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有张之洞吗（张之洞是如何由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的）
维新变法的代表人物有张之洞吗（张之洞是如何由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的）就这样，由于理念的巨大分歧和现实利益的差异，张之洞从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其反对者，康有为的失败实际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据说在《劝学篇》问世之前，张之洞曾召集他的心腹幕僚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方案了。不久，《劝学篇》就赶在百日维新前问世了。在这本小册子里，张之洞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即著名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他实际上是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康有为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变革，其展现的乃是一种稳健的姿态，因而受到光绪帝的嘉奖，认为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还下令广为刊布。实在说来，甲午之后，认识到 要进行政治上变革，进行维新变法的大臣为
引言：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过于狂妄和激进，他不断将自己的支持者逼成自己的反对者，最后不仅搞的自己声名狼藉，成了孤家寡人，还连累了国家的改革大业，可以说是以救国始，以祸国终，岂不可惜。今天给大家分享晚晴重臣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关系，看一看张之洞是如何由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其反对者的。
康有为
清流党走出的洋务派张之洞是著名的清流党，以不避权贵，敢说敢言著称。张之洞当然有自己的资本，他生于1837年，15岁就以直隶乡试第一名中举，十一年后，又高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慈禧太后亲点的探花郎。不过，所谓“清流”，不贪不脏、不避权贵倒是确实，但其实不过是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平时唱唱高调很在行，可要是真让他们去办事，那简直一塌糊涂，一事无成。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便派遣一个比一个唱的好的清流们去前线，结果一个比一个落荒而逃，只有张之洞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中法战争的洗礼和地方上的历练，张之洞终于知道很多问题不是唱高调能解决的，于是转而埋首洋务，尽心实业，在广东、湖广、两江政绩斐然，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派干将和举足轻重在的封疆大吏，有力地促进了所在治所的现代化进程。
与时俱进的维新派由于张之洞本来就是洋务派中坚，他当然知道中西差距，当然主张学习西方，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面对割地赔款的惨局，他深知再不变法，中国确实会有亡国的危险。张之洞的观念由此产生了很大的飞跃，他不再一味相信先前几十年看似成绩斐然的洋务新政足以使国家富强，他虽人在武汉，但积极参与京师和上海等地的维新救亡运动。在上一篇文章《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得罪了南北两大重臣，还是袁世凯善于表演》一文中，我们但看，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强学会如火如荼之时，原在武汉的张之洞积极赞助了五千金，当康有为去拜访他时，他与康相处二十多天，隔日一谈，每谈必至深夜，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获取不少共识。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重组强学会，还同意捐款五百两，划拨公款一千两。他还巨额资助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张之洞与时俱进，年届六十，成功的由洋务大将转型为维新领袖，这真是十分难得，在当时老一代政治家中也为数不多。
实在说来，甲午之后，认识到 要进行政治上变革，进行维新变法的大臣为数不少，张之洞在很大程度上也赞成康有为等人政治体制改革 的设想，但怎样进行改革，尤其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调和，他与康有为存在很大的差异。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张之洞的幕僚们认真研究了康的这些方案，结论是，如果按照这些方案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康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翻版！
随着康有为在京城的活动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康党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原来支持变法维新的开明派也被康有为弄成了反对派，尤其是朝中重臣如荣禄等也反对康有为，甚至连一向提携康的翁同龢都要与康划清界限了，康有为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最后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的我们以后再说，但张之洞越来越觉得，不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冲淡自己曾经与康、梁等人的密切关系，洗刷所谓的“康党嫌疑”，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据说在《劝学篇》问世之前，张之洞曾召集他的心腹幕僚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方案了。不久，《劝学篇》就赶在百日维新前问世了。在这本小册子里，张之洞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即著名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他实际上是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康有为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变革，其展现的乃是一种稳健的姿态，因而受到光绪帝的嘉奖，认为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还下令广为刊布。
就这样，由于理念的巨大分歧和现实利益的差异，张之洞从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其反对者，康有为的失败实际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