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语言乔治斯坦纳）

美国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语言乔治斯坦纳）在有些东方哲学中，比如，在佛教和道教中，灵魂被视为摆脱了肉身的桎梏，穿过顿悟之境（这境界能够用高妙精确的语言呈现），朝上飞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思”的至高至纯境界是“廓尔忘言”。妙不可言的东西总是在语言的疆界之外。只有打破语言壁垒的灵视，方能登堂入室，大彻大悟。获得了彻悟，“道”才不再忍受语言必然掺合的杂质和碎片，不需要符合句法中天真的逻辑和线形时间观。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这才是关键。他本应用希腊语来表达希腊文化中的“逻各斯”观念才合适，因为正是继承了希腊—犹太文化遗产，西方文明本质上才具有话语特性（verbal character）。我们今日视此特性理所当然。它是我们经验的根茎；在它之外，我们难以随意地表现我们的想象。我们生活在话语的行为中。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惟有在话语的母体中，精神的言行才是可以想像的。有些知识和感官的现实模式不是

本文转自：通识联播

2020年2月3日，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逝世。为缅怀斯人，博雅哥特此编发乔治·斯坦纳代表作《语言与沉默》中的一篇文章——《逃离言词》。在本文中，作者勾画了一幅17世纪以来数学语言扩张与语词语言撤退的全景图：数学语言不但全面统治了科学领域，也直接支配或通过术语和逻辑而间接支配了历史学、经济学与哲学。美术、音乐与文学，同样呈现出言词撤退的大势。现代美术与音乐拒绝美术、音乐语言与语词语言进行沟通的可能性。言词从文学领域的撤退则有着更复杂的背景：一方面，数学语言的崛起使得可以用语词刻画的现实的数量锐减；另一方面，在大众民主和市场化的时代必需靠通俗而简陋的语言吸引民众。作者对言词从科学领域之外的撤退不仅流露出痛惜，更表达了其深深的担忧。他呼吁，必须重申文学主宰科学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的行话的权威性，唯此方能避免古典素养的湮灭与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崩溃。

逃离言词

乔治·斯坦纳

一

_

耶稣使徒告诉我们，太初有言。但他没有肯定地告诉我们，末日如何。

他本应用希腊语来表达希腊文化中的“逻各斯”观念才合适，因为正是继承了希腊—犹太文化遗产，西方文明本质上才具有话语特性（verbal character）。我们今日视此特性理所当然。它是我们经验的根茎；在它之外，我们难以随意地表现我们的想象。我们生活在话语的行为中。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惟有在话语的母体中，精神的言行才是可以想像的。有些知识和感官的现实模式不是建立在语言上，而是建立在其他诸如图像、音符等可以交流的力量上。有些精神行为扎根于沉默。它们难以言说，因为话语怎能公正地传递沉默的形态与活力？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在有些东方哲学中，比如，在佛教和道教中，灵魂被视为摆脱了肉身的桎梏，穿过顿悟之境（这境界能够用高妙精确的语言呈现），朝上飞升，直抵愈加深邃的沉默。“思”的至高至纯境界是“廓尔忘言”。妙不可言的东西总是在语言的疆界之外。只有打破语言壁垒的灵视，方能登堂入室，大彻大悟。获得了彻悟，“道”才不再忍受语言必然掺合的杂质和碎片，不需要符合句法中天真的逻辑和线形时间观。在“大道”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正是语言的时间结构，使之人为分离。这才是关键。

得道的僧侣或道士，不仅要逃离世俗行为的诱惑，还要逃离言词。他隐入山洞、道观或寺庙，是沉默的外像。就连刚上这条苦旅的信徒，也得到教导，要对语言的面纱保持怀疑，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澄明。禅宗公案（我们知道双手拍打的声音，那么一只手的声音是什么？）是帮助初学者逃离言词的训练。

西方传统也知道超越语言进入沉默。天主教中的特拉普派（Trippist）就强调缄口苦修，像高柱苦修者（Stylites）沙漠教父那样放弃言词。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对沉思的灵魂表达了庄重的敬意，因为摆脱了俗言的羁绊：

“

_

我来到世界时一无所知，

我离开世界时一无所知，

因此我超越了一切可知。

_

”

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经验等级不可避免地带有神秘主义的气息。无论我们对于神秘主义的神圣多么恭维（恭维本身就表明了态度），纽曼（Newman）大主教的俏皮话代表了西方主流态度：“神秘主义”（mysticism）始于“雾”（mist）终于“疯”（schism）。几乎没有西方诗人（或许但丁除外）劝人想像超理性经验的权威性。在《天堂》结尾的柔和光线中，在一片光明之前，我们接受了盲视与洞见。但是，当帕斯卡尔说，宇宙空间的沉默令人恐惧，他更接近于西方古典的主流感觉。对于道家，完全相同的沉默传达的是宁静和对神仙的模仿。

言词的首要性——在话语中能够言说和交流的言词的首要性——是希腊—犹太智慧的特征，并被基督教所继承。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意义的世界，设法在语言的支配下管理现实。文学、哲学、神学、法律、历史艺术，都是努力将人类的所有经验、人类有记录的过去、人类的现况和对未来的期许，统统包含在理性话语的疆界之内。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的《法典》、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中世纪文学的世界史纲、《神曲》，都希望无所不包。它们神圣见证了这个信念：一切真理和真相，除了顶端那奇怪的一小点，都能够安置在语言的四壁之内。

现在，这信念不再具有普世性。自弥尔顿时代以来，对它的信心就开始下降。这种下降的原因和轨迹为理解现代文学和语言的背景提供了强烈的启迪。

图为查士丁尼一世

正是在17世纪，真理、现实和行为的诸多重大领域开始退出语言描述的疆界。17世纪之前，自然科学主导性的趋势和内容是描述性的，这样说大体正确。数学中象征记法的光辉历史源远流长，但数学也是可用于语言描述框架并在其中具有意义的语言命题的简略表达方式。数学思想是有些重大例外之处，但仍然受制于经验的物质条件，而经验的物质条件反过来听命受制于语言。在17世纪，这不再是惯例；一场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与现实的关系，彻底改变了思想的面貌。

