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贩子有多可怕（上世纪的人贩子有多猖獗）
以前人贩子有多可怕（上世纪的人贩子有多猖獗）与当时的强抢女幼相呼应，婴儿盗窃也极度泛滥。在西安灞桥的一家院子里，一名12岁的女孩正在照看一位3岁的男孩。就在这时，两名人贩子破门而入，其中一个朝着女孩的后脑勺连砍三刀，另一个则抱起男孩扬长而去。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拐卖，甚至强抢妇女和儿童的案例屡见不鲜，并且手段极其残忍。在湖北襄樊的一条大街上，一辆面包车拦住了一位骑车回家的16岁女孩，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不由分说便将女孩绑走，两天之后便把她卖到了山东。像1994年的电影《复活的罪恶》开头那段所表现的那样
80、90年代那些真实的人贩子，绝对要比你听到过的所有传言和都市传说还要恐怖。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80、90年代的人贩子，那就是：
猖 狂
在那个年代，人贩子们仿佛没有一丁点儿对犯罪的畏惧。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拐卖，甚至强抢妇女和儿童的案例屡见不鲜，并且手段极其残忍。
在湖北襄樊的一条大街上，一辆面包车拦住了一位骑车回家的16岁女孩，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不由分说便将女孩绑走，两天之后便把她卖到了山东。
像1994年的电影《复活的罪恶》开头那段所表现的那样
在西安灞桥的一家院子里，一名12岁的女孩正在照看一位3岁的男孩。就在这时，两名人贩子破门而入，其中一个朝着女孩的后脑勺连砍三刀，另一个则抱起男孩扬长而去。
与当时的强抢女幼相呼应，婴儿盗窃也极度泛滥。
这种盗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地方：在大街上，在托儿所，在妇产医院的产房，甚至是在每一个老百姓自己的家里。
1988年这年，仅在四川达县这一个地区，就发生了4起蒙面入室抢婴案件。
·当然，在80、90年代，入室抢劫本身就比较猖獗，严打了好多次
抢劫者们会趁夜色翻进老百姓的家，先将石灰洒在那些熟睡父母的脸上，然后便掳走他们不到一岁的小孩（基本都是男孩），并以两三千元的价格把孩子卖到外省。
而除了敢抢敢偷，当时的人贩子还极其敢骗。
1986年12月，中江县有四个人贩子在私刻了“四川省公安局”，“四川省人事局”等公章并伪造了介绍信后，前往当地的中兴乡，自称前来侦破诈骗案的公职人员，并说需要一名女青年来协助他们。
结果中兴乡的妇女主任信以为真，立刻把一位21岁的刘姓少女介绍给他们，然后四人转手就把少女以4500元的价格卖到了内蒙古。
《千里难寻》1996年
·
而比上述罪行更令人震惊的，则是当时人贩子的规模与构成。
翻看那些80、90年代有关“打拐”的报告，你会发现许多被称为“大兵团”的人贩子团体。
这些团体的人数大多在四五十人，甚至100人以上，他们中有男有女，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拐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
有些“大兵团”甚至还有自己专门的纪律与黑话。
选自《人口黑市纪实》
·
而组成这些团伙的犯罪者，也不仅仅只是流氓和惯犯，而是覆盖到了当时全社会的各个阶层。
比如80年代中期，在江苏徐州，有一个由40多名出租车司机所组成的“大兵团”，一共绑架和拐卖了102名妇女。
而在广西百色，一个管煤矿的副矿长，伙同他的煤矿工人和一些流窜犯，以当地东方红旅社的一个房间为据点，卖出了17个被拐来的妇女与儿童。
有工人勾结小学老师一起贩卖妇女，也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回乡后靠拐卖“二次创业”，甚至连个别的警察和村干部，都掺和进了这笔肮脏的生意当中。
就像《红蜘蛛》里的护士勾结农村妇女卖孩子一样
·
《人口黑市纪实》里就写道，当时有个“x县范张楼村”，全村有46人参与拐卖，村长和书记带头交易妇女和儿童，生生把这地方给打造成了“拐卖专业村”。
不过，虽然这些犯罪分子在贩卖人口之前，所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一旦他们开始干拐子这一行，就基本上都立刻泯灭掉了自己的人性。
对于那些拐来的少女，人贩子会把他们拿到窝子（销售或中转人口的隐蔽地方）或是村口进行拍卖，让那些单身汉们以竞价的方式来确定这些女人的所有权。
而对于拐来的婴孩，人贩子有的会因为无法脱手，而索性直接把他们扔进粪池或枯井里溺死，有的则因为怕孩子吵闹，而给他们喂安眠药，往嘴里塞毛巾，最后将孩子活活憋死。
至于在人口贩卖过程中的发生的虐待和强奸，就真的是罄竹难书，根本就罗列不过来。
图片也基本都没法放，过于恶心
·
