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最近的防守（不留痕迹巴托比）

托比最近的防守（不留痕迹巴托比）其实，电影的“去战争化”恰恰是个很好的设定，这个四处逃避的老兵所躲避的恐怕不止是战争的阴影，而是人类社会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所要面临的PTSD又何止是战争，它几乎就是整个社会的全貌。那么这就是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每个人或许都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但是你会以这种坚硬的方式去抵抗吗？阿摩司·奥兹曾经说过：“我要是石头做的就好了，坚硬而安宁。冰冷而又现实。”也许这部电影原本可以展现的更多，但它却一直在门外徘徊着。人们只是站在女儿的角度去同情和怜悯父亲，但无疑“巴托比”所需要的并非这些。甚至这颇有些本末倒置之感，驯服和规训于主流社会，从来都是个更本能的选择，人们为了生存，会选择将丑恶的事情合理化，因而会选择所谓的“和解”。正如有人会讽刺那些患有PTSD的士兵是软弱的，是不男性化的，但这种对于伤痛的“铭记”恰恰是勇者的行为，“逃离”本身就是一种最顽强的抵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

“我们都认识巴托比，他们是一群打从心底否定这个世界的人。这个名字，来自于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职员。故事里从没有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报纸也没有。”比拉-马塔斯在《巴托比症候群》中这样写了一群拒绝写作的人，他们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无疑是在与人类基因里不断寻求存在感的天性对抗着，人类太希望被人记住了，尤其是“自我的存在”。而有些人却决绝的对这些说“不”，他们所做的是尽力的抹去自己所留下的任何痕迹，就像卡夫卡在遗嘱中要求挚友销毁所有未发表过的手稿并永不再版已发表的作品。

这种“巴托比”式的自我放逐者不仅存在于文学中，也同样是电影的典型主题。这当中大概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像《海上钢琴师》，它明显带有虚幻的传奇色彩，主人公大多数为遗世独立的天才，对某个领域有着极度的热爱，使得他们可以无视人类的社会和情感需求。而另一类则是由于受到伤害或是变故，而对环境或是社会感到失望，因而选择逃避。《不留痕迹》无疑是后者，影片中的男主是老兵，但他却没有选择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是和女儿生活在一个城市森林公园中，他可以敏锐地销毁留在地下的脚印，迅速的脱离开稳固的社会关系中。

电影的开头展示了一派田园牧歌式的景象，不过这或许并不是一部“小清新”式的影片。柔和的光线和生机盎然的绿色更像是一层梦幻的面纱，而它所要反映的现实却是极其残酷的。如果按照好莱坞的主流叙事结构，那么这将是一个用爱感化恐惧的故事，父亲会被女儿以及周围人所感动，最终他克服心魔对世界投之以拥抱。但是《不留痕迹》无疑选取了一种模糊而又日常的呈现方式，除了几个有限镜头中出现的药瓶和报道，人们几乎看不到战争的影子，这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式的激烈的幻灭感是截然不同的，它所指向的不仅是战争所带来的PTSD 而是从属于人类身上的“巴托比”情结。

这是一部典型的“独角戏”，电影中的绝对主角是那个沉默的男人。女儿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镜像，她就是广义上的“观众视角”，大多数人都会从这个角色去带入和观看。而这其中的转折点也出自于父女两人对于新环境的态度上，当他们被安排到一个小镇上去生活的时候，女儿的态度是一个更为“社会人”的选择，她去参加动物小组，会和镇里的人交流，她想要融入到这个环境中。而父亲虽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他却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留下的。在整部电影中，父亲的言语很少，但这却是个信息量很充足的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电影的呈现方式更偏向于小说，而非影像。它会让人联想到卡佛或是爱丽丝门罗笔下的人物，他们不靠语言去传递信息，靠的是他们与周围环境的触感。可能有些画面用文字表现出来会更为精准，比如当父女走在那座透明的桥上的时候，他们的反映是完全不同的，女儿所感受的是新奇，她会将皮肤不自觉的贴到玻璃上，而父亲的眼神则是闪躲和回避的。在这个空间中的时候，两个人物好似站的很近，但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如果放在小说中，则可以借助于环境描绘出这种空间的疏离感，但客观的说，电影在处理这些细节的时候，还是稍显粗糙。总的来说，电影的节奏已经算是相对舒缓了，只是这本身就是个“弱情节”的故事，它的重点就在于父亲这个人物的和盘托出。

而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弱点，电影貌似有些喧宾夺主了，女儿的角色当然看上去要更鲜活和具有生命力，但当这个角色过于强烈的时候，就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部女性成长的电影。相反，父亲这个角色的表现一直都比较含混，其实这种角色是带有某种天然的魅惑力的，它应该是具有某种挥之不去的“主角光环”。因为在社会层面，自我放逐本身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因而这个人物应该犹如黑洞般深邃，导演或许无需将之展现的很完整，但要留给观众那条窥探的渠道。

但在电影中，这条渠道显然是缺席的。简而言之，电影只是展现出父亲在逃离，但却让人有些茫然，在关于他对逃离社会的驱动力上，这块内容的心理交待上无疑是过于简单了。这可能就是一个视角选择的问题，电影选择的是以女儿的视角切入，但是在很多时候女儿对于父亲的凝视是不足的（哪怕再为父亲增加一些特写也会更好），所以会产生人物关系错位之感。

人们只是站在女儿的角度去同情和怜悯父亲，但无疑“巴托比”所需要的并非这些。甚至这颇有些本末倒置之感，驯服和规训于主流社会，从来都是个更本能的选择，人们为了生存，会选择将丑恶的事情合理化，因而会选择所谓的“和解”。正如有人会讽刺那些患有PTSD的士兵是软弱的，是不男性化的，但这种对于伤痛的“铭记”恰恰是勇者的行为，“逃离”本身就是一种最顽强的抵抗。

其实，电影的“去战争化”恰恰是个很好的设定，这个四处逃避的老兵所躲避的恐怕不止是战争的阴影，而是人类社会看似非常正常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看，人类所要面临的PTSD又何止是战争，它几乎就是整个社会的全貌。那么这就是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每个人或许都在面临着这样的选择，但是你会以这种坚硬的方式去抵抗吗？阿摩司·奥兹曾经说过：“我要是石头做的就好了，坚硬而安宁。冰冷而又现实。”也许这部电影原本可以展现的更多，但它却一直在门外徘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