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途同门可以和离吗（师与道还常同行吗）
师途同门可以和离吗（师与道还常同行吗）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可以看出从师有三个层次：业、惑、道。学到了什么，这是基础。而“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询官制于郯子，访乐于长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所学内容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礼和乐。有的是受业，有的是解惑，最终却是悟道。虽然“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但孔子却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礼尊师长。原因在于孔子“以道为师”，最终因得道而被尊为圣人。可见，孔子之所以“择师而从”，意义巨大。三、以道为师，择师而从。二、道在后天为师，师在先天为道。道不可见而师可见，道不可闻而师可闻！弟子之礼：安其学、亲其师、乐其友、信其道。天下本来没有老师，先有父母后有老师。老师的可贵源于父母般的爱护，父母的伟大源于老师般的教导。所以，父母是家里的老师，老师是学校的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师代上帝保民教民。人有五伦，夫妇、父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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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为师，师从何来？
“何为师？”师说说道：“古之学者必有师。”那么，什么是老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师说中对老师的定义。老师，就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传授知识，解答疑难的问题的人。
“师”的名称，在夏、商、周时就有了。而“师”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甲骨文中有“文师”之称。西周金文称乐官为辅师或师，春秋时各国多称乐官为师。师襄是名字叫襄的乐官。孔子的学生称孔子为夫子，不叫老师。后来引申扩大，演变为某一领域的高人，称为“师”。到了西汉，董仲舒用了“师”一词。司马迁用了“师表”一词，他们都着重在师的表率作用这点上。
二、道在后天为师，师在先天为道。
道不可见而师可见，道不可闻而师可闻！弟子之礼：安其学、亲其师、乐其友、信其道。天下本来没有老师，先有父母后有老师。老师的可贵源于父母般的爱护，父母的伟大源于老师般的教导。所以，父母是家里的老师，老师是学校的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师代上帝保民教民。人有五伦，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唯独没有老师弟子一伦，但老师弟子这一伦理关系是存在的，而且非常重要。师弟一伦实为人伦之主宰，统摄五伦而陶铸之，正五伦所赖以明者，是故谓之大伦，不徒第于五伦之次耳。没有师教，五伦十义不能昌明。五伦的教化依赖师弟一伦的化育。这就是师弟一伦的至尊至贵。师在先天为道，道在后天为师。中国人最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自古以来尊师重道。
三、以道为师，择师而从。
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可以看出从师有三个层次：业、惑、道。学到了什么，这是基础。而“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询官制于郯子，访乐于长弘，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所学内容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方面：礼和乐。有的是受业，有的是解惑，最终却是悟道。虽然“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但孔子却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礼尊师长。原因在于孔子“以道为师”，最终因得道而被尊为圣人。可见，孔子之所以“择师而从”，意义巨大。
孔子“访弘问乐”，其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中“乐以发和”思想即源于苌弘的乐学理论。
孔子学琴师襄，据《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先“得其曲”，再“得其数”，再“得其意”，再“得其人”，再“得其类”。从“曲”到“数”、到“意”、到“人”、再到“类”，从音乐形态本身追溯到“人”（作者的为人），深入到人格状态“类”（作者的形貌），完成竭力追求的目标。
再看，孔子询官制于郯子时，才26岁。孔子问官表面上是仰慕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周官制礼制，其实是呼唤郯子那样的大德仁孝的国君，建立理想的仁孝之国。
老子在当时则是精通周礼的权威和史官。孔子由鲁适周，远道而来，从老聃助葬习礼并讨论过某种特殊境遇下的丧礼问题，专门向老子问礼。孔子以“礼”为目标，从思想理论和行为实践，两方面兼收并蓄，融摄博采，表明孔子儒学在孕育、创立过程中就培壅了一种包融性特质，而不是自我封闭、外在拒斥的态度。
礼乐文化非常庞大，包括理论形态、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修身养性等内容。但就其基本特征来说，礼主敬，乐主和。在《周礼》中，礼，既是后来的法律规范，也同是德的规范。《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乐记》中说先王制乐“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重要政治理想。礼乐文化通过礼乐实践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操，以此来达到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与修、齐、治、平中以“修身”为基础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如出一辙。在礼乐文化体系下，礼与乐密切配合，在调节人心的同时和谐各种关系，既达到了修身的效果，又有着和谐秩序的作用。可见，礼乐文化正是儒家实现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具体方法和途径，而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又是礼乐文化教化功能的主要体现。
所以，孔子从师（闻道），目的是试图全面说明和解决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本质、国家政治制度、统治方针和方法、统治人才的使用和培养等基本政治问题，并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完整政治思想体系。因此，孔子从“师”即从“道”，是为了求道、进道，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最后，孔子成就了“道”。孔子的“道”范畴具有天道观与人道观的涵义，人道观是其重心。就人道观而言，孔子的“道”主要是指以“仁”为最高范畴的价值理论体系，它蕴涵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目标，以“礼”为核心的价值准则，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理想，以“中庸”为核心的方法论和以“君子”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所以，孔子成为圣人当之无愧。这就是孔子从师（闻道）的榜样意义。
四、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关于师与道的关系，韩愈认为师是道的承担者，其主体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而道则是师存在的理由与精神归宿，即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与道是合一的。
韩愈是唐宋儒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是道统论的开创者，所以，读《师说》要与韩愈的《原道》相结合。韩愈的“道统”有两层含义：
1、用“道”指代完整的儒家文化。在《原道》中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韩愈认为，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道，它既是人先天具有的博爱（仁）的体现，又是后天实践合理化（义）的表达。
2、用“统”标示这一儒家之道自有其传承谱系。在《原道》中，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别有意味的是，在构建了这一谱系之后，韩愈在《原道》中紧接着指出：“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便是说，周公以前，道的承担者是圣君贤相，他们通过制度安排将道铺展在现实生活中；周公以后，道转化为一种知识与价值，儒者成为这一知识与价值的载体，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换言之，“师”成为道统得以传承的保证。
五、师众多，道还在吗？
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
就中国而言，“经师”即是中华文明历代传承下来的典籍，其中蕴藏着古人参透宇宙人生的丰富智慧和修齐治平的宝贵经验，可谓“理事具足”。通过钻研经典，便能使人成为圣贤的“私淑弟子”。“人师”，也就是真正传承道统之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现实中真正能通达经典、践行圣贤教诲的人实属凤毛麟角，在中国文化中被称为“大师级”。“大师”鲜见，只能退而求其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行合一的士人也堪为人师。若师法孔子求学之道，则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通过观察一切人事物的良莠来反观自省，帮助自我改进。因而，无论“经师”还是“人师”，都是人们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指路明灯。
中国自古强调“尊师”，并不是为师者索求弟子敬仰，而是由“尚谦道”文化所产生。《周易》里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道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是涵容之德，唯有谦虚才能受教，唯有受教才能受益。如果心中不谦，纵然圣人出世，也无法传道。因此，“尊师重道”不仅仅是对老师应有的尊重，更是修养使自己终身受用的美德。董仲舒勤学三年不窥园，终于匡扶儒教，是尊“经师”的代表。郑玄从马融受教，目不斜视，终成一代大儒，是尊“人师”的典范。人生之成就，与“尊师重道”有莫大的关系。“经师”所述乃圣贤之道，“人师”所传亦圣贤之道。可见，“尊师”的本质就是“重道”。有“道”方能有“德”，有“德”才会有“得”。不能尊师，也就与正道渐远。远离正道而求，则是南辕北辙的妄求，终究无所得也。
师与道，还常同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