随着解析几何的公式化表达和代数函数理论的出现，随着牛顿和莱布尼茨对微积分的发展，数学不再是一种依赖记法，不再是一种经验工具。它变成了相当丰富、复杂、有力的语言。这门语言的历史是逐渐走向不可译的历史。把古典几何学和古典函数分析的过程回译成对等语或近似语，仍然存在可能。但是，一旦数学进入现代，开始显示出强大的自主观念，这样的翻译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高斯（Karl Friedrich Gauss）、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康托尔（Moritz Benedikt Cantor）、魏尔斯特拉斯（Karl Theodor Weierstrass）等人构想出的形式和意义的伟大建筑，以日益快速的步伐从语言中撤退。甚或可以说，它们需要并发展属于自己的语言，要像话语交流中的语言一样具有同等表现力，同样精巧。在这些语言和普通语言之间，在数学符号和语词之间，桥梁变得越来越脆弱无力，直到最终坍塌。

不同的语词语言之间，无论句法的背景和习惯多么遥远，总存在可能的对等，即使实际上的翻译只能达到大致近似。中文是表意文字，借助解释或词义能够翻译成英语。但没有字典将高等数学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与语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对应起来。我们不能将李群运算或n维流形性能背后的程式和记法“翻译”成数学语言之外的任何词汇或语法。我们甚至难以解释。解释一首好诗，结果可能是一段蹩脚的口水话；但在影子和实体之间有可辨别的连续性。对拓扑学中一个复杂的命题进行解释，可能完全让人不知所云，或者只有转换进入另一个特定数学语言的分支或“方言”。高等数学涉及的许多空间、关系和事件，与感觉材料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们是发生在封闭的公理系统内的“现实”。你只有用数学语言来讲它们才有意义和规范性。这种数学语言，脱离了最基本的层面，不是语词语言，也不可能是语词语言。我注意到，完全不懂对方生活语言的拓扑学家，却能够使用他们学界公用的无声语言，有效地在黑板上共同演算。

这个事实意义重大。它已经把现实的经验和认知分裂成不同的空间。在西方，自17世纪以来，精神生活进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变化，是越来越大的知识领域接受了数学的模式和做法。正如经常有人指出，一门研究，只要能用数学方式结构起来，就标志着从前科学状态进入了科学状态。一门科学内部的公式化和统计方式的兴起，给了它动态可能性。数学分析的工具把化学和物理学从炼金术改造成它们今日所是的可预测性科学。因为数学，星星才走出了神话进入天文学家的工作台。随着数学深入一门科学的精髓，这门科学的概念，其创造力和理解力的习惯，也就逐渐难以还原为我们的普通语言。

如果说，不能用切合它们的语言（也就是数学语言）来表达它们，就只好乞灵于我们现在宇宙模式的那样基本观念，如量子、不确定性原理、相对守衡、原子弱交换中的非对称，这样做，即便不是不负责任，也是傲慢自大。没有了数学语言，这些词汇就如鬼影，装点着哲人或记者的吹嘘。因为物理学不得不从俗语中借用这些词汇，其中一些词似乎就保留了一般意义；它们穿上了隐喻的外衣。但这是一种幻觉。当一个批评家设法将不确定性原理用来讨论行为绘画，或者讨论当代音乐中运用的即兴演奏，他不是把两个经验领域联系起来，他只是在说胡话。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幻觉。化学用的许多术语都来自早期的描述性阶段；但现代分子化学的公式实际是速写，表达方式不是语词话语而是数学话语。一个化学公式不是对一个语言命题的缩写，而是用符号代替一则数学运算。生物处于有趣的中间位置。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它是描述性科学，依靠对语言精确和暗示性的运用。达尔文的生物学和动物学观点之所以有力，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劝诱性的风格。在后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中，数学扮演着越来越强的主宰作用。汤普森（Wentworth Thompson）的大作《生长和形态》（Of Growth and Form）显然标志着这重心的转变，在本书中，诗人和数学家得到同等关注。今日，生物学的大量领域，比如遗传学，都主要靠数学。当生物学走向化学，生物化学成为今日显学，它就倾向于放弃描写式，代之以计算式。它放弃了言词，代之以数字。

正是数学在大量思想与行动领域内扩张，才将西方意识分裂成斯诺（C．P．Snow）所说的“两种文化”。在歌德和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时代之前，才华非凡、记忆超强的人还有可能在人文和数学两种文化中都如鱼得水。莱布尼茨就对两种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现在，真的不再有此可能。言词语言和数学语言之间的分野日渐扩大。两边都站了人，在对方眼里，都是文盲。不知道微积分或天体几何基本概念的文盲，与不知道语法的文盲一样多。或者，借用斯诺的著名说法：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同样，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双方都对对方的世界盲然不见。

除了在非常冷静清醒的时刻，我们还装着似乎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继续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文权威，是言词领域。人文素养的根本仍然在古典价值之中，在话语、修辞和诗学之中。但这是无知之谈，或是想像力的懒惰。微积分、卡诺原理、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概念，不但涵盖了古典文学所包含的现实和行动领域，而且可能为我们可认知的世界提供一个意象，比任何语词断言建构起来的意象更真实。一切证据都表明，物质的形态是数学的形态，积分学和微分学都是正确认知的字母表。过去有些人，在环球航行已经成功之后，还认为地球是张平桌；在牛顿已经证明力学和惯性理论之后，继续坚信有神秘的推动力。今日的人文主义者就与这些榆木脑壳一样，捶胸顿足。

