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学著作（瘟疫年纪事一部由笛福）
瘟疫学著作（瘟疫年纪事一部由笛福）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抽象神性的热情逐渐冷淡，对具象的感官享乐倒有了更多的兴趣。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所阐发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哲学个体性的基础，给予了个人思维至高无上的荣耀。此后，洛克和霍布斯等人在认识论上进一步拓展，将人的知觉过程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此外，与故事的取材相对应，主人公的姓名或者是“有名无姓”的，或是有特殊意蕴的。这些名字不是来自于现实环境，不是指向独一事物的专有名词，而仅仅是类型化的用以指示人物的代号，近似于学生作文中的小明、小红、小王等等。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之一。新柏拉图主义曾一度是欧洲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核心骨架，即便新柏拉图主义在之后被冷落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从拜占庭挖掘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希腊哲学大师的“荫蔽”下，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思想长期以来在他们的阴影下徘徊。当时的欧洲文学便渗透着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真实观。对此，我们可以从作品的时间与人物的姓名上略窥一二
对历史畅通无阻的叙述，通常会远离历史嘈杂喧哗的本相，而稗官野史倒可能成为官方正史遮蔽或遗落的真实。笛福写于300年前的《瘟疫年纪事》，正类似于私人化的稗官野史，在琐碎的细节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真实。如果不是末尾H·F的署名“出卖”，它就是一部当下炙手可热的“非虚构文学”。
如今，我们虽可以把《瘟疫年纪事》放在现成的“非虚构文学”的框架下来言说，但是在笛福所处的年代——在“小说/虚构”的概念都不存在的年代，这种“无与伦比的真实”究竟从何而来？本文就将谈谈这种“真实”的来源以及对“非虚构”问题的一些思考。
笛福画像
一.哲学“真实”的转向：从希腊时代到启蒙运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真实观，与我们当下寻常的真实观迥然不同。前者的真实观强调的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概念的真实，譬如对于柏拉图来说，比周遭的现实世界更为真实的是他的“理念”世界；而我们的真实观往往更强调一种具体的、特殊的、知觉的真实，譬如我们觉得现实中的马肯定比概念中的“马”更真实。
希腊文化是欧洲文化的源头之一。新柏拉图主义曾一度是欧洲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核心骨架，即便新柏拉图主义在之后被冷落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从拜占庭挖掘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希腊哲学大师的“荫蔽”下，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思想长期以来在他们的阴影下徘徊。
当时的欧洲文学便渗透着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真实观。对此，我们可以从作品的时间与人物的姓名上略窥一二。
中世纪及之后一段时期的作家们，譬如但丁、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通常都是从神话、历史、传说、宗教中汲取创作素材。在他们的作品中，故事的时间背景是含糊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崇高的真理本身也就是无时间性的、永恒的，因而其作品排除具体的时间背景也就理所应当。
此外，与故事的取材相对应，主人公的姓名或者是“有名无姓”的，或是有特殊意蕴的。这些名字不是来自于现实环境，不是指向独一事物的专有名词，而仅仅是类型化的用以指示人物的代号，近似于学生作文中的小明、小红、小王等等。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对抽象神性的热情逐渐冷淡，对具象的感官享乐倒有了更多的兴趣。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所阐发的“我思故我在”，奠定了西方哲学个体性的基础，给予了个人思维至高无上的荣耀。此后，洛克和霍布斯等人在认识论上进一步拓展，将人的知觉过程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
此时，一个具有丰富细节、充满特殊性的世界逐渐呈现在了理性之人的面前。培根的归纳法之所以与柏拉图的“理念”有所不同，乃是因为他从注视一个具有特殊性的世界开始。欧洲文化对世界的更精确的认识，始终伴随着对自身更精细的剖析。
16世纪，欧洲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这一改革的直接成果就是新教的诞生。与传统保守的天主教或东正教不同，新教更亲近与之一同兴起的上述思想潮流。笛福的父亲便是一个新教教徒，笛福自幼所受的也是新教教育，侧重于数学与科学。然而，当时的牛津与剑桥却仍是保守派的营地，不仅轻视数学与科学等非神学学科，也拒绝了长期浸淫其中的笛福。
笛福虽未能继续深造，但自幼所受的理性教育已让他受用无穷。这种理性思维的痕迹，自然而然地呈现在《瘟疫年纪事》中。虽然，叙事人H·F并不否认上帝在这场瘟疫中所起的作用，但却不沉迷于对上帝的祷告和忏悔，而是细致地记录瘟疫中的人事和理性地评述政府的举措。
此外，这部作品在时间与人物的处理上也与之前所谈及的“古典”作品截然相反。它所记录的瘟疫真实地发生于1665年的伦敦，叙事人也是有名有姓的H·F（按历史推断，可能是笛福的叔叔Henry Foe）。
笛福所处的年代，正值新闻业刚刚起步。1704年，在托利党人的支持下，笛福创办了《法兰西与全欧政事评论》。这是当时唯一一份讨论社会问题的报纸，为公共舆论的建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刚开始是每周一期，之后是每周两期，最后增加到每周三期，于1913年停刊。
令人惊诧的是，这份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都出自笛福一人之手。不仅如此，据统计，笛福一生曾为26家杂志撰稿，出版过250多种小册子。集主编、记者、撰稿人等于一身的笛福，由此又被称为“现代新闻报道之父”。因而，笛福的第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其后才是作家。
