运动掀向高潮,关中分区在新修的工字房举办了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的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雷庄村村长张廷益为表彰的25名劳动英雄之一。
马栏,这个红色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就像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战略重地西安;像一个红色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人才;它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那巍巍的青山依在,那曾经住过革命先烈的窑洞依在,那为信仰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依在,先烈们的英雄业绩在这片土地闪闪发光,这一切,必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社会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