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鱼为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其后，这种形象一方面随着谶纬的大行其道，被蒙上了“鲸鱼死而彗星出”的神秘色彩，将海中王者鲸的轰然离世与天象的灾异之变相联系，带有人类恐惧庞然大物的原始烙印；另一方面则走向了道教体系，将逍遥之境界投射到纵横四海的巨鲸之上，骑鲸作为自在遨游的方式，逐渐由“驾长鲸”“骑长鲸”固化成典，对后世的仙游类诗文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骑鲸这一行为，因杜甫的“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两句诗，而令鲸意象与站在中国诗歌史巅峰的李白紧密相系。骑鲸、捉月，这近乎中国诗歌史上最浪漫的两件事，同时发生在李白死亡的传说中，为后人带来了相当大的诗意空间。鲸意象的传递，不光来源于李白与道教的种种联系，同时因其自身所拥有的强大能量，正与李白诗歌的盛唐气象相俦而存在。李白的诗歌中有大量的鲸意象出现，鲸意象因为李白的天纵之才而被赋予了盛唐的开阖气象。骑鲸才格，不单单是哀悼才人仙逝的悼词，同样也是对士子的赞美雅言，周流于文人诗者的唱和笔墨间。

鲸的玄学意象的萌发处于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懵懂阶段。无论是鲸意象也好，海洋文学也罢，更多的创作是处于内陆之于外海的想象期。但是这种想象期是一直稳定的延续下去的，即便是没有接触过鲸类的创作者，也能根据前代传递的鲸意象进行有序的文学操作，这是处于内陆期的海洋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特质。

此外，死亡意象因人类与鲸鱼的斗争而存在于大量的海洋文学当中，也是世界海洋文学的专题之一。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古人偶尔在近海捕鱼活动中遭遇鲸鱼，因此在古诗文中不但存在着“斩长鲸”“射长鲸”“碎长鲸”“刳长鲸”等大量与鲸鱼斗争的词汇，也存在着对鲸鱼死亡的记录。这些来自于海洋实践的真实经历与体验，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更多的内容与主题。这一部分的创作基本发生于中国古人与海洋发生关系的探索阶段，使得无论是对鲸意象的塑造还是文学的书写更加接近海洋文学的本质。

在古代，由于缺乏潜水设施，人们对于鲸鱼的了解除偶尔看到它搁浅外，更多的则是在远航的航路上与之同道而行。中国海路自唐代便开始繁盛，至明时随着航海技术的突破发展而蔚为大观：无论是佛教东渡还是万国来朝，无论是商贾如梭还是旅人如织，深海航渡逐渐打开了中华民族了解海洋的路径。

鲸波，作为最普遍的意象，与它同类的尚有鲸浪、鲸立、鲸吞等用鲸的不同状态来指代海路艰辛的词汇。明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朝代，多样化的海路诗歌诞生于此，同时也是这些细致地描绘鲸状态的词汇大量应用的时代。

随着明王朝与东亚东南亚岛国交际的增多，大量的航路交织在鲸波之上，也出现了“岛屿鲸鲵千浪息”“鲸波万顷变安流”“鲸涛安中流”“舟中玉节鲸鲵避”等诗句。显然，在文学创造中，鲸已经不再是一种生物，而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这种大国气象来自于雄踞陆地的自信，既书写着海洋，又游离于海洋。

值得关注的是，明代的鲸意象中有一部分形象地传达了海上丝路之上商贾们的信息。如王世贞的《偶书》：“贾客狎风波，黄金如山积。人云贵明珠，遂适海外国。垂老鲸鲵身，呜呼竟何惜。”漂泊在海上商贸间，重利轻离的商人已经完全异于耕读传家的传统，诗人用垂老之鲸鲵作比，结合鲸的死亡意象，其所要表达的含义则更为深刻。还有一首林光的《鳌鱼抢宝石》，也颇有异趣：“破浪穿云涌石鲸，波心遥见瑞光呈。那知物象俱含欲，只恐蛟龙见亦争。舟楫频年渔子戏，风涛终日旅商情。海门万里不归去，也欠僧繇一点睛。”虽然是一首写物诗，但不失为一首展现海上商路的海洋诗。石鲸带上了商旅们对珍宝的欲望，“游动”于周而复始的海上丝路。

深海航渡是海洋文学中最为直接的与书写客体接触的方式，鲸意象如是，海洋文学的其他书写亦如是。如上，我们只是挑选了在鲸意象书写中最具本国特色的意象，来诠释中国海洋古代文学的几个比较有趣的走向，它虽然书写着蓝色文明，却又谨慎地将内陆文明的印记刻在其中。这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学有别于西方海洋文学的重要一环。

有人曾认为，中国作家与海不积极发生关系。其实并不尽然，不但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的创作中我们拥有着大量的宝贵财富，新时代一些新锐作家也在坚持着海洋书写。比如，作为一部航海题材的冒险小说，人民文学奖得主马伯庸的新作《四海鲸骑》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海洋精神与大国意识，也可看作对古代海洋文学的当代接续。

从想象到近海，再到涉海，鲸鱼的出现一直与人类对于海洋的观察、体验分不开。作为海洋文学的书写标本，鲸的意象为我们传递了这样一段中华民族海洋文学的书写史：它始终葆有对海洋的想象与渴望，并一直与海洋不断碰撞，形成有着自身文化自信的海洋文学。

原标题：文学里的那条“大鱼”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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