我在这里只举一个《中国当代社会问题透视》里所提到的例子：
有警察曾拿着一个人贩子的照片，请被他拐卖的妇女进行辨认，结果这名妇女仅仅看到照片，就吓得双手抱头，浑身颤抖，站都站不住了。
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真探》里的这段
·
更加可怕的是，即便面对当时警方的严打，人贩子们也依旧气焰嚣张。
1998年的9月，广西天峨县的一名警察，被人贩子用铁水管猛击头部，重伤身亡。
而在90年代中期，安徽有个茅庵赵村，全村600人，不仅有80%的人参与拐卖妇女，而很多人还持有土枪跟双管猎枪。
他们宣称，只要你们警察敢来抓，我们就敢拿枪跟你们拼命。
而这样一波猖狂的犯罪，在那些年间所留下的，便是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所以，为什么80、90年代的人贩子，会如此无法无天呢？
这很可能是因为，在80、90年代，许多人，都觉得“买媳妇和买儿子”实在是一件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事儿了。
《贩母案考》（1990）七个男人买一个女人做老婆的电影
·
你根本无法想象，在那个时代，人口买卖的市场有多么“火爆”。
1986年，山东莘县买媳妇的总花销是103万元。与之类似，塞北农村有个10万人口的县，仅1982年就买进了700个外地女人，农民们一共花了300多万元。
要知道，在1986年，一家经营非常成功的服装店，其年利润也不过1万元。
难怪有个人贩子曾说过：“干商品经济，最好的买卖就是买卖女人。”
所以，在当时的许多村县，男人要结婚了就去买女人，夫妻没有后代就去买小孩。
而更离谱的是，有些家庭即便儿女双全，也会抱着凑热闹的心态再买一两个孩子。在福建当时一些富庶的村落，买小孩甚至就跟买冰箱和电视机一样，成了一种攀比用的财物。
当地的一位村干部直接说：“像那种三五岁的小孩，你哪怕拉来一车皮也不够卖。”
并且，“卖方市场”的思维，也出奇地契合了“买方市场”。
在《丧尽天良的交易——拐卖妇女儿童案实录》这本书里，爹卖闺女，哥卖妹妹，嫂子卖小姑，外甥卖舅妈的事例比比皆是。
90年代的杀人强奸魔彭妙计，就把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给卖掉了
·
而这些人把自己的亲眷卖到远方，很多人只是想用赚来的钱买猪、买牛和盖房。
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些在我们认知里最基本的对与错便开始颠倒。
在那个年代的一些村县里，最受尊敬和欢迎的存在竟然是人贩子。
人们亲切地称这群犯罪分子为“长线红娘”，说他们为了全村的嫁娶生育忙里忙外，操心费力。
《盲山》
·
四川有个叫吴玉栓的拐子，自1984年开始，给某个闭塞的小山村拐来了11个女人，其中包括他21岁的侄女。
而这个小村为了感谢他，给他做了一条用来保平安的红腰带，上面用彩线绣着7个大字：
“吴玉栓长命百岁”
同样，当有警察来这样的村县打拐救人时，他们反而成了所有当地居民的敌人。
警察的汽车一出现在村口，村民们就会自发地给人贩子和买了妇女小孩的家庭通风报信，协助他们逃跑。
而如果警方要把被拐来的女幼带走，几百个村民们则会一拥而上，起哄，围攻，叫骂，躺在车底下不走，有的甚至开始砸车，殴打解救人员。
《盲山》
·
80年代中后期，仅在山东郓城这一个县，就发生了88起极其严重的村民妨碍打拐事件，致使打拐一度变成了一项“地下工作”，救援者必须趁着夜色，偷偷地把被拐来的妇女和儿童救走。
而一旦村民们发现他们的“财产”消失不见，就会一起跑到招待所请愿，要求把属于他们的东西还回来。
所以，在那个失控的年代，与拐卖有关的魔幻事件层出不穷：
有人为了买媳妇而借高利贷，最终倾家荡产。
有人发现买回来的媳妇是男扮女装，因而大病一场。
有人因为自己花4000块钱买的媳妇跑了，而跑到警察局报案。
有人则在拐卖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被拐的竟是我自己”......
而在这些魔幻背后，则是一个个悲剧。
一个个有关虐待与摧残的，寻找与崩溃的；有关千千万万女性与儿童的，人间悲剧。
《盲山》
·
以上的这一切，便是针对80、90年代种种拐卖案件的一次速写。
虽然那个混沌而又疯狂的年代，早已离我们而去，互联网与法治的进步和发展，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口贩卖者，接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但我还是觉得，在2022年的今天，这些陈年旧案值得再被拿出来晒一晒。
因为早在1978年，小平同志就曾针对人口贩卖问题说过：
“大张旗鼓地给人贩子以打击，很有必要。”
这句话，我相信它永远适用。
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什么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