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性格及品德（王安石的青年时代）
王安石的性格及品德（王安石的青年时代）王安石遵循师道，坚持不懈终于文思潮涌，行笔如云。大笔一挥写下了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他高兴万分，感慨自己终于找到了生花笔。但从这件事中也不难看出，王安石其实是有一些执拗的，喜欢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便会锲而不舍，忘乎所以直到达到心里所求。于是他便询问老师这世间是否真的有生花笔，杜子野先生拿出近一千只笔告诉他在这其中只有一支是生花笔，想要就自己寻找，王安石仔细找寻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先生便告诉他需要用一只一只的笔去写才能得到，于是王安石每日勤学苦练，终不得果想要放弃，老师便送了他四个大字“锲而不舍”。王安石从小十分聪颖，喜好读书，有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本领。王父以及周围邻居都称赞他天赋异禀。自少年之时，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见惯了百味生活。到了适龄年纪他去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富户人家的小姐对诗选婿，上联为“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许多文人都望而却步，王安石略微思索过后，对出“地满红
家庭背景临川位于东汉置县，北宋期间，已经是江南经济比较高的地区，城东以溪为护城河，有水门，因此成为重要的盐运河，因而将此地命名为盐步门。往城东南去，地势多为高丘，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故名为盐步岭，至今为临川的旅游名胜地。
王氏家族自徙至临川后便久居于此。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三日，王安石诞生于彼时其父王益担任临江府军判官的临江府，后来人们把王安石的出生地称为：“维崧堂”，又名“文工堂”。这名字源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崧生岳降”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天赋异禀的，可见王安石天资聪颖，禀赋特异。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是他父亲王益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谢氏在其壮年便早早离世，留下两子，王父自觉命运多舛，十分不幸，在吴氏诞下一子后王益十分高兴，心里大受宽慰，想到了东晋的谢安。
说到谢安呢，是东晋的一代名相，字安石，多才多艺，善行书，通音律，虽然常年隐居于山野，但他的才华名声闻于天下，王父十分欣赏此人，因而伴随着王安石的降生便为他起名“安石”。本是寄予喜乐厚望，未料在许多年之后，王安石竟和谢安有了命运的诸多相似之处。
王安石从小十分聪颖，喜好读书，有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的本领。王父以及周围邻居都称赞他天赋异禀。自少年之时，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见惯了百味生活。
到了适龄年纪他去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富户人家的小姐对诗选婿，上联为“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许多文人都望而却步，王安石略微思索过后，对出“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众人连声惊叹，拍手叫好。在科考过后王安石便如约和富户小姐成就佳缘，婚礼热闹非凡之时也传来连王安石高中状元的消息，可谓喜上加喜，好不快活。
王安石胸怀大志，拜师于杜子野先生，求学期间，勤奋苦读，每至深夜。有次在翻读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看到李白做梦，梦到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出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后来才思横溢，闻名古今。
于是他便询问老师这世间是否真的有生花笔，杜子野先生拿出近一千只笔告诉他在这其中只有一支是生花笔，想要就自己寻找，王安石仔细找寻翻来翻去都没有找到，先生便告诉他需要用一只一只的笔去写才能得到，于是王安石每日勤学苦练，终不得果想要放弃，老师便送了他四个大字“锲而不舍”。
王安石遵循师道，坚持不懈终于文思潮涌，行笔如云。大笔一挥写下了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他高兴万分，感慨自己终于找到了生花笔。但从这件事中也不难看出，王安石其实是有一些执拗的，喜欢什么东西，想要什么东西便会锲而不舍，忘乎所以直到达到心里所求。
他的性情偏执拗在当时是非常的出名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人了解到他都会觉得他固执己见，难以沟通，十分的不通人情世故。
北宋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晏殊和他是老乡，特别的欣赏他的文学才情，当他是知己，曾诚恳地劝诫过他，要有容人的雅量，大度一些，灵活一些。谁知王安石在面对这样的知己对他的推心置腹，表现出的完全是不屑，甚至讥讽晏殊：“为丞相而填小词，能把国家治理好吗？”使之听后无地自容。
王安石还有一个不好的缺点，那就是不讲究。他虽生于官宦人家，却一点也没有官宦子弟的纨绔，但他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懒”。