我们中有些人，由于对精密科学无知，只有隔着非数学语言的面纱想像天地，仍然活在一个生气勃勃的虚构之中。宇宙间的真相（相对论的时空连续性、万物的原子结构、能量的波粒子状态），不再能够从言词进入。这绝不是自相矛盾，就本质而言，真实现在开始外在于语词语言。数学家对此了然。“首先是通过几何结构，然后是借助纯粹的象征结构，”斯派泽（Andreas Speiser）说，“数学摆脱了语言的镣铐……今天，在知识世界的王国里，数学比处于可悲状态中的现代语言甚至音乐在各自的前沿阵地上更有效。”

图为乔治·斯坦纳

这种巨变的范围和性质，几乎没有人文主义者意识到（萨特明显是例外，他一再呼吁关注语言的危机）。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更加萎靡不振，这是深切认识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功敲诈之后的紧张反应。在历史学、经济学和其他重要“社会科学”（人们不妨称这个词是模仿形式的谬误）等领域，巨变已经发生。尽管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模式几乎仍然完全依靠语词语言，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设法把一些数学方式或非常严格的程式嫁接到语言的母体中。他们对于自己追求的东西本质上具有的暂定性和美学性采取了守势。

我们且看对实证、精确、可预测的崇拜是如何侵入历史学领域的。决定性的转变出现在19世纪兰克（Lepold von Ranke）、孔德（Auguste Comte）、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著作中。历史学家开始视他们的材料为可控经验熔炉中的元素。从对过去的客观审视中（这样的客观事实上是天真的幻象）得出的是统计模型，是国力和经济力的周期律，供历史学家提炼“历史法则”。这种对丹纳、马克思和斯宾格勒至关重要的历史“法则”，以及内含的必然性和预测性，是从精密科学和数学的王国中借来的观念。

梦想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预测性，这个野心勾引了许多历史写作偏离其真正本性——艺术性。现在被当成历史著述的许多东西很少有文学色彩。纳米尔（L．B．Namier）的弟子们（不是纳米尔本人）把吉本（Edward Gibbon）、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米什莱（Jules Michelet）打入到纯文学的地狱。科学幻象和学术时尚往往把年轻的史学家改造成精明的雪貂，咀嚼着琐屑的事实或数字。他沉溺于脚注，写作枯燥的论著，尽可能证明史学的科学倾向。只有少数现代历史学家准备公开捍卫历史想像的诗学性质，其中之一就是韦奇伍德（C．V．Wedgwood）。她完全承认，一切风格都有带来扭曲的可能：“任何时刻都不要减损真实的框架，学术的任务就是去发觉并重构这真实；可惜没有这样的文学风格存在。”如果完全抛弃了风格，或者拥抱客观精确的幻想，这样的发掘照亮的只会是尘灰。

我们再来看看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如亚当·斯密、李嘉图（Ricardo）、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都是文学风格大师。他们靠语言来解释和劝导。但在19世纪后期，数理经济学开始兴起。凯恩斯（Keynes）或许是最后一位横跨人文和数学两个领域的经济学家。在讨论拉姆齐（Ramsey）对经济思想贡献的时候，凯恩斯指出，许多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学家卷入数学过深，这些数学知识不但让经济学门外汉摸不着头脑，甚至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也太过深奥。今日，这样的鸿沟更加惊人的巨大，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领域中的显学。传统的核心术语，如价值论、周期、生产力、流动资金、通货膨胀、收支，正在产生变化。它们正从语言学转向数学，从修辞话语转向方程式。现代经济学的符号系统不再主要是语词，而是图表和数字。今日最强大的经济思想正使用19世纪数学家的函数分析和预测工具。

精密科学的诱惑力在社会学领域最为张扬。今日社会学的许多论著都没文学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文学的。它是用一套极端含混的行话构想出来的。只要可能，文学意义的语词和语法都让位于统计表、曲线和图形。在必须使用语词的地方，社会学也是借用精密科学的术语。我们不妨对这些借用语列张有趣的单子。最突出的是模方、群、散射、积分、函数、坐标。每个词都有特定的数学内涵或专门内涵。剥离这些内涵，强迫进入陌生的语境，这些表达法就变得含糊不清、装腔作势。它们给新主人帮倒忙。但是，社会学家却莫名其妙地经常使用“文化坐标”和“同龄组积分”等术语。这折射出他们狂热膜拜自17世纪以来就笼罩着所有理性研究的幻象：像数学一样精确和具有可预测性。

不过，从语词撤退的领域中，最为高调惊人的是哲学。古典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完全致力于维护语言的尊严和资源，完全致力于相信，只要用必要的精确和微妙操纵，语言能够让精神符合现实。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司各脱（Duns Scotus）、阿奎那都是语词建筑大师，围绕现实建筑起陈述、定义和区别的恢弘大厦。他们采用的是不同于诗人的议论模式；但他们与诗人一样，同样认为，语词推断产生出对真理负责任的理解。再次，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7世纪，标志是笛卡尔含蓄地将真理等同于数学证明；当然，最明显的转折还是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全称是《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代表着新数学对哲学心性的可怕影响。斯宾诺莎在数学中洞见到陈述的严谨，结果的统一和确凿。这是一切哲学的梦想。就连经院哲学最严谨的论断，武装上三段论和引理，也不能抗衡从公理到证明和新观念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只会在欧几里德和解析几何中出现。因此，斯宾诺莎极度天真地想把哲学语言变成数学语言。《伦理学》的结构自然就分成了公理、定义、证明和推论。每一组命题结尾都骄傲地贴上“证明完毕”的标签。这是本独特的趣书，澄澈如作者为了谋生而磨制的镜片。但是它没有带来新东西，除了重复的自我镜像。它是精致的重复。语词不同于数字，本身不包括函数运算。加倍或平分，它们只会把自己的意义给其他语词或近义词。斯宾诺莎的证明只是确认，它们不是证据。但这种努力具有预示性。它用一个谜与接下来的哲学进行对质；斯宾诺莎之后，哲人知道，他们在用语言清晰语言，像切割工用钻石打磨钻石成型。语言不再视为通向可证真理的途径，而是像螺旋或镜廊一样，将思想带回到原点。斯宾诺莎之后，哲学失去了纯真。

