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人心的文字看了都想流泪：令人悲伤的 文字之下 与跳动着的

触动人心的文字看了都想流泪：令人悲伤的 文字之下 与跳动着的一场祖传的“男性竞赛”以猎熊为名，尽管木刻版画非常用心，但《那只大大的熊》确实是一部带着时代烙印的绘本，其中贯穿着性别刻板气质和人类中心主义，以一个大团圆为结局。如今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种人与动物相对立的主题，但“以猎熊为名，进行祖传的男性竞赛”确实是人类的一种传统生存方式，由此而来的“猎熊文化”也是美国至今仍保留的活动。美国作家如此喜欢写猎熊故事，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作家们对大自然的复杂想象。今天的文章从猎熊谈到猎熊文化，借“名家经典的同题作文”展开细说作家“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故把本期专栏视作第二期之续篇亦无不可），一观高明的创作者是如何超越时代情结、超越自己从前写过的版本，为世间读者留下更有价值的艺术作品。撰文 | 王帅乃

又到了“凯奖绘本评论”专栏时间了！这个专栏由儿童文学、性别与当代文学文化研究者王帅乃执笔，逐一梳理和点评已有中文版的凯迪克金奖绘本，看看一本图画书除了功能性，还可以从哪些角度赏析，以及80多年来凯奖经历的变化。

从1939年的凯迪克金奖绘本开始，新京报小童书已经推出了11期评论。第12期我们将翻开1953年的金奖绘本《那只大大的熊》（The Biggest Bear）。该书的中文版已由童书品牌蒲公英童书馆引进。

左图为英文版封面，右图为中文版封面。

这本书由林德·沃德（Lynd Ward）创作，他用技法精湛、细节详实的木刻插画讲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小男孩强尼所在的村庄以熊皮为战利品，每幢房子前都挂着一张大大的熊皮，而强尼家里还没有。强尼决定去森林里猎熊。可是他遇到了一只可怜的小熊，强尼不忍心伤害它，便把它带回了家。但不幸的是小熊长大后在村子惹出了严重的灾祸，强尼面临着一项他不想执行的任务，就是杀掉这只熊。强尼决定把熊送走，但每一次熊都能自己找回来……

尽管木刻版画非常用心，但《那只大大的熊》确实是一部带着时代烙印的绘本，其中贯穿着性别刻板气质和人类中心主义，以一个大团圆为结局。如今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种人与动物相对立的主题，但“以猎熊为名，进行祖传的男性竞赛”确实是人类的一种传统生存方式，由此而来的“猎熊文化”也是美国至今仍保留的活动。美国作家如此喜欢写猎熊故事，很可能是因为它们包含着作家们对大自然的复杂想象。

今天的文章从猎熊谈到猎熊文化，借“名家经典的同题作文”展开细说作家“情不自禁的自我纠正”（故把本期专栏视作第二期之续篇亦无不可），一观高明的创作者是如何超越时代情结、超越自己从前写过的版本，为世间读者留下更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撰文 | 王帅乃

以猎熊为名，

一场祖传的“男性竞赛”

这个人与熊的故事从开始就设出了一个若隐若现的等级套索，“能够成功猎熊的成年男性—作为猎人预备役的男孩（强尼）—熊”，而直到最后作品都未能打破这一套索。作为儿童文学，《那只大大的熊》未能带领男孩主人公反思并尝试发挥能动性走出猎熊文化里的权力秩序陷阱，而只是归宿于人类特权带来的自我感动和快乐之中。

强尼似乎始终处于“大”对“小”的包裹和凝视之下。从画面来看，男孩瘦小的身躯穿行在高大的房屋之间，尽管这只是乡村木屋，但画者似乎有意突显了二者的大小对比，同样，以仰角和近景描绘田地里的玉米和仓库里的火腿，加上同样高大的林中树木、成人们和长大的熊，它们无一不与强尼的瘦小形成明显对比；色彩上，棕黑既是怀旧回忆之色，亦有压抑、恐怖的氛围营造作用。

《那只大大的熊》插图。

故事的起头，左侧文字陈述了一则显然持续困扰男孩的烦恼——“强尼经常到山下的小店去买东西，买好吃的枫糖。每当走在路上，他都会看到一户户人家的谷仓外墙上，悬挂着一张张熊皮。自己家里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熊皮，想到这儿，强尼感到十分羞愧。”

接着，绘本分别用了三页对比叙述村里其他男性长辈和自家祖父猎熊的能力与态度，并再次强调了他的羞愧难堪——“爷爷掉头就跑掉了。强尼问爷爷：‘为什么？’爷爷说：‘宁可留一头熊在果园里，也不能被熊吃掉呀！’天哪，真让人瞧不起!”

