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怎么确定第三句的格律（再论七言律诗的写法:并不是所有的律诗都必须符合格律）

律诗怎么确定第三句的格律（再论七言律诗的写法:并不是所有的律诗都必须符合格律）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不唯指出了时下诗坛只讲格律的乱象产生的原因，也强调了格律诗的写作应当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为了迁就形式而去牺牲内容的表达。古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今人就更应该解放思想，写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格律诗，这才是每个诗歌创作者应该思考而且必须尽力做到的问题。任何诗歌创作者都应该承认诗歌的时代性，不应该在格律的枝节问题上打口水仗，那实在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的做法。

关于七言律诗的写法，我的主张一向是比较公允的，也就是要讲格律但不唯格律。所谓要讲格律，就是说写格律诗时，还是应该按照格律诗的要求尽量去做好。这样写出来的诗才算正体(或正格)。所谓不唯格律就是说写格律诗时，有时因为某字某句不能符合格律要求，也就不用强求，就让它不合律也行。用一句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就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该放开的时候就放开，绝不能为了格律而扼杀诗的自然之趣。

对于我的这种主张，异见者大加挞伐，甚至污言相向，似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觉得目下诗坛中浮躁者似有不少，很有点不可理喻，也让我不屑去与之论辩。他们不知道，我国古代的大多数诗人是不受格律拘束的。我曾提出《唐诗三百首》就有很多出律的作品，有浅薄者竟然说出这本书里的诗并未标明是律诗和绝句，所以不算出律。我不想对这种说法妄加评价，但我读过的十多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标明了诗歌的体裁。

​朋友们看看，为了攻击我的主张，这种人竟连基本的事实都不顾了，也像玩政治权术的人一样搞双重标准。老实说，对这种做法我是不敢苟同的。我始终认为，那些抱着格律不放的人，类似于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的“留着长辫"的清国留学生，人活在新时代，思想却顽固地留在远古时代，甚至还想拉着别人穿越回归过去，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实在是迂腐到可悲可笑而又可怜。

​古代就有很多诗人不主张用固定的模式桎梏人们的手脚，并且用自已的写作实践来表明了自已的观点。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律诗就不太讲格律。比如他的七律名作《登金陵凤凰台》，从格律上看，这首诗的颔联，上句连用六仄，下句连用五平，且第二句与第三句第四句与第五句均失粘，这些都不符合格律诗的要求，但谁又能否认这首千古名诗是七言律诗呢?

格律诗失粘是大忌，但唐诗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很多诗人的七言律诗中都有。有人统计过，王维的二十首七律诗中有八首存在失粘现象；高适的七首中有两首失粘；刘长卿的六十三首中，有七首失粘。即使像杜甫那样以诗律细而著的诗人，在他的一百四十多首七律中，失粘的地方也有七八处之多。你能说他们写的不是律诗吗?

此外，拗句是违反格律的，但是很多诗人就是不愿意为了迁就格律而牺牲表达，甚至还有一些诗人有意使用拗句，比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写的七律《白帝城最高楼》，八句中只有一句合律，其余七句均拗，其中有的句子明明可以避免拗，但他还是要拗。你能说杜甫这首诗不是七律吗?

​有一位学者认为，对某首诗作如何归类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这诗自身所具备的价值。任何形式的分类，都不过是对已有事物的某种划分，归类的目的只是为了某种需要，例如研究的方便之类。但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某种划分一旦确立，它会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使人们很习惯地以某种标准去衡量这一事物，忘记了事物在前，划分在后的顺序。一些人对有关于七言律诗格律的苟求，就属于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不唯指出了时下诗坛只讲格律的乱象产生的原因，也强调了格律诗的写作应当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为了迁就形式而去牺牲内容的表达。古人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做出了成效。今人就更应该解放思想，写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格律诗，这才是每个诗歌创作者应该思考而且必须尽力做到的问题。任何诗歌创作者都应该承认诗歌的时代性，不应该在格律的枝节问题上打口水仗，那实在是捡了芝麻丢掉西瓜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