图为斯宾诺莎《伦理学》书影

符号逻辑，或许在莱布尼茨那里就能瞥见到一眼，是想努力摆脱这种循环。在布尔（George Boole）、弗雷格（Gottlob Frege）、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作品中，符号逻辑最初是被打算作为一种特殊工具，设计出来测试数学推论的内在一致性。但它很快有了更大的关联作用。莱布尼茨作为符号逻辑学的先驱，建立了一个极端简化但完全严格且自我统一的模式。他发明或者说假定了一种句法，避免了传统和用法带入普通语言中的含混和模糊。他借用数学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用于其他思维模式，来验证这些模式是否有效。总之，他要跳出语言，使哲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客观化。数学符号的非语言工具现在用于伦理学甚至美学。道德冲动的微积分，苦与乐的代数，这样的古老概念重新复兴。许多当代的逻辑学家想为美学的选择行为设计出可计算的理论基础。几乎在现代哲学的所有分支，我们都会找到数字、斜体字母、根式、箭头，这些符号都是莱布尼茨用来取代语词这个叛逆的旧主。

维特根斯坦是最伟大的现代哲人，也是最想逃避语言螺旋之人。他所有的著作都始于对语词和事实之间有无可验证关系的追问。我们称为事实的东西也许是一层语言纺成的面纱，覆盖在我们的心灵上，远离现实。维特根斯坦促使我们思考，当话语只是无限后退的过程，是由其他语词言说的语词，现实还能否被言说。维特根斯坦带着激情但严肃地探询这个谜底。《逻辑哲学论》著名的结尾，并没有如笛卡尔宣称那样，宣称哲学陈述有巨大的潜能。相反，它退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自信。这引出了同样著名的结论：“显然，伦理学是不可言说的。”维特根斯坦可能会把哲学研究中大多数传统领域包括进他不可言说的范畴（他把这范畴称为神秘）。现实中只有特殊狭小的一部分，语言才能有意义地言说。剩下的，可以想到，大部分现实，属于沉默。

维特根斯坦后来偏离了《逻辑哲学论》的狭隘立场。在《哲学研究》中，他更乐观地认为，语言具有描述世界和表达行为模式的内在能力。不过，《逻辑哲学论》的论述是否更有力、更统一，这是个公开的问题。当然，大家都会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沉默，时刻围绕着赤裸的话语。凭借维特根斯坦的洞察力，似乎与其说沉默是一堵墙，不如说它是一扇窗。跟随维特根斯坦，正如跟随某些诗人，我们从语言中望出去，看到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任何读过《逻辑哲学论》的人都会感到这本书中沉默的奇特光芒。

尽管我只能浮光掠影地谈论这个问题，但它对我来说似乎格外清楚，逃离语词语言的权威和范畴，在现代艺术的历史和性质中扮演着巨大的角色。在绘画和雕刻中，广义的现实主义（再现那些我们理解为对现实存在的模仿），对应着语言作为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中心的时期。一处风景、一件静物、一幅肖像、一则寓言、一段取自历史或传奇的事件，都是用现实的颜色、卷轴和质地来演绎，这些现实能用语词言说。我们能用语言描述艺术品中的对象。画布和雕塑有一个标题，将它们与语词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说，这是一幅头戴金盔的人像；或者，这是日出时的运河；或者，这是化身为月桂树的达芙尼的画像。在看见这作品之前，语词在我们的脑海中就产生出特别的对等物。当然，比起伦勃朗或卡纳莱托的绘画，或者卡诺瓦的雕塑，这些对等物没有那么生动、富于启迪。但这里有实质性关系。艺术家和评论家谈论的是同样世界，尽管艺术家说的事情更深刻、更具包容性。

现代艺术背叛的正是这种语词对等或一致。因为如此多18世纪和19世纪的绘画看起来只是对语词观念的图示（语言之书中的插画），后印象派才逃离语词。凡高宣布，画家不要画他所见，而要画他所感。所见的东西能够转化为语词，所感的东西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先于语言或外在于语言。它只有用特定的颜色话语和空间结构话语才能表现。非客观和抽象艺术拒绝了语言对等的可能性。油画和雕刻拒绝取名或标题；它只需要贴上“黑与白5号”、“白色形式”或“85号作品”等标签。即使有个标题，像德·库宁（De Kooning）的许多油画，题目也经常具有神秘的反讽意义，它不是点明含义，而是点缀或欺骗。作品本身没有能够用语词描述的对象。拉索（Ibram Lassaw）把焊接铜器上的曲线称为“麦哲伦海峡上的云”，但这标题并没有提供外在的参照；克林（Franz Kline）的“纹章”（1950）只是由螺旋构成的一幅画，谈不上它与语言的感觉习惯有什么关系。色彩的拼贴，一团乱电线，或者一堆生铁，指涉的只是自身，只是内向。

图为拉索的作品“土星的卫星”（Moons of Saturn）

因为成功，他们对感官即时能量的强调在批评家中引起了狂热回应。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和阿尔普（Jean Arp）的造型吸引我们跟随着进入了对他们运动的复制和补充。德·库宁的“威霍肯的草”绕开了语言，似乎直接对我们的神经末梢产生影响。但更常见的是，抽象设计传达的只是装饰性的原始快乐。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许多作品是生动的壁纸。大多数情况下，抽象的表现主义和非客观的艺术什么都没有表达。作品本身陷入沉默，或者用非人的胡话向我们吼叫。我担心，未来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回头看看如今大量充斥着我们画廊的装腔作势的小玩意儿时，会不会带着迷惑的鄙夷神情。

显然，无调音乐、具象音乐、电子音乐的问题是非常不同的问题。只有在作为文本背景，作为特定正式场合的音乐，或者作为音乐节目，用声音表达特意的场面，音乐才明确与语言相关。音乐总是有自己的句法、自己的词汇和符号方式。事实上，当精神处于非语词感受状态之时，音乐这种精神的主要语言正与数学在一起。然而，即便在音乐领域，也有逃离语词的明显动向。

