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小鸟一起飞翔(我与副刊布谷鸟在大地上飞翔)
我与小鸟一起飞翔(我与副刊布谷鸟在大地上飞翔)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已经超出提档线五六分,但是我报了几个“高大上”的志愿,结果落选了。老师说,你的数学考了21分,复习一年把数学成绩提高一下,明年再参加高考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在复习备战第二年高考的日子里,校园里的阅报栏上贴的《中国青年报》是我最喜欢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叫“绿地”,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青年习作”专栏。有时被上面发的小说吸引,我经常反反复复看上几遍,站在阅报栏前久久不肯离去。 《河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叫“布谷”,这个名字让我感到很亲切。当时,农村生活困难,粮食少得可怜,平时不是红薯干面当主食,就是高粱面当主食,布谷鸟来了,就意味着麦收季节即将到来,不久就有馒头吃了。对于我来讲,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 “布谷”副刊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上面刊发的田间、刘章等名家的诗歌,总是让我爱不释手。一些小说、散文作品也深深吸引着我,比如,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
马克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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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生活在北方农村的一个少年,我认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在上学读书和放学割草、干农活儿之余,手捧一张报纸副刊,陶醉于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字里行间。
我们村(也叫生产大队),订有《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邯郸日报》。当时,文学艺术历经十年的萧条,刚刚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报纸副刊版面上不断地有小说、散文和诗歌作品问世。这些扑面而来的文艺作品,看得我心潮澎湃,滋养着我年幼的心灵,让我寻找着生活的真、善、美。
《邯郸日报》是对开4版的地区级小报,报纸的副刊名叫“丛台”,版面并不大。但是,每期“丛台”刊发的文艺作品却十分吸引我。我经常在这个副刊上看到一个叫“孙桂贞”的名字,这个名字下的诗歌每首都不长,读起来浅显易懂。这个作者就是若干年之后活跃在诗坛上的著名诗人“伊蕾”。她是从天津市来河北省邯郸地区武安县一家钢铁厂工作的知青,这一时期的 “丛台”副刊刊发了她的不少诗作。
《河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叫“布谷”,这个名字让我感到很亲切。当时,农村生活困难,粮食少得可怜,平时不是红薯干面当主食,就是高粱面当主食,布谷鸟来了,就意味着麦收季节即将到来,不久就有馒头吃了。对于我来讲,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幸福事。 “布谷”副刊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上面刊发的田间、刘章等名家的诗歌,总是让我爱不释手。一些小说、散文作品也深深吸引着我,比如,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大墙下的白玉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都曾在“布谷”连载,读了这些作品,我又开始痴迷小说了。
1980年夏天,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已经超出提档线五六分,但是我报了几个“高大上”的志愿,结果落选了。老师说,你的数学考了21分,复习一年把数学成绩提高一下,明年再参加高考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在复习备战第二年高考的日子里,校园里的阅报栏上贴的《中国青年报》是我最喜欢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叫“绿地”,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青年习作”专栏。有时被上面发的小说吸引,我经常反反复复看上几遍,站在阅报栏前久久不肯离去。
“绿地”副刊上关于朦胧诗争论的文章,让我好奇,也引发思索。还记得一篇评论中出现了北岛写的短诗《迷途》,读了这首诗,我有一种“神魂颠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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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深秋,我参军入伍来到北京,更多的报纸副刊呈现在我面前。因为长期沉迷于副刊,我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一些副刊写起稿子来。
正式见报的第一篇稿子,是1982年6月写的一篇一二百字的新闻稿,发表在《邯郸日报》的“教育园地”专刊上。一年之后,《首都公安》杂志的副刊刊发了我在军营里写的一首散文诗。发稿编辑是一位大个子的年轻人,戴着眼镜,就是后来全国公安文联的领导张策老师。
从那以后,我就把副刊当作了一方热土,在上面辛勤地耕耘起来。在偌大的北京城,我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以及歌词,开始陆续出现在《人民武警报》的“橄榄绿”、《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北京法制报》的“钟与鼓”、《北京日报》的“广场”等副刊上。《华声报》的 “黄河”、《劳动午报》的“文苑雅舍”、《中国青年报》的“绿地”、《人民公安报》的“剑兰”、《昌平报》的“叠翠”、《海南日报》的“椰风”、《中国城乡开发报》的“红杏”、《华北电力报》的“惠风”、《中国建材报》的“五色石”、《中国文化报》的“美文”、《中国财经报》的“集贝”、《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文苑”,等等,都发表过我的作品,不少主旋律作品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还有作品刊发在香港《文汇报》的“文艺天地”副刊上。
