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临不像的都叫（凡临不像的都叫）

凡临不像的都叫（凡临不像的都叫）莫以粗糙之纸临精细之字，与莫以光滑之纸临粗糙之碑一样。曾在评选展览作品时，见一书者以六尺净皮徽州生宣写蝇头小楷，数千字一丝不苟，我叹曰，此人以如此粗糙之纸，书如此精工之字，尺幅又如此之大，笔笔全在控制水分，实在可悲，全为伪功力所害，而何为书法则浑然不知，未入门也。实临也要诚实，不可自欺欺人。临的同时要读，首读笔法，次读结字，读不懂自然就临不好，临不好自然就无所得。伴随临摹，又必弄清所临对象的许多特征，如用什么性质的纸、用什么性能的笔、写字的速度、落笔的轻重、字的大小、行之距离、墨之浓淡燥润等，都要尽力与所临的对象合，合则近，离则远。董其昌临《阁帖》，王铎临《阁帖》，不仅有长卷流传，就连巨幅大轴也直以临摹为作品。对于书家来说，在临摹中不断汰去自己习气或不断强化己意，两方面都非常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今人将创作与临摹分得如此清楚，正是得不偿失。学书的过程当伴以终身不辍的临摹，如吴昌硕临《石鼓

黄惇：凡临不像的都叫"意临"，还有何原则可谈

临摹古人碑帖，今人以为只是学习书法之基本功练习，因此所有国展都不会有临摹作品参展。有解释者谓，书法展所需展示者，必为创作方可。

为了表示临摹在书法中的特殊意义，又出现了专门的“某某临书展”，以此界定展览的属性。于是创作与临摹在展览中被分家了。

然若纵观古代书法家及其传世之作，常常直接以临摹为作品，以《兰亭序》为例，如褚摹、冯摹或还是以复制为目的，而赵孟頫、董其昌、王铎等人的临本，临后往往加上题跋，并郑重钤印，落笔作千秋之想，这样的临作则与所谓创作实际上是分不开的。

董其昌临《阁帖》，王铎临《阁帖》，不仅有长卷流传，就连巨幅大轴也直以临摹为作品。对于书家来说，在临摹中不断汰去自己习气或不断强化己意，两方面都非常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今人将创作与临摹分得如此清楚，正是得不偿失。

学书的过程当伴以终身不辍的临摹，如吴昌硕临《石鼓》，称每临一次皆有新境界。应该提倡将临摹当作品来写，求其笔法、结字、章法的高度统一性，反对那种以“练”功为单一目的的临摹，临了就扔，计算自己临了多少遍，练了多少年，其实没有实质意义，不求甚解之临百遍，不如用心解读、心摹手追之一遍，故临帖亦当求高质量。

临摹有人主张忠实原作之实临，亦有主张意临。然意临是有欺骗性的，凡临不像的都可叫“意临”，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原则可谈。故我主张首先是实临，待形神兼备后，其意自得，此时若求意临，则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实临也要诚实，不可自欺欺人。临的同时要读，首读笔法，次读结字，读不懂自然就临不好，临不好自然就无所得。伴随临摹，又必弄清所临对象的许多特征，如用什么性质的纸、用什么性能的笔、写字的速度、落笔的轻重、字的大小、行之距离、墨之浓淡燥润等，都要尽力与所临的对象合，合则近，离则远。

莫以粗糙之纸临精细之字，与莫以光滑之纸临粗糙之碑一样。曾在评选展览作品时，见一书者以六尺净皮徽州生宣写蝇头小楷，数千字一丝不苟，我叹曰，此人以如此粗糙之纸，书如此精工之字，尺幅又如此之大，笔笔全在控制水分，实在可悲，全为伪功力所害，而何为书法则浑然不知，未入门也。

古代有作为的书家都非常注意取法，并在学习中“直追本源”，直追本源才能避开时风。只有避开“同”，才能发展“不同”，并在“不同”中渐成自己风格。

今人喜参加各种展览，故“趋同”性尤重。如何处理与人不同，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窃以为古代经典作品终身要临、要读、锲而不舍；博物馆的古代作品展览尽量多看，看一次少一次；当代作品展览会不可不看，亦不可多看，走马观花即可。此非厚古薄今，实为不染时风之良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