古典奏鸣曲或交响乐，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语词表现形式。即便在非常简化的例子（“雷音”）中，在调性和特定的语词意义或情绪之间，也没有单方面的对等。但是，在古典形式的音乐结构中，存在某种时间语法或表达，的确与语言进程相似。语言不能翻译奏鸣曲的双重结构，但是，主题的延续、主题的变调以及结尾的要点重述，的确有效传达了与语言相似的经验秩序。现代音乐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为了实现某种完全的独立自主，现代音乐断然偏离了可理解的“外部”意义范畴。它拒绝听众辨别意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拒绝听众将纯粹的听觉印象与任何语词化的经验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像非客观油画，“新”音乐曲目经常省略标题，以防标题提供错误的桥梁回到图示和语词想像的世界。它一般只贴上“42号变奏曲”或“作品”等标签。

在从逃离语言这个邻居的过程中，音乐也不可避免地被数学这个妖怪吸引。只要浏览最新一期的《音乐季刊》（The Musical Quarterly），就会发现有一篇文章在讨论“十二音不变量”：

“

_

起始调级标记为（0，0），是协调系统的开始，既包括音阶值，也包括音调值。音阶值与音调值用0到11这十二个整数来表示，每个整数只能出现一次。在音阶值的情况下，这代表着只有十二个调级；在音调值的情况下，这相当于八度音。

_

”

在描述他自己的创造方法时，一个绝非最激进的当代作曲家说，

“

_

关键是，顾名思义，序列观念本身具有的不变量概念，如果用于所有的参数，结果就是无差异的整合，消除了最后一丝不可预测性或惊奇。

_

”

按照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音乐，也许非常迷人，有技术趣味。但是，这种音乐背后的观念显然与人文素养的巨大危机有关。只有那些致力于超现代的人（不管是出于职业使命还是纯粹激情）才会否认，现在被视为音乐的东西，许多不过是野蛮的噪音而已。

二

_

至此，我一直论证的是这个观点：在17世纪之前，语言的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现实；而在今天，它只包含非常狭小的一块领地。它不再表达一切重要的行动、思维和感觉模式，也不再与这些模式有关。现在，意义和实践的大量空间属于非语词语言，如数学、符号逻辑、化学或电子关系的方程式。其他领域则属于非客观艺术和具象音乐的子语言或反语言。语词的世界已经萎缩。除非使用数学语言，否则不能谈论超限数；维特根斯坦暗示，在现有可用的话语范畴中，不应该谈论伦理学或美学。我认为，要有意义地谈论波拉克的绘画或斯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的音乐，是十分困难的。语词王国的领域已经紧缩。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或音乐，天底下还有那样的东西存在吗，莎士比亚、多恩、弥尔顿那样的人不能自然地言说，他们的语词不能自然地进入？

这是不是意味着，今日实际上使用的语词更少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未解之谜。据估计，排除分类词汇（比如，甲虫全部类的名字），今日的英语包含了约六十万个词汇。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词汇量据信只有区区十五万。但这些大概数字具有欺骗性。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之数量超过了他身后任何一位作家。钦定《圣经》尽管只用了六千词汇量，但却暗示了那个时代所盛行的文化素养观比我们现在的更加全面。关键不在于潜在可用的词汇有多少，而是语言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利用。如果麦克奈特（George McKnight）在《英语字集及其起源》（English Words and Their Background，1923）中的估计靠得住，那么现代英美口语词汇中的一半就包含了四分之三的基本词。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现代大众传媒已经使英语退化到半文盲的状态。在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语言所属的历史阶段，语词能够自然控制经验生活。今日作家用的语词往往更少、更简单，既是因为大众文化淡化了文学观念，也是因为能够由语词给出必要而充分阐述的现实的数量在锐减。

这种锐减（世界的意象正从语词交流的控制中撤退）已对语言的品质产生了影响。随着西方意识越来越不依靠语言资源来指挥经验和管理精神事务，语词本身似乎失去了部分精确和活力。我知道，这个观念有争议：那就是，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语言的生命不只是比喻说法，它暗示着疲惫和堕落这些概念与语言本身相关，而不仅仅是与人们使用语言相关。迈斯特（De Maistre）和奥威尔就持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也为庞德对诗人职责的定义提供了力量：“我们是在语词的统治下，法律雕刻在语词中，文学是保持语词活力和精确的惟一方式。”大多数语言学家怀疑语言有自身的内在生命。且让我简要说明我的意思。

都铎王朝、伊丽莎白时代或雅各宾派时期，对英语的操纵会使人有一种发现的意味、一种愉快的收获感；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再次体验过。马洛、培根、莎士比亚所运用的语词就好像是新的一样，似乎没有前人沾手遮蔽过它们的微光或喑哑了它们的回声。伊拉斯谟提到有一次走在泥泞的小道上，突然看见地上的一页书，他狂喜地弯身拾起，因为那时候书籍印刷的奇迹还很新鲜。这是16世纪和17世纪人对语言本身的看法。语言巨大的财富就在他们面前，突然敞开；他们觉得资源无限，可以肆意劫掠。相反，我们手上的语言工具，由于长期使用，已经破败。为了迎合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的要求，今日的语言承担起越来越俗气的任务。

除了一知半解、粗疏简化、琐屑不堪，事实上，还有什么能够感染那些被大众民主召唤进市场的半文盲大众呢？只有用越来越简陋破败的语言，大多数那样的交流才有效。我们不妨将潜藏于莎士比亚、公祷书、乡绅卡文迪什（Cavendish）风格中的语言活力拿来与我们现在的俗语比较一下。“动机研究者”（文学语言的掘墓人）告诉我们，完美的广告中使用的词汇不要超过两个音节，句子不要套从句。在美国，数百万册莎士比亚和《圣经》用连环画的形式出版，里面配上基础英语词汇的解说。毫无疑问，只受过半瓶醋教育的人掌握了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果是言词的财富和尊严锐减。