可以说,正是这些报纸的副刊给了我足够的信心,成全了我近四十年来养成的这点业余爱好,让我的思想与情感走得更远,能够抵达更辽阔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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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在《北京法制报》副刊负责人朱小平手下实习一年。
当时,这家报纸在右安门外东庄,就是北京南站西边。我每天都要穿过北京城去上班,从北郊的军营出发,先是在一个叫辛店村的地方挤上358路公交车,中间还要倒几次车才能到。朱小平先生学识渊博,擅长写古体诗词和文史随笔,虽然年纪三十出头,但造诣不小,颇有大家风范。20世纪90年代初,刘绍棠先生在给他的诗集作的序中写道:“未结识朱小平同志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发表在报刊上的诗词。我不必过高评价,至少我写不了那么好。认识他之后,知道他年不过三旬,越发感到难能可贵。”
当年朱小平先生胡须甚盛,虽然也常修面,但是美髯公的形象犹在。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有一张他的头像速写,旁边题曰:“一根胡须一分智慧”。我记得,他与首都书画大家往来密切,范曾、萧劳、大康、周怀民、刘炳森、傅杰、欧阳中石、魏传统、舒同等人都曾为他主持的副刊题刊头字或作刊头画。不少大家的作品,经由我画版式、跑印厂,最终印在报纸副刊的版面上。
在经济日报印刷厂印报纸时,我还赶上了中国出版印刷从铅与火到光与电的转变。激光照排印刷技术首先是从这家印刷厂开始推广的。那时,还有不少报纸也在这个印厂印刷出报。《中国电子报》、《北京广播电视报》等报的同仁,常常与我一起在这个印刷厂忙碌。一家报纸常来干活的同志后来还成了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激光照排技术应用之后,刊头字、刊头画都做成胶片的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朱小平先生和一帮新闻界同仁在阜外马神庙办了一份《中国城乡开发报》,他又把我从部队借来在该报“红杏”副刊干了大半年。这份报纸的领导是分别从中宣部、中国记协等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晋绥老报人郁文、江涛,分管副刊的副总编辑是从《解放军报》副刊退休的麦辛先生。麦辛先生是广东人,在京多年,乡音不改,平常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可惜后来这份报纸因为种种原因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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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武警报》副刊“橄榄绿”的编辑是曹宇翔老师。当时,曹老师还没有被提升为军官,却已在报纸副刊主持工作,可见能力很强。
曹老师原来和我同是警卫第二师的战友,因为武警部队办报纸需要,他从部队调到人民武警报社。曹老师是山东大汉,长得很魁梧、英俊,方方正正的脸盘,说话嗓门大,声音洪亮,更关键的是才华横溢,他的诗集《纯粹阳光》斩获鲁迅文学奖。他的成就很大,是我的榜样。我常常从北京的四面八方往白石桥路42号的人民武警报社送稿子。曹老师在诗歌创作上给我不少支持。因此,在京城的一些文友聚会上,我常常自豪地说,几十年来我一直是曹宇翔老师的学生。
东直门内海运仓2号也是我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
1983年初,武警部队组建不久,在海运仓1号总参招待所举办一个全国性会议,我作为武警北京总队通讯兵为大会提供服务保障工作,看见招待所对面的中国青年报社甚是喜欢。站在报社的大门口,我禁不住突发奇想,啥时候我能进去见见“绿地”副刊的编辑啊!不久之后,我就走进了这个大院,走进了“绿地”副刊编辑办公的小楼。当我怯生生地把手中的稿子递过去,身材高大的文艺部主任陈中冀先生一句“挺有生活气息的,放这里吧!”,让我内心一阵兴奋。很快,散文《如歌的唱卖》配题图就在“绿地”副刊上发出来了。多年之后,我和这个大院里不少人都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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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报纸副刊工作的朋友,不得不说说《人民日报》 “大地”副刊原来的主编徐怀谦老师。
怀谦比我小几岁,但是他学问深、文章功底好,还在河南挂职当过县委副书记。怀谦人如其名,很谦虚,身为全国最大党报的副刊主编,一点没有架子。但是,他对稿子要求甚严,有的稿子,他认为成熟、满意,很快就见报了;有的稿子则不然,来来往往几番修改才能刊发,甚至经过多次修改之后也发不了。
爱人因病故去后,我写了一首诗《空轮椅》发给他,心里很是忐忑,后悔这样的稿子不应该给怀谦主编。但是,他认为写个人生活情感的稿子,如果有大爱,一样可以上党报。结果这首诗不久就以《怀念》为题见报了,题目经他一改,反而更为直接、更为平实。
后来怀谦患病,在他故去的头一天,我还与他电话联系,我说我带民警去外地培训,回京后想和他聚一下。他当时还高兴地说,好的,等老兄你回来聚一下。可惜,当我乘飞机抵达呼伦贝尔刚落地不久,就惊闻他故去的消息。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才子,副刊界失去了一位名编,我失去一位好老师,时至今日,每念及此,我仍然倍感痛心!
马 克
本名马建忠,1964年7月出生 原籍河北省邱县 现供职于北京市某政法单位。1982年10月入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歌曲等百十种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及新闻等各类作品一百多万字,作品被收入《中国当代公安诗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放歌六十年》等数十个选本,文学创作成就被载入《中国回族文学通史》。著有诗集《在北方》、《独白》、《光荣与梦想》、《边缘地带》、《往事如云》,散文集《如歌的唱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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