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佩服启功老先生（人物淘气）
名人最佩服启功老先生（人物淘气）当时两个银元可以买一袋白面，但物价不稳，和股票一样时涨时落，学校管财务的、收学费的就要权衡算计：到底是收银元好，还是收白面好。针对这一情况，启功就做起了顺口溜：1938年9月，启功第三次回到辅仁大学，和陈垣校长一起教大一的国文课。辅仁大学虽然暂时是浊浪洪涛之中的清净之地，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压抑的日寇铁蹄之下，生活很不稳定。对此，本来就有淘气天性的启功，免不了要对时事和当局做些调侃。这段经历让两人都记忆深刻，直到几十年后在同学聚会上，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启功认为，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气氛肃杀的私塾中往往会被扼杀，但在新式学堂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这些天性得以释放。这种童真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开明的老师往往能宽容孩子的这种天性，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正是因为启功从小就对孩子的淘气抱一种宽容、接纳
启功先生出身天潢贵胄，是雍正皇帝第九代孙。雍正的四子弘历继承了皇位，即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即弘历的异母兄弟弘昼，被册封为和亲王。启功先生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启功先生自认从小淘气，老来亦不脱老顽童的天真；然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却毫不含糊。
淘气的天性启功家自曾祖父、祖父辈开始就有衰落的迹象，其父早殁更是揭开了家道迅速衰落的序幕。万幸的是，当时启功的祖父尚健在，而且是进士翰林出身，已是一根独苗的启功受到了祖父的宠爱，祖父亲自做启功的启蒙老师。启功于1924年进入新式学堂马匹厂小学插班学习 ；1926年升入汇文中学，读到高三，因故肄业。
在汇文学校，启功和同桌张振先都是淘气的孩子。一到课间休息或是自习课老师不在的时候，他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倒在长条凳上。一方摁倒另一方，就以手当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以此算作一场胜利。
这段经历让两人都记忆深刻，直到几十年后在同学聚会上，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启功认为，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天性。这种天性在气氛肃杀的私塾中往往会被扼杀，但在新式学堂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这些天性得以释放。这种童真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开明的老师往往能宽容孩子的这种天性，它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
正是因为启功从小就对孩子的淘气抱一种宽容、接纳、欣赏的态度，使得他在自己成为教师后很快地就赢得了学生的欢迎。1934年，22岁的启功经前辈介绍，到当时的辅仁附中教一年级的国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成为日寇肆虐之地。创办于1925年的辅仁大学，其董事会一直由德国人把持。德国与日本在二战中是同盟国，所以日本人不敢接管或干涉辅仁大学的教务，使得辅仁大学在沦陷期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地位。
1938年9月，启功第三次回到辅仁大学，和陈垣校长一起教大一的国文课。辅仁大学虽然暂时是浊浪洪涛之中的清净之地，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压抑的日寇铁蹄之下，生活很不稳定。对此，本来就有淘气天性的启功，免不了要对时事和当局做些调侃。
当时两个银元可以买一袋白面，但物价不稳，和股票一样时涨时落，学校管财务的、收学费的就要权衡算计：到底是收银元好，还是收白面好。针对这一情况，启功就做起了顺口溜：
……银元涨，要银元，银元落，要白面。买俩卖俩来回算，算来算去都不赚。算得会计花了眼，算得学生吃不上饭。抛出唯恐赔了钱，砸在手里更难办。
想想当时的时局那么诡异，气氛那么压抑，总得找点事情消遣和释放压力。启功淘气的顺口溜，实际上是消遣心情和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
幽默的批驳改革开放后，启功先生的职业生涯和艺术人生大放异彩。1977年，启功完成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回到北师大从事教学和科研，先是参加和指导培养“文革”后首届研究生的工作，后又为本科生和非全日制学生开些专题讲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每次举办讲座，教室里都人头攒动，启功先生也兴致很高。1984年，启功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从此开始每年招收若干名博士生。
此外，启功先生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兼职也越来越多、职位越来越高。
不过，即使享有如此之多的荣誉，启功先生仍然不改其风趣幽默的淘气本色。比如，对一些故弄玄虚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大加炒作的所谓“三指握管法”——三指握笔后虎口呈圆形的为“龙睛法”，呈扁形的为“凤眼法”，启功先生明确说过：“清朝何绍基让人悬空回腕勾成猪蹄状，我叫它‘猪蹄法’，执笔这样较着劲，根本写不好字。”他甚至公开提倡“要破除迷信”，“执笔有法可依，但不必拘于法，更无须盲从古人之说，以舒服自如为佳”。
△启功书法作品，图片来源：人民网
正视过去莫以为启功先生一辈子就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淘气模样，实际上，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毫不含糊的。“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受时局影响，启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启功只得去教一两家家馆（家塾），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勉强维持生计。
次年三月，启功的八叔祖看他实在生活困难，想帮他找个工作。八叔祖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层单位做小职员，出于热心，自作主张地从商店里买了一张履历卡，填上启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交给了当时在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手下当差的某人。启功迫于经济拮据，正犹豫要不要接受伪职，恰逢此时发生了王克敏与日本顾问被刺事件，日伪政权大为恼火，全城戒严，到处抓捕嫌疑犯，很多人受到牵连。启功的母亲和姑姑吓得乱了方寸，就劝启功说：“不去（履职）怕他们要找茬，去看看再说吧。”就这样，启功身不由己地赴任了。
好在不久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找到启功，聘他回大学教书。启功迅速以自己患肺病为由，从伪职机关辞职，回到了辅仁大学。
这段在伪职机关当差的经历，总共也就3个多月，但启功终生以此为耻。解放后不久，单位开“忠诚老实学习交代会”，启功积极响应号召，散会后直奔陈垣校长办公室，惶恐地交代说：“我报告老师，那年您找我，问我有没有事做，我说没有，是我欺骗了您，当时我正做敌伪部门的一个助理员。我之所以说假话，是因为太想回到您身边了。”陈校长听了，愣了好一会后，只说了一个字：“脏！”这一个字有如当头棒喝、万雷轰顶，启功把它当作一字箴言，终身警戒。
直到启功先生年逾耄耋做口述历史时，他仍然向记录者清楚交代了这段有污点的历史。90多年中的3个多月，在常人看来短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再说，到了启功先生的晚年，也没有谁在这一点上和他计较。但人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这也反映出启功先生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自觉、自警、自律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6月上
稿件来源 | 《同舟共进》
责任编辑 | 井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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