图为某版本的漫画《圣经》

鉴于纳粹统治下的德语状况，我在其他地方也表明，当语言从道德生活和感情生活的根部斩断，当语言随着陈词滥调、未经省察的定义和残余的语词而僵化，政治暴行与谎言将会怎样改变一门语言。今日，德语中已经发生的东西正在各地上演，只不过没有那么戏剧化。英美大众媒体和广告的语言，被认为达到了普通美国高中的文化水准，或者具有当前政治讨论的文风；这明显表明，语言的活力和精确已经减退。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用的语言，目的既不是沟通他对国民生活的真知，也不是提升听者的心智。它是故意要躲避或掩饰意义的需要。当对放射性辐射尘的研究被取名为“阳光行动”时，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已经陷于危机。

是由于语言生命力的下降，才导致道德和政治价值的廉价崩溃，抑或是由于政治活力的下降，才削弱了语言，无论哪种情况，有一点很清晰：现代作家可资利用的语言工具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外部的挤压，另一方面是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在布莱克默（R．P．Blackmur）所谓的“新文盲”世界之中，最具人文素养的作家，发现自己身处危境。

接下来我想考察的是，逃离语词对文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随之而来的文化分野和文化减缩的影响。当然，我考察的对象不是全部的西方文学，也不是西方文学某个重要的分支；我只考察某些文学运动和个别作家，他们更能作为逃离言词的代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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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诗学危机开始于19世纪晚期。它源于意识在精神现实的新感觉和修辞诗学表现的旧模式之间出现的鸿沟。为了表现向现代感受力敞开的意识财富，许多诗人力求摆脱传统句法和定义的束缚。兰波、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马拉美努力恢复语言的流质和暂定性；他们希望将魔力（编织前所未有之物的力量）还给语词；当语言仍然是魔术形式时，它有这样的魔力。他们意识到，传统的句法将我们的认知安排成线性和一元性模式。正如布莱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弗洛伊德所示，这些模式扭曲了潜意识力量的作用，压制了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在他的散文诗中，兰波设法将语言从因果律的内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原因和事件展开之前，结果就以非次序的形式同时出现。这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典型手段。马拉美的语言主要不是交流行为，而是进入私人神话的模仿行为。马拉美用古怪神秘的方式利用流行语词；我们认识这些语词，但它们却背离了我们。

他们虽然创造出伟大的诗歌，但他们的观念充满危险。要起到作用，新的私人语言背后必须有天才的压力；仅仅才能，一种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只有天才，才能提出如此强烈而且特别的观点，以至于能够跨越破碎句法或私人意义的障碍。现代诗人利用语词作为私人记号，普通的读者要进入其中变得日益困难。在大师挥洒的地方，在私有语言成为强化认知的工具而不只是技巧的地方，必然要读者付出努力。要把握兰波的观点，或者要理解《杜伊诺哀歌》奇特的论证结构，首先要意识到，为了从真实走向更真实，兰波和里尔克在用新的方法使用语言。但在常人或庸才的手中，翻新语言的努力，最终适得其反，使语言更加贫瘠晦涩。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就是个教训。他有艺人的天分，意识到让广大不合格的读者进入看起来有深度的诗歌，就能够迎合他们。他将斯温伯恩的修辞泡沫和卡巴拉犹太神秘主义的句法和意象手段结合。他证明，每个人都应该有份蛋糕，都应该吃到。但除了少数雄辩有力的诗行之外，他的诗中很少有好东西，不过是惑人耳目而已。

当诗歌力图脱离清晰的精确意义，以及句法的常规，它就会倾向于一种理想的音乐形式。这种倾向在现代文学中起到了有趣的作用。赋予语词和诗文等同于音乐的价值，这想法由来已久。但随着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这想法才取得特别的力量。隐含在魏尔伦的观点——“最重要的是音乐”——中的是这种迷人又迷惑的观念：一首诗歌最直接的沟通方式是其响亮的音调。追求音调模式而不是观念模式，产生出的系列诗学作品，只有真正配上音乐之时，才能发挥出全部内涵。德彪西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梅特林克的《佩利亚斯和梅利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同样，施特劳斯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王尔德的《莎乐美》。在这两个例子中，诗学作品都是剧本，在寻找作曲家。音乐的价值和方式在语言中已经很明显。

近来，臣服于音乐榜样和理想的文学形式走得越来越远。在罗曼·罗兰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这种信念：音乐家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艺术家（他比画家或作家更配称为艺术家）。这是因为，只有音乐才能实现一切艺术追求的目标：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方法与意义的完美结合。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和赫尔曼·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是我们时代最为前卫的诗学设计，其中包含的理念能够追溯到马拉美和《牧神午后》（L’Aprés-midi d’un faune），它们都是设法用语言暗示音乐形式的对位结构。

小说《维吉尔之死》由四部分组成，每部分代表着四重奏的一个乐章。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赫尔曼·布罗赫写作的时候参照了贝多芬晚年某个四重奏的结构。在每个“乐章”中，小说的节奏都意图折射相应的音乐节拍。比如，在灵巧的“谐谑曲”中，情节、对话和叙事以快节奏前进；在“行板”中，赫尔曼·布罗赫的风格缓慢下来，进程漫长而曲折。最后一部分是真正交待维吉尔之死的段落，它是一次惊人的表演。在解放传统叙述的束缚方面，它超越了乔伊斯。语词完全是在连绵的复调中流动。议论的线索正如弦乐四重奏一样交织穿插；赋格发展中的意象每隔一段时间得到重复；最后，当历史记忆、现实意识和未来预言加入到单一的宏伟和弦，语言郁积而成的模糊感突然迸发。事实上，整部小说都在努力超越语言，寻找更准确传达意义的精致方式。在最后一个句子中，诗人跨进了死亡，意识到完全外在于语言的东西，也是外在于生命的。

