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种类介绍300字（曲艺种类介绍3）

曲艺种类介绍300字（曲艺种类介绍3）快板书是由数来宝演变而来。因沿用数来宝的击节乐器两块大竹板儿（大板儿）和五块小竹板儿（节子板儿）而得名。大小竹板儿合称为“七块板儿”。快板书演员李润杰，青年时期学说数来宝，曾以说快板书糊口。后来他又学说评书和相声，将评书和相声的艺术手法融合到快板艺术当中，丰富了数来宝原有的句式和板式，加强了表现力，形成50年代以来各地普遍流传的快板书。快板书话剧《茶馆》中，大傻杨唱数来宝数来宝在它的演化过程中使用过多种击节乐器，如高粱竿儿、钱板儿、撒拉机、牛胯骨、三块板儿、三个碗儿、开锄板儿（又名和平板儿）等。现在普遍使用七块板儿，大竹板儿两块叫大板儿，小竹板儿五块叫作节子板儿。大竹板儿有多种打法，有演唱之前的开头板儿和演唱中的小过门儿，还可以打出种种花点儿制造气愤，有时摹拟某些音响，有助于表达唱词内容。数来宝的传统书目有《十字坡》、《扬志卖刀》等，也出现过谴责军阀混战的《直奉战》、《打南口》等书目；抗日

快板类曲种多以击节乐器来伴奏，现在普遍用七块板儿，以不同的打法来制造气氛，烘托表现唱词的内容。代表曲种有数来宝、快板书、山东快书、说鼓子、四川金钱板、锣鼓书、萍乡春锣、任丘竹板书等。

数来宝

数来宝又名顺口溜、溜口辙、练子嘴，流行于中国南北各地。最初是艺人用以走街串巷、在店铺门前演唱索钱。由于艺人把商店经营的货品夸赞得丰富精美，“数”得仿佛“来”（增添）了“宝”，因而得名。据说早在明初就有了数来宝的师承关系和13门户：北京一带有索、李、朱3家；江北有丁、郭、范、高、齐5家；江南有桃、李、杏、花、春5家。数来宝进入小戏棚演唱始于清末明初，当时比较著名的艺人有曹德奎、刘麻子、霍麻子等。

数来宝艺人凭借广泛的生活知识，见景生情，即兴编唱，有的还能讲今比古，引经据典，夹叙夹议，积累了一些固定的套子词。后来吸收了对口相声的表现手法，形成对口数来宝，进一步提高了艺术表现力，出现了一些针砭时弊的新唱段。诙谐、风趣是数来宝的艺术特色之一。数来宝的基本句式为上六下七，上句六字为三三，下句七字为四三、二五、二二三。上下句的末一个字要合辙押韵，并且同一声调。两句一组，可以一组一辙，也可以连续几个、十几个句组一辙。唱句中还可以插入一些独白，如过口白、夹白等。

话剧《茶馆》中，大傻杨唱数来宝

数来宝在它的演化过程中使用过多种击节乐器，如高粱竿儿、钱板儿、撒拉机、牛胯骨、三块板儿、三个碗儿、开锄板儿（又名和平板儿）等。现在普遍使用七块板儿，大竹板儿两块叫大板儿，小竹板儿五块叫作节子板儿。大竹板儿有多种打法，有演唱之前的开头板儿和演唱中的小过门儿，还可以打出种种花点儿制造气愤，有时摹拟某些音响，有助于表达唱词内容。

数来宝的传统书目有《十字坡》、《扬志卖刀》等，也出现过谴责军阀混战的《直奉战》、《打南口》等书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胶东解放区流传过数来宝艺人栾少山编写的《大臭虫》、《算算帐》等作品。建国以后，数来宝在部队文艺活动中普遍流行，出现了《战士之家》、《从军记》、《学雷锋》、《巧遇好八连》、《壮志凌云》、《硬骨头六连战旗红》。