于是，强尼总想遇见一头熊，这个小男孩常常持着枪在森林里晃荡，只为了打到一只熊，这样“我家就可以拥有全村最大的一张熊皮了”。

虽然文本没有直言，但强尼的压力显然是来自于老旧的性别规训。在对男孩的教育中，人们把普遍意义上的勇气和能力与倚靠身体力量特别是暴力压制的方式征服森林野兽相挂钩，这似乎是一种当地男性必须经过的“成人仪式”，假使不能通过，这份熟人社会里的凝视与耻辱即可能呈指数扩张至其家庭成员特别是家中的幼年男性身上。

画者很有心地在画面中对文字所描述的情况作了微妙改动，每幢木屋的侧面都钉着（而非如文字所说“悬挂着”）一张巨大的熊皮，紧绷的、张开四肢如“X”字的熊皮和足可以脑补出的坚硬锐利的钉子正如同每家每户人们的眼睛和社群文化伦理的凝视与责问。

于是，强尼家空白的墙面倒像是被画了“红字”的记号，在男孩眼里，这一吊诡的“空白的标记”提醒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村民，他可能“具有”某种先天的品质或能力“缺失”，这缺失继承自他的祖父与父亲。被迫成为“懦夫”的男孩强尼为此苦闷不已，他没有尝试别的思路，而是顺延旧文化的规训，非常“自然”地寄希望于借用枪支的绝对力量击杀熊（因为他的“小”和“弱”，动用枪支“你死我活”的思维仿佛具备了更多的可谅解性），以证明自己、击碎绵延的性别耻辱，逃出这众人未曾言明之“罪”。

然而他偏偏遇到了一只饥肠辘辘的可怜小熊，隐含作者不自觉地将男孩和幼熊放在几乎相同的位置来看待，在男孩下蹲喂食小熊的那幅画面中，隐含作者通过男孩对小熊的爱抚，同时爱抚了画面里紧缩成团、彼此贴近的两个孤单无助的孩子，这是两个在丛林和“丛林法则”里徘徊失依的孩子。

《那只大大的熊》插图。

这之后强尼与小熊朝夕相处，然而在已长大的熊几次三番破坏村民作物、男孩送走大熊不成之后，强尼“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艰难地”背上猎枪，把大熊带进森林，准备开枪。

从此时起，故事情节就好似在盘山公路上开赛车，先是大熊忽然拽着强尼疯跑进一间小木屋，原来它是要啃吃屋里枫糖，继而男孩发现这小木屋是人们捉捕动物的陷阱，不过人们捉住动物其实是要送它们去城里的动物园，大熊不但不必被枪杀，还会“住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能吃到它喜欢吃的东西”，强尼“还可以随时来看大大熊哦”。

从前有一部国内儿童文学作品中也有着类似的写作，叙述者为牛代言：生活在主人公家里，算是它幸运，尽管它一年四季不停干活、还被鞭打过，但它毫无怨言、内心感激他们不嫌弃它长着癞疮的身体，感激他们在让它干活之余还会牵它到太阳底下晒晒太阳。它因此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

文字出自曹文轩儿童文学作品《青铜葵花》。

这里的问题不在文中人物的想法，而在于叙述者代牛发言后未受到作品本身的任何质疑。而比起叙述者的这套代言，我更相信不论是熊还是牛，最好吃的东西都在自然的天地里早被赋予，最舒服的生活莫过于在没有围栏的地方自由地听风、饮水、美餐一顿，晒晒太阳、打个饱嗝儿，然后哼哼人类听不懂的小曲。

我们这个物种和其他千万种生物一样，只不过是演化的偶然，而非地球的中心。面对其他动物，我们更不该自美为施恩的上帝（即使我们不自责为最残忍的捕食者或奴隶主）并代失语的被剥夺者言谢“恩主”。

假如作品中有人物或者叙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作者是可以借情节设计、质疑叙述者等方式对之表达反思与批评之意。而像《那只大大的熊》一样，不但将男孩拉入对人类特权系统的肯定之中，也未能对先前的“弱肉强食、暴力击杀”的男性文化规训作出反驳，所有的问题都由天降的大人们解决，男孩只有顺从，就背离了现代儿童文学的基本精神追求。

即使从写作技法上来看，这种机械降神的飞速结尾也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倒是能让读者猜出作者笔力已尽、只能草草收尾。男孩与熊的“一体”关系也突然断裂（或者说是熊遭到了来自小主人公的友情的背叛），男孩主角选择将身份的锁扣扣入了强大的一方，成为囚禁与凝视者锁链上的一处环节，终将加入“成年人类”的行列。

借一部经典，

窥探“猎熊文化”

猎熊，实际上是美国至今仍保留的活动。狩猎文化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老罗斯福总统甚至专门写过一部《猎熊记》，讲述自己在西部荒野上的狩猎经历和不同民族的狩猎文化。

美国现代派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威廉·福克纳更是三度写下同题作品《熊》，从1941年写成、次年发表于大众报纸的短篇小说，到《去吧，摩西》里既可独立成篇又可视为长篇之一环的中篇故事（它成为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再到1955年从此中篇里删改出一篇新作并辅以“引言”“插入语”“尾声”构成一篇相对最完整的打猎故事、作为“大森林三部曲”之一，前后跨越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