有一个社会学的注脚，与文学转向音乐有关。在美国，以及欧洲越来越多的地方，新的文化素养蕴涵在音乐而非语词中。永久播放的唱片已经为休闲艺术带来革命。富裕社会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书读的很少，但真心喜欢听音乐的很多。图书馆过去藏书的地方，现在骄傲地摆满了一排排唱片和高保真组件。比起可以永久播放的唱片，平装书是短命的东西，可以轻易抛弃。书籍的终点不再是真正图书馆的收藏室。音乐是今日通俗文化的主流。成人很少彼此大声阅读；更少有人愿意像19世纪的先人那样，定时将业余时间花在公共图书馆或文艺俱乐部。现在，许多人聚集在高保真音响设备前，加入音乐表演。

这一切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都市生活和工业生活的节奏让人在夜幕降临时就筋疲力尽。当一个人闲下来，音乐，哪怕是有难度的音乐，也比严肃文学更容易进入其中，给人带来享受。它令人心潮起伏，又不用费大脑。它甚至允许那些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能进入经典名曲。它不会像阅读一本书那样，将人们分隔为沉默的孤岛，相反，它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聚集在我们社会努力创造的虚幻共同体。维多利亚时代的求爱者将诗歌当成花环送给心上人，现在的情人会选择一张唱片，明显意味着要用音乐来完成白日梦或勾引。当看见新出的唱片封面，人们立刻意识到，音乐已经取代了我们生活方式不再提供的烛光和黑天鹅绒。

总之，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音乐以及更为狭隘意义上的艺术及其复制品，正开始占据语词一度紧紧占据的位置。

或许，现代文学主流已经顺水推舟。海明威的风格，这种有着无数模仿者的风格，是对语言可能性减少的聪明回应。高度人为制造出的简洁含蓄，这种风格将福楼拜 “每个字恰如其分”的理想退化到基础语言的水平。你可以崇拜，也可以鄙夷。但是，无可置疑，这种风格背后是最狭隘的文化资源观。而且，海明威等人的高明技巧往往模糊了一个关键的区别：正如在塔西佗、《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斯威夫特的《木桶的故事》（Tale of a Tub）等作品中，简单语词能够用来表达复杂思想和感情，简单语词也可能用来表达本身就很低级的意识状态。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经常有人指责他老是写猎手、渔夫、斗牛士和酗酒的士兵。这种写作对象的一致性，其实是他可利用的语言中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海明威的语言怎能传达更能言善道之人的丰富内心生活？想一下将《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意识用《杀手》（The Killers）中的词汇来书写。这不是否认海明威的《杀手》完美简洁。但《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全部的生活是海明威单薄的语言媒介无法承受得起的。

语言的浅薄化已经使新近许多文学变得平庸。《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man）为何没有达到米勒（Arthur Miller）才华可以预见的高度，原因有很多。但明显的一点是其语言的贫乏。人在死之前如麦克白一样说话，比像洛曼（Willy Loman）那样说些陈词滥调更有悲剧感，这是明显的事实。米勒从易卜生那里学了许多，但他没有听到易卜生现实主义传统手法背后不断跳动的诗歌节拍。

那些弄残语言的人，语言会报复他们。奥尼尔就是典型例子。这个戏剧家总是用冷静甚至相当感人的笔调写一些烂作品。《长夜漫漫路迢迢》（A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像沼泽地一样湿漉漉，其间零星点缀着一些出自斯温伯恩的段落。这些台词花哨、浪漫、累赘。奥尼尔引用它们的目的是羞辱角色的年少轻狂。然而，事实上，在戏剧演出之后，效果截然相反。斯温伯恩的语言能量和光华在周围的语言织体上烧出一个洞。它们超越了琐屑的行为，不但没有羞辱角色，反而羞辱了奥尼尔。现代作家在引用比他们优秀的作家时很少不受惩罚。

但是，文学在普遍撤离或逃避语词的过程中，还是有许多次拼死搏斗。我只举几个英语文学的例子。

毫无疑问，对于语言的减少，现代作家中最漂亮的反击战来自乔伊斯。莎士比亚和伯顿（Robert Burton）之后，乔伊斯是文学中最伟大的语词美食家。似乎意识到科学已经将语言以前的财富和外部领地拉走，乔伊斯选择吞并一个死掉并已被埋葬的新王国。《尤利西斯》用聪明的网捕捉到潜意识生活的纠结，《芬尼根守灵夜》开采了睡眠的堡垒。乔伊斯的作品，超过了弥尔顿以来的任何作家，为英国人的耳朵召回了丰厚的遗产。在想像力需求的压力下，他的作品集结起语词的大军，征召长期睡眠或生锈的语词重新入伍，同时还吸收了新的语词。

图为乔伊斯

但是，当我们回顾这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役，我们很少从中得到积极的后果，语词的王国几乎没有因此变得广阔和丰富。英语文学中缺乏人来真正继承乔伊斯的衣钵；也许再没有愿意穷尽语言潜力的天才。更重要的是，乔伊斯从四处偷袭劫掠的语言财富，仍然闪闪发光地堆在他的作品周围，还没有被当成通货。不像斯宾塞和马洛，它们并没有为话语精神普遍提速。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场战斗来得太晚；或者是《芬尼根守灵夜》中私秘与不连贯的部分显得太唐突。照目前情况看来，乔伊斯的反击战与其说具有生命活力，不如说是座纪念丰碑。

另一场殊死反击战，或者说敌后突袭战，来自福克纳。福克纳的风格主要是哥特式和维多利亚式的修辞手段。他的句子回旋往复，表现的是他家乡迷人的风景；他华丽的方言，不停地敲打着我们的感觉。他的语词经常像起了癌变，疯狂地繁殖。有时候，感觉像在沼泽地里的瘴气一样被稀释。但这种独特的维多利亚式夜谈总是一种风格。即使语词湮没他，福克纳也不害怕。在他能够控制语词的地方，福克纳有一种强大的感觉推动力，将一切都带到语词面前。福克纳的作品内容许多都被人“滥”写，甚至说写“烂”。但小说总是要反复书写。雄辩的行为，这是作家的本职，不应该默然放过。