快板书

快板书是由数来宝演变而来。因沿用数来宝的击节乐器两块大竹板儿（大板儿）和五块小竹板儿（节子板儿）而得名。大小竹板儿合称为“七块板儿”。快板书演员李润杰，青年时期学说数来宝，曾以说快板书糊口。后来他又学说评书和相声，将评书和相声的艺术手法融合到快板艺术当中，丰富了数来宝原有的句式和板式，加强了表现力，形成50年代以来各地普遍流传的快板书。

李润杰（1917—1990）

快板书突破了数来宝原来“三、三、七”的句式，在七言对偶的基本句式之外，增添了单字垛、双字垛、三字头、四字联、五字垛等句式，以及重叠、连叠句的长句式。随着句式的丰富，“七块板儿”的运用也有了新的演变。例如大小板儿的混合连奏多用于开书板儿和段落之间的过渡；说书中间的击节和烘托则以节子板儿为主，以大板儿为辅；而大板儿又成为摹拟事物、辅助表演的道具。为了提高艺术格调，避免传统数来宝哦的“江湖气”，快板书演员借鉴竹板书、西河大鼓和各种演唱艺术的长处，革新口风语气和表演动作，增强了刻画人物、描述情景的表现能力。

快板书的代表曲目有《千锤百炼》、《劫刑车》、《巧劫狱》、《熔炉炼金刚》和《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

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产生于山东省鲁中南和鲁西南地区。有关山东快书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创始于清咸丰年间的山东济宁艺人赵大桅，他吸收当时著名山东大鼓艺人何老凤的“捽缰腔”，编演唱词，并以梨花大鼓的梨花片作为击节乐器，形成山东快书的前身“武老二”；一说是在山东落子说唱武松故事的传统节目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以山东落子的竹板为击节乐器。此外，还有创始于明万历年间的武举人刘茂基、清道光年间的落第举人李长清等不同说法。根据艺人师承关系考察，多认为李长清传艺于傅汉章，傅汉章传艺于赵震及弟子魏玉河，遂形成两支，流传至今。魏玉河一支的著名艺人有弟子卢同武，再传至杨立德，杨立德擅长“俏口”、“贯口”，自成一家，被誉为“杨派”。赵震一支的著名艺人有戚永立，再传至高元钧，高元钧以注意刻画人物、表演生动风趣见长，被誉为“高派”。自清代末年以来，戚永立等名家曾到南京、上海、杭州、汉口等地演唱，扩大了山东快书的影响。

高元钧（1916一1993）

山东快书自形成以来就以武松故事为主，因此演员被称为“说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正书之外有些风趣的小段子叫作“书帽”，如《大实话》、《柿子框》等。山东快书由于曾用竹板击节而叫作“竹板快板”。20世纪30年代前后，著名演员高元钧登上舞台演唱，曾叫作“滑稽快书”；1951年他录制《鲁达除霸》唱片时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的唱词基本上是七字句的韵文，穿插一些过口白、夹白或较长的说白。语言明快风趣，情节生动，表情动作夸张，节奏较快，长于演说英雄人物锄暴安良的武打故事。但旧社会也给山东快书遗留下不少不健康的“荤口”，因此从1940年开始，高元钧开始致力于山东快书清洁、语言的净化工作，提高了传统节目的艺术质量，并接见相声、京剧等艺术，加强了山东快书的艺术表现力。

说鼓子

又名“荆州说鼓”。流行于湖北荆州地区的石首、松滋、公安、监利等县，与石首邻近的湖南几个县也有流传。

传说鼓子源于戏曲音乐，形成于清同治年间。早期艺人都是戏班中文、武场面的伴奏者，在不能演出时，往往三五相聚，靠清唱来卖艺。后来逐渐改为单独演唱，一人掌握唢呐、鼓、单钹、醒木4件乐器，多在春节和秋收以后应农民邀请演唱。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流浪艺人沿门说唱，减掉了单钹和醒木。现在，舞台上演出的说鼓子，除独脚班外，还有2人或3人的表演形式，上手打鼓说唱，下手吹唢呐伴奏，并进行插白或答词。