他经常不换衣衫不洗澡，有一次他的家人看到满脸的泥垢已经发黑了，还以为他得了什么怪病找郎中给他医治，却发现只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洗脸。在当时就算是面见皇上，他也毫不在意，浑身上下邋遢至极。
众人也只是无奈之至，习以为常。
王安石曾辗转多个地方担任官职，作为封建社会下的官员，他的为官之德，他的品质操守是为我们后世所肯定的，是值得我们推崇和学习的。
他有早年随父宦游的经历，考仕途也是为了民生，曾多次拒绝朝廷宣他去朝廷入职的邀请，他在地方尽职尽责，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期间，虽说个性倔强固执，但治理手段高明，受天灾影响，老百姓闹饥荒吃不上饭，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官府在粮仓里的储备粮食以官府的名义低于市场利息贷给老百姓，解决了老百姓的饥荒问题。这个手段其实就是青苗法的雏形。
王安石在用人方面也是十分大胆的，当机立断，并且他敢于谏言，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甚至到了较真的地步。
王安石一直胸怀大志，致力于改变当时积弱积贫的局面。
对于王安石来说，这一生醉心的两件事，第一件是读书，为了读书经常废寝忘食，第二件就是他此生最悲痛的事，他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当时的社会局面，使国富民强。
仁宗时期他曾提出变法改革，但仁宗并未采纳，直至后来神宗即位，欣赏他的才情，他受到重用，变法才得以实现。对于改革，他当时是十分自信的，比如他在《元日》一诗中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可看出他对他自以为将要成功的喜悦，溢于诗表。
但成也执拗，败也执拗，怎么说呢？如果他能对自己个人的性格以及为人处事稍加改变，多听别人的劝诫，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灵魂清澈见底。他的变法触动了根深蒂固的守旧派利益，必然会遭到构陷。
在《登飞来峰》一诗中，他写道：“不畏浮云遮望眼。”看上去意思很直白，其实运用了西汉典故，出自（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日，犹浮云之障日也。”意思是用浮云遮蔽日来比喻奸邪，暗示皇帝受奸人挑拨使之被陷害导致变法失败。
很难想象他当时是怎样说服自己放下，远离朝堂，醉心诗词，或许有太多的无可奈何，只能寄情于诗词。他的才情为万世认可称颂，有喜有悲，几经沉浮。
北宋时期，和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轼和他颇有渊源。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很多，却都同朝为官，有共同的爱好读书，写诗词，为什么说相爱相杀呢？
他们的政治观念不同，两人的经历，家庭，个性也有很大区别，两人之间有不少的私人恩怨纷争，在王安石提出变法时，苏轼是极力反对的，可以说势不两立。
苏轼的父亲甚至在他写的《辨奸论》中痛骂王安石是乱臣贼子。这样深的仇恨，按说二人该老死不相往来。可在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苏轼遭人陷害，有杀身之祸，让人没想到的是救他的人是自己最大的仇敌王安石。
王安石晚年在江陵赋闲时期，二人相逢，一见如故，彼此欣赏，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在送别苏轼之际，王安石还感叹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件事被后来人成为“金陵之会”，传为美谈。或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是有所改变的吧，没了年轻时期的棱角分明。更醉心于追寻自己本心。
特立独行的怪人：“拗相公”王安石的一生，胸怀大志，敢于做自己，不畏权贵，不贪图享乐。但自古以来就是弱肉强食，当他触及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依然是坚持自己的风骨，不妥协，甚至有些自负，自视甚高的程度，这样的做派势必会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拗相公”这一外号也是他的晚年知己苏轼在《苏东坡传》提出的，这位“拗相公”不求财，不求色，想尽一切办法推行新政，排除异己，最后却闹得士夫沸腾，民不聊生。不得已远离朝堂归野山田。
这样的执拗，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刚愎自用，自视甚高，不听好友劝诫，世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说他成也执拗，败也执拗。但他进退不失据，对人格追求完美。为官没有私心，始终坚持自己的本心，坚守自己的理想，他是纯粹的。也是非常清楚做官与不做官之间的分寸。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和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或许经历了这一些事之后，他晚年终得以觉悟。
结语回归现在，这样的“拗相公”人格魅力也是十足的。一个人的性格固然有缺陷，但即便是以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的品质也是脱俗的。
他是一位北宋伟大的改革家。就像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说：“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是伟人也。”
经年之后，这位：“拗相公”的为民之心是值得我们万世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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