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绪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声串起风雨人生）

郑绪岚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声串起风雨人生）“小邓玉华”高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机局所属的第三阀门厂。要知道，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能够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是一件多么光荣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可是，母亲却有自己的考虑，她问女儿：“岚岚，你想不想学唱歌？”“想呀！”女儿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你想在唱歌上有提高的话，妈妈就给你请一位老师好好教教你。”母亲是认真的。“好呀！”女儿也是认真的。而两个“认真”的含义不同，母亲是希望女儿在声乐上有所造诣，有所发展，女儿唱歌则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只是喜欢。”郑绪岚告诉记者，“什么事业呀，追求呀，压根儿就没多想。”没多想的郑绪岚拜天津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李筱铭为师，每周两次课，风雨无阻。“老师最初并不看好我，认为我的声音有局限，不是那种‘革命’的高音，太‘小女人味’。”郑绪岚说，老师并没有正式收她为徒，可能是碍于母亲的情面，你想学嘛，我就教教你，仅此而已。当然，老师是有职

唱着宁静空灵的《牧羊曲》，笑吟吟地从《太阳岛上》走来，想起《妈妈留给我一首歌》，你深情地呼唤着《大海啊，故乡》，经历了炼狱般的九死一生，你终于不再《枉凝眉》头，《化蝶》成仙，在《红楼梦》的意境中，演绎着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用你敞开的心怀拥抱蔚蓝，情系《鼓浪屿之波》，放飞一串串美丽的音符，苍穹弥漫着你人生的华彩，《飞吧，鸽子》，“云啊懂得你的使命，雾啊了解你的目光，云雾里你从不迷航”，不迷航的你淡定从容，洗尽铅华，《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一支支耳熟能详的歌曲，一首首温婉悠扬的旋律，串起了郑绪岚绚丽辉煌的艺术人生，也折射出她坎坷多舛化蛹成蝶的生命之旅。“梦回1980”三十年后重排新星音乐会前夕，以一曲《太阳岛上》走红歌坛并确立了“纯歌路线”的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尽管她的额头眼角留下了岁月的印痕，却依旧神采飞扬，声音清丽。从她娓娓的讲述中，从她真情的告白里，我们感怀着她被幸运女神的眷顾，感叹着她让命运之手的捉弄，感知着她人性的脆弱与坚强，感受着她那洒满阳光又遍布荆棘的悠悠心路……

第一乐章：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

这是郑绪岚为电影《小街》演唱的主题歌，曾经聚焦了一个时代的“情绪”，给那个年代的人们留下了难忘而温暖的记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多很多年前，电影地位崇高，天下共仰。对于那时的青年人来说，电影，是他们文化娱乐生活中最丰盛的大餐。人们会在上电影院的前几天便开始兴奋和期盼，至于看过影片后的激动与回味，更不知会持续多久。那时候还有一个更盛的风气，几乎每部电影都有一支广为流传的主题歌或插曲。既然电影居于那样一个尊崇的地位，电影歌曲的创作者们会在其作品中倾注怎样的热忱，也就不难想见。这些歌曲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蚀刻在了一代人的心上，伴他们成长，随他们终生。当《妈妈留给我一首歌》的旋律响起，人们眼前浮现的是张瑜忧郁的面孔，在演唱者郑绪岚的歌声中被永久定格。那是美丽的歌，震撼心灵的歌。今天，当人们面临许多娱乐方式却苦于如何选择时，当年的情景已不啻是一段童话。”那么，郑绪岚的童话呢，还有她那不是童话又似童话的青葱岁月……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一个纤弱柔美的女歌唱家和一个叱咤田径赛场的少年运动员联系在一起。当身高1米50的小绪岚和身高1米70的竞争对手并排站立在跳高架前的时候，她们也就成了体育场里一道独特的风景。横杆一厘米一厘米地升高，场上只剩下了一高一矮两名选手，高个子女孩似乎没把小绪岚放在眼里，扭动着脖子，摇晃着身子，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她看了一眼横竿，只三步助跑就一跃而过。小绪岚当然不甘示弱，她量好步点，调匀呼吸，助跑、跨步、飞身，也一次试跳成功。高个子女孩再不敢小觑对手，脱去长裤，加大了助跑距离，两个人开始真正地叫上劲了，你来我往，冲击着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看台上，两支啦啦队也更加活跃起来，为各自的选手欢呼雀跃，呐喊助威。跳高跟其它项目不同，最后是以失败结束。然而，她们又都是胜利者，难分伯仲，并列第一。