沈萍演唱说鼓子 《白衣天使战天魔》

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称为“唱煞”。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演唱要求“似唱似说，似说似唱，说唱有板，按字行腔”，唱腔曲牌分为“香莲”、“浪子”、“花腔”、“过岗”4种。其中，“过岗”是吸收地方戏曲“西边花鼓”的音乐曲牌形成的；“花腔”包括[放风筝] 、[打猪草] 、[讨学钱] 、[莲花闹] 、[七折子] 等民间小调。此外，还有[闹台曲] 等吹奏牌子曲。代表性传统曲目有《芒砀山》、《王喜儿放牛》、《白罗衫》、《双拜年》、《抚琴记》等。

锣鼓书

又称镗锣书。由上海郊县农村中的“太卜”发展而成。“太卜”是一种迷信活动，在结束时，以“太卜调”说唱故事。“太卜”亦称“太保”，所以也叫“太保书”。专业艺人出现后，才改名为锣鼓书，或镗锣书。

锣鼓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谈敬德

锣鼓书分为“东乡调”和“西乡调”两支流派。“东乡调”流行于川沙、南汇一带，“西乡调”流行于松江、青浦一带。主要区别是语音的不同，因而唱腔也略有差异。锣鼓书的唱词是七字句的诗赞体，说唱并重，语言通俗，唱腔具有民歌风格，为农民所喜爱。演出时，桌上架一书鼓，演唱者立于桌旁，右手执鼓箭击鼓，左手大拇指上套一镗锣，其余四指夹锣槌敲锣，以为拍节。后来又增加了琵琶、扬琴伴奏。传统曲目有《玉蜻蜓》、《珍珠塔》等大本书。也有不少开篇，如《十二月野花名》等。新编曲目有《芦花荡里稻谷香》等。

萍乡春锣

是江西曲种。相传是由民间“报春”演变而来。旧时，每逢春节过后，报春人身背锣鼓，挨门串户去告诉人们当年的农事季节，提醒人们及时播种耕田。随着时代向前推进，历书逐渐普及，春锣的演唱内容开始改变，成为向人们祝贺新年，传吉报喜，并逐步发展到说唱人物故事的一种曲艺形式。同时，由于艺人的流动演唱，春锣也由萍乡的市区、农村而流传到宜春、万载等县和邻近萍乡的湖南醴陵、浏阳等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萍乡春锣的代表性传承人——雍开全

春锣由一人演唱，演唱者用红绸系一面小鼓，鼓边挂一面小锣，左手持鼓签，右手持锣锤敲击节奏来演唱。曲词多属于咏赞体，都是一事一赞的小段子，即见事赞事、见物赞物、见人赞人。这些赞语上及三皇五帝、忠臣良将，下至三教九流、七十二行，各有曲词。老艺人多能背诵上百段的春锣曲词，过去常演唱的有《赞炭棚》、《赞茶》、《赞五谷》、《赞新店开张》、《赞新婚大喜》等。曲词语言通俗流畅，生动形象，演唱常用夸张手法。曲词句数不拘，一般是两句一韵，有时也四句、八句一韵，换韵灵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春锣艺人和业余演员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创造了集体演唱的形式，增加了伴奏乐器和舞蹈动作。同时编写了许多新曲词，赞美英雄模范人物，讽刺批判人民内部的旧思想、旧习俗，使萍乡春锣得到了新的发展。

任丘竹板书

流行于河北省中部地区。源于乞丐讨饭时编唱的顺口溜，因用两块带铃裆的牛胯骨击节，当地又叫“耍胯骨的”。后来又有人改用竹板和节子板击节，给婚娶人家念喜歌。清道光、咸丰年间，艺人兰万祥用这种形式说唱小故事和长篇演义，在集市、庙会和书场演唱，称为“落子”。五四运动前后，落子盛行于任丘一带。20世纪20年代末期，艺人王来恩（舍命王）吸收老调梆子唱腔，丰富了落子的曲调，以说唱长篇大书驰名，至此形成了任丘竹板书，并逐渐由冀中、冀东传唱到辽宁等地。

