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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嘉莹影响最深的诗(叶嘉莹找到了三千年前为她写的诗)

对叶嘉莹影响最深的诗(叶嘉莹找到了三千年前为她写的诗)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

对叶嘉莹影响最深的诗(叶嘉莹找到了三千年前为她写的诗)(1)

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一种流行,也许是因为流行了之后发现除了古人,当下的“偶像”极度稀缺,最近,一部讲述叶嘉莹的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成为一时文化现象。读过叶嘉莹诗词的人