“我打小就练田径，主攻跳高，兼项跳远和八十米栏。成绩嘛，自然是不错的喽。”郑绪岚回忆说，“从学校选拔到区里，从区里选拔到市里，我参加了很多比赛，拿了不少的冠军。”当我们以为一颗体坛新星就要冉冉升起的时候，教练的一句话却让小绪岚的体育明星梦须臾间破碎了，“他说我个子太矮，发展潜力不大”。其实，我们更应当感谢这位教练，否则，世界冠军的名册里很难能够留下“郑绪岚”的名字，而偌大的中国乐坛则缺少了一位优秀的天才歌唱家。

郑绪岚出生在北京，“文革”中因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去了山东淄博的三线工厂，父亲平反后他们又举家迁到了天津。这时，她已经是一名长开了的高中生了，秀外慧中，亭亭玉立。告别田径场，郑绪岚又迷恋起唱歌，由于接受了母亲的遗传基因，她生就一副好嗓子，因而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校文艺宣传队，唱“语录歌”，唱“革命样板戏”，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和《智取威虎山》里的小常宝。每每受到褒奖，她都把这份荣誉记在母亲的功劳簿上，感谢母亲给了她唱歌的天赋。“我妈妈不仅歌唱得好，而且口哨也吹得好。”郑绪岚说，在母亲的影响、熏陶下，她和大哥、妹妹都酷爱音乐，对唱歌情有独钟。“大哥还自制了一台留声机，从外面掏弄来好多珍贵的唱片。晚上，我们紧闭房门，拉上窗帘，将留声机的音量调到最低，然后把耳朵贴上去，听得如醉如痴。我最最喜欢的，就是邓玉华老师唱的‘五彩云霞’。”郑绪岚说的这首邓玉华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演唱的歌曲《情深谊长》，日后更成了她在学校各种晚会、职工文艺汇演上的保留曲目和进入专业文艺团体的敲门砖。因为郑绪岚的声线和音质很像邓老师，大家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喊她“小邓玉华”。

“小邓玉华”高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天津市一机局所属的第三阀门厂。要知道，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能够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是一件多么光荣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可是，母亲却有自己的考虑，她问女儿：“岚岚，你想不想学唱歌？”“想呀！”女儿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你想在唱歌上有提高的话，妈妈就给你请一位老师好好教教你。”母亲是认真的。“好呀！”女儿也是认真的。而两个“认真”的含义不同，母亲是希望女儿在声乐上有所造诣，有所发展，女儿唱歌则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只是喜欢。”郑绪岚告诉记者，“什么事业呀，追求呀，压根儿就没多想。”没多想的郑绪岚拜天津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李筱铭为师，每周两次课，风雨无阻。“老师最初并不看好我，认为我的声音有局限，不是那种‘革命’的高音，太‘小女人味’。”郑绪岚说，老师并没有正式收她为徒，可能是碍于母亲的情面，你想学嘛，我就教教你，仅此而已。当然，老师是有职业道德的，不会糊弄事。就这样，一个认真地教，一个刻苦地学，日积月累，女学生有了长足的进步。