刘焕章演唱竹板书《武松打店》

以后，王来恩的弟子刘春堂之子刘贺亮继续对任丘竹板书进行改革，借鉴了戏曲的表演艺术，吸收了西河大鼓和民间小调的唱腔，形成说唱、表演三者兼备的说唱艺术。70年代以后，刘贺亮在音乐工作者的协助下，增添了扬琴、四胡伴奏，使任丘竹板书的唱腔更为丰富，具有旋律变化自由，曲调朴实优美，表演传神，善于表现多种人物性格的特点。传统书目有《武松传》、《薛刚反唐》等，还有《平原枪声》、《儿女风尘记》等。

联珠快书

联珠快书又名联珠调、联珠串词、快书。形成于清代中叶。最初说唱中长篇书目，后来专唱短段，流行于北京、天津、沈阳等地。

清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京郊南苑民间艺人高显臣用自创的慢板、快板两种曲调(一说为牌子曲〔数唱〕和〔一串铃〕)，自弹自唱中长篇书，书目有《隋唐》、《说唐后传》等。后来转到城里献艺，名噪一时，听众口头赞誉说“真讲气力高显臣的快书”(见子弟书作品《郭栋儿》)，称唱联珠快书的为“唱高显臣的”。随后，内城旗籍子弟纷纷学唱，并开始将《秦琼观阵》等摘编成短段演唱。

联珠快书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章学楷

联珠快书初兴时，由三个人坐着清唱，分工是：左边的只唱不说；右边的只说不唱，称“傍椅儿”；中间的人担任三弦伴奏，没有表情动作。其后又发展为多由一人演唱，有些曲目可由二至三人拆唱。

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北京北城的旗籍子弟奎松斋，原名奎龄，擅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他精通音律，文化素养较高，通过演出实践对联珠快书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一是创作改编了许多段颂扬古代英雄贤臣的唱词，如《截江夺斗》、《草船借箭》、《空城计》等，丰富了演出的曲目；二是将三人坐唱改为一人站唱、一人弹三弦伴奏，亦说亦唱，形式更趋于简便；三是演唱上避免了唱法的千篇一律，每段都有新的唱腔设计；四是通过面部表情、形体动作，铺排故事的场景，摹拟人物的音容笑貌。

其时，南城亦有奎佐臣以唱联珠快书享名，时人遂有“北奎(松斋)、南奎(佐臣)”之说。

联珠快书的唱词以七字句、十字句为基本句式，每个曲目，通常由“诗篇”、“书注(录)头”、“春云板”、“流水板”、“话白”、“联珠调”六部分组成。唱腔为上下句结构，唱段中常使用垛子句。“诗篇”系七言八句开场诗，大都是结合故事内容做的评论。“书注头”共有两句，概括地总叙唱段的主题大意，都以“表的是”三个字起唱。下面是词的正文，共分三段，每段一个曲调，称为一落(lào)。〔春云板〕又称“出云板”，寓意曲调平稳缓慢，像春天的云朵在晴空中悠悠飘过。〔流水板〕节奏较〔春云板〕稍快，寓意曲调舒展流畅，像溪水湍湍不息。“话白”即承上启下的夹白，长短不一，有的先韵诵四句七言诗，再说话白，故又称“诗白”。〔联珠调〕从“话白”的末一个字停顿以后起唱，在似说似唱中，节奏更加急促，从□拍变为□拍。唱词中上句垛句较多，听来一气贯通，抑扬顿挫分明，字字清晰入耳，句句明朗响亮，形成洒洒如贯珠的特色。它最适合表现两军对阵将帅交锋以及英雄豪杰剪除匪霸题材的故事。曲调的速度逐渐加快以渲染惊险场景，掀起高潮后，在激越的拖腔中戛然而止。

奎松斋有三个唱快书的弟子，他们是曾振庭、广恩普和兼唱单弦的全月如，同时期及以后的联珠快书的名家有奎佐臣、布俊亭、秀翠峰、桂兰友、德润峰、常旭久、何质臣、金晓珊、葛恒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唱联珠快书的演员有单弦演员曹宝禄及工人业余曲艺演员张玉林、希世珍等。

联珠快书传统曲目有《淤泥河》、《安天会》、《蟠桃会》、《青石山》、《铜旗阵》、《蜈蚣岭》等，共七十余段。新编曲目有《宋恩珍》、《李逵探母》、《霍元甲打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