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情况特别具有启迪意义。这个诗人本身就是修辞学家。他将语言看成是礼节性和戏剧性的姿态。他热爱语词的味道和光芒。他用舌头品尝它们，就像品尝稀有的葡萄酒。但他作品中最独特的风格发明或习惯来自一个狭小而脆弱的资源。且看他最著名的发现：“光明新闻”（bright nouveantés）、“门厅”（foyer）、“致命”（funeste）、“绕柱式”（peristyle）、“小个区”（little arrondissements）、“浴衣”（peignoir）、“虚构”（fictive）、“姿态”（port）。大多都是拉丁化词汇或干脆直接借自法语。它们是强加于语言的巧妙用语，不像在莎士比亚和乔伊斯那里，语言从自然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作为异国风情点缀，像在《彼得·昆斯弹小风琴》（Peter Quince at the Clavier）中的“铃鼓”和“傻笑的拜占庭”，效果是深刻的。但在别的地方，就完全是炫耀或过分修饰。史蒂文斯的语言习得背后，有奇异的地方主义色彩。他借用法语词，有点唐突，有点兴奋，就像购买法国女帽或香水的旅行者。他曾经宣布，英语和法语关系密切。这个肤浅的观点泄露了他的语言观，诗人应该提防这样的肤浅。

看到目前这种状况，我想，纯粹文学的领域中语词新生的最佳希望，也许要寄托在爱尔兰裔和英印背景的英语小说家身上：坦白地说，斯考比看起来像任何人的岁数；他比悲剧诞生得还早，比雅典之死还年轻。他是熊和鸵鸟在诺亚方舟中媾合之后的孕育；足月之前，在阿勒山，龙骨发出的恶心呼噜声为他接生。斯考比从子宫出来的时候，坐着橡皮轮胎的轮椅，系着鹿网子和红色法兰绒绳带。卷尾脚上穿着最柔软的弹性边靴子。手中拿本翻烂的家庭圣经，扉页上写着“斯考比，1970。献给我的父母”。他的财富还包括死月一样的眼睛，明显弯曲的海盗脊柱。他喜欢五帆船。斯考比静脉中流动的不是血，而是绿色的盐水，深海之物。他的步子缓慢，像圣徒没完没了地走在加利利教堂。他说的是一种绿水方言，席卷五大洋——像闪烁着文雅寓言的古玩店，有六分仪、星盘、等压线……现在，潮水退去，把他留在迅速奔流的时间之流旁边的高处干地，成了约书亚，这个破产的气象员，这个岛客，这个隐士。

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达雷尔（Lawrence Durreu）。他的风格反潮流。任何受过训练像海明威风格写作的人对他都会感到恶心、倒胃口。但也许是我们错了，长期吃稀粥的缘故。达雷尔崇拜的大师是伯顿、布朗、德·昆西、康拉德。他置身于丰满小说的古老传统中。他努力使语言再次匹配经验世界的多重真实。为了达到目的，他需要过分。达雷尔经常矫揉造作，他的视野比他掌握的技术更加软弱和肤浅。但他努力做的东西才重要：绝非只是为文学而文学的努力。

但正如我们看到的，文学代表的只是普世危机的小部分。作家是语词的卫士和塑造者，但他不能独力完成。今日，这点尤其不假。无论是在我们社会中，还是在语词生活中，诗人的地位都大大降低。大多数科学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力，他清晰创意的话语理想只能强加于小范围的人文领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语词仍然主宰的历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关键领域放弃给没有文化的行话或准科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申诉那种反对各门艺术令人不快的沉默？

有那么一些人坚持提出小小的希望。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指出，交流的中断在各门科学之间同样严峻，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交流中断一样。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互不理解，同样以加速度拉开。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隔着沉默的鸿沟遥望对方的工作。每个地方，知识分裂成碎片，越来越专业化，由技术语言守卫。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技术语言越来越少。我们意识到现实如此复杂，那些使共同话语成为可能的统一理解或综合理解不再存在。或许，它们只在日常需要的低层面上起作用。奥本海默进一步暗示，在语言之间寻找桥梁，这种努力是误入歧途。努力向门外汉解释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现实观念，根本没有用。这不可能用任何真诚的方式做到。使用些粗糙的比喻来做，是散布虚假的谬论，助长理解的幻象。奥本海默暗示，我们需要的是极度的谦卑，是承认常人实际上不能理解大多数的东西，承认即使是受过高深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认识也太少了。

关于科学，这种冷静的观点似乎无懈可击。也许，大多数知识命定是破碎的。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承认，历史、伦理和经济等知识的命运也是如此，社会和政治行为的分析与构想的命运也是如此。在此，必须重申文学主宰行话的权威性。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够办到，但这赌注很大。在我们时代，政治语言已经感染了晦涩和疯癫。再大的谎言都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再卑劣的残忍都能在历史主义的冗词中找到借口。除非我们能够在报纸、法律和政治中恢复语词意义的清晰和严谨，否则，我们的生活将被进一步拖向混沌。那时，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来临。这个前景并不遥远。“谁知道呢，”布莱克默说，“或许下一个时代就根本不会用语词表述自己……，因为下一个时代也许不会像我们现在理解或过去三千年所理解的那样有文化。”

写下《失眠的温纳瑞斯》（Pervigilium Veneris）的诗人身处一个日渐黑暗的时代，一个古典素养逐渐崩溃的时代。他知道缪斯可能陷入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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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沉默，我失去了我的缪斯，阿波罗不再回答我，

同样，因为沉默，阿密克莱（Amyclas）沉默而亡。

“沉默而亡”：阿波罗不再注视的文明，将不再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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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