请注意，郑绪岚的身份是工人，她必须首先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虽然在分配工种时厂里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希望能是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工种，因为她每周都要去学唱歌，很累，怕身体吃不消。厂里照顾她，让她干磨工，但她从不“磨洋工”，在阀门厂一年多的时间里，郑绪岚从未出过一次质量事故，她加工的每一个零件都百分百合格。那会儿，还是“文革”期间，工厂跟学校一样，也有文艺宣传队，凡是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都被吸纳进来，有着专业训练基础的郑绪岚自然成了厂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并代表一机局参加了全市工矿企业职工文艺汇演，一曲《情深谊长》歌惊四座，从此声名远播。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郑绪岚有梦了，她梦想着有一天进入到专业文艺团体，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当梦想无限地接近现实的时候，郑绪岚正在磨床前跟师傅埋头干活，车间主任兴冲冲地走过来对她说：“小郑，东方歌舞团来咱天津招人了，他们点名说要见你。”“东方歌舞团？见我？”郑绪岚说不清自己是被惊着了，还是被电晕了。“可是，我在上班呀？”“还上什么班，”车间主任催促道，“快，快点去吧。”师傅也说：“麻利儿的，别耽搁。”郑绪岚朝师傅和主任抱以感激的一笑，她一边脱去套袖，一边飞也似的往外跑。回到家，换上演出服，郑绪岚又在面颊上擦了些胭脂，这才出门骑上自己那辆心爱的飞鸽牌自行车，赶往东方歌舞团老师们下榻的饭店。路上，郑绪岚的心情一直是忐忑不安的，她不知道她将要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面试场景。敲开房门，郑绪岚呆住了，她第一个看到人竟是东方歌舞团团长、鼎鼎大名的歌唱家王昆。见王老师脚上穿一双千层底的布鞋，郑绪岚顿时觉得亲切了许多，“原来这么有名的人，也穿着这么朴素啊”！再看王昆一脸慈爱，笑容可掬，郑绪岚一颗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一位老师问她：“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身体有病？”“没有呀，我身体一直挺好的。”郑绪岚赶忙解释，心里又有些紧张了。“嗯，看你脸色还不错。”听到老师这句话，郑绪岚一阵窃喜，她庆幸自己在脸上擦的胭脂派上了用场。接下来便是试唱，报了歌名后，郑绪岚先是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脱口唱出：“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字还没出口，老师就喊“停”了。一连三支歌，都只唱了“半首”。老师面无表情地说：“可以了，你回去等通知吧。”完了，郑绪岚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恹恹地走出来，像被晒蔫了的秧苗似的，情绪十分低落。这件事，她甚至连自己的声乐启蒙老师李筱铭都没有告诉。“李老师后来知道了还一个劲地埋怨我。”郑绪岚说，“当时就觉得肯定没戏了。”

天津有“歌唱家摇篮”的美誉，楼乾贵、黎信昌、李光羲、于淑珍、关牧村、蒋大为……在群星璀璨的中国乐坛上，抒写了一个旷世传奇。因此，每年都有很多国内艺术院团到天津来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其中，就有不少部队文工团和地方歌舞团相中了郑绪岚，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天涯何处无芳草。军人出身的父亲希望女儿去部队文工团，他说：“部队锻炼人，进步快。”可是，女儿偏偏认准了“东方”，痴情于“东方”。尽管那些上赶着的院团坐等着要“迎娶”她，郑绪岚却跟厂人事科撂下话，如果不是东方歌舞团的人来要档案，千万不能给。这也怪了，一方面她觉得进“东方”希望渺茫，一方面她又执意非“东方”不“嫁”，是迷失？还是脑子里进水？其实，在郑绪岚的潜意识里，她对“东方”总还抱着一份隐隐的期待。而期待所换来的是等待，漫长的等待，令她心绪不宁，夜不能寐。终于，母亲熬不住了：“成不成给个话儿呀，总这么没着没落的算是咋回事！”为了女儿，母亲多次进京，去东方歌舞团打听消息。母亲的辛劳奔波，换来了最好的结果——“郑绪岚嘛，还可以。我们研究过了，很快就会发通知的。”

1977年，20岁的郑绪岚梦圆“东方”，走进了她理想中的艺术圣殿。

如果说，李筱铭是郑绪岚的声乐启蒙老师，那么，母亲则是她艺术的启蒙老师，人生的启蒙老师，她的每一步成长都浸润着母亲的心血，秉承着母亲意愿，受用着母亲的给予。多少年来，她对母亲始终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和一颗感恩之心。郑绪岚透露，2010年初，为了寄托对母亲的无尽哀思，他们兄妹三人录制了一张CD《我们的歌》，收录的都是母亲喜欢并伴随他们成长的童年歌曲，作为礼物献给妈妈——天国里的妈妈。

（郑绪岚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