笛福的新闻写作影响到了他之后的文学创作，他不再像此前的古典作家那样，将取材的范围限定于神话、传说和历史；他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当代社会。笛福无疑是三百年前“新新闻写作”的先驱。
譬如其成名作《鲁滨逊漂流记》，就取材于1704年一位苏格兰水手与船长发生冲突后被放逐到孤岛上的故事。同样的，笛福写作《瘟疫年纪事》，也与现实有着密切的纠葛。
从创作动机上来说，《瘟疫年纪事》其实是一份留给政府和民众的灾难备忘录或抗疫指南。1720年，马赛刚好爆发了瘟疫。这引起了英国报纸的极大反响，让民众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那场可怕的伦敦瘟疫，因为当年的瘟疫便是由荷兰传来的。
作为新闻从业者的笛福，立马捕捉到了民众对瘟疫的惶恐情绪，并抓住这个机会写下了《瘟疫年纪事》。
从作品人物上来说，作为叙事者的H·F是唯一的核心。H·F之所以被笛福选为叙事者，既有着他曾作为叔叔为笛福讲述伦敦瘟疫的历史偶然性，叔叔的讲述提供了历史文献中无法获取的个人经验和视角；也有着他作为资产阶级夺取话语权的历史必然性，不再是无时间性的“nobody”。
身为马鞍商的H·F，占据着社会阶层的中间位置。面对脚下的穷人，他是优越的同情者；面对头上的贵族，他是不满的批判者。处于权贵边缘的H·F，必然要与同样处在边缘的自然科学结成革命同盟，他的看似啰嗦的论述实则经过了笛福的巧妙计算。
从作品的风格来说，它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甚至是先锋的。然而，我想笛福绝没有开山立派的艺术追求，这一切不过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习惯。无疑，这部作品的语言是啰嗦粗糙的，细节是细致繁琐的，情节是东拉西扯不见章法的，逻辑是时隐时现重复累赘的。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微乎其微。但是，我们能期望1665年伦敦城的马鞍商写出《沉思录》或是《神曲》一般的文字吗？不可能。笛福并没有在这里玩弄什么十四行诗的艺术技巧，只是竭尽所能地寻求“真实”。
欧洲印刷术的进步，不仅带动了报纸传媒业，也带动了小说的发展。正是商业的力量，践行了笛卡尔等人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现代作家与古典作家们之间的文化脐带。
就像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人，他们才不在乎什么古典法则，才不理会“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们凭借着对印刷业、对读者、对新阶层的自信与了解，将小说推向了另一条航道：面向世俗。
在《瘟疫年纪事》与非虚构文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有趣的从属关系。
如果把笛福当作《瘟疫年纪事》的作者，那么这就违背了非虚构文学对真实的承诺——作者与叙述主体的一致，笛福一直戴着H·F的面具在“弄虚作假”。相反，如果把H·F当作《瘟疫年纪事》的作者（假如笛福以H·F的署名发表，且未被后世发现），那么这就成为了一部标准的非虚构文学。
就《瘟疫年纪事》这部小说而言，非虚构与虚构之间的界限，仅仅是一个作者署名的差异。
对此，我们不是要感慨笛福以假乱真的水平，而是要反思非虚构文学究竟为何？
“究竟为何”的提法可能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即便是当年热热闹闹地提出“非虚构”的《人民文学》，也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不过，经过多年的实践鼓吹，评论家们还是按照家族相似性找出此类作品的共同之处。
简而言之，非虚构是一个文学场外的真实承诺，不是文学内部的特征。因此，在没有现实背景对照的情况下，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之间的差异无从谈起。换言之，仅从技术层面来看，“虚构非虚构文学”这种悖论式的命题是完全成立的。
在这个悖论式命题之下，我们能隐约感受到：中国“非虚构文学”潮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会是来自于文学之内的技术更新，而是文学之外的力量牵引。当然，文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进行的，始终与社会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动态交流，社会思潮的剧烈变动，也会引发艺术的变革创新。
譬如笛福时代的理性精神的萌芽以及纸质传媒的发展，就催生了面向世俗大众且关注当下的小说创作潮流。只是，中国“非虚构文学”所受到的外部力量可能更为生硬和唐突。
其实不管《瘟疫年纪事》是否从属于非虚构文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上都是开创性的。
通常，西方文学史家们会把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英国第一部小说视为现实主义的萌芽之作；但事实上，论对现实的忠实程度上，《瘟疫年纪事》比《鲁滨逊漂流记》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晚生了几年，缺少了时间上的资历。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实主义、新新闻写作、非虚构文学，都巧妙地聚集在了这位三百年前的文学先驱的身上。
在这三百年间，我们的口号、概念、术语不断地变换，彼此间虽有差异，但也有不少重合的。这些批评家们频频投出的圈子，胡乱间有三个套在了笛福的头上，虽有巧合实亦无可奇怪。
我想，文学其实可以只有一种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只在于，我们该如何理解现实？
马尔克斯曾在《番石榴飘香》的对话录中谈到：“在我的小说中，没有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在当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上，他也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有所不满，坚信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魔幻”一词，只是拉美之外的西方人的主观感觉。
无论是笛福的作品还是马尔克斯的对话录，都启发着我们：文学通达现实的道路，可以是如此广阔。
文/未名
图/来源网络
作者简介：
未名，浙东人士，自由写作者，致力于经典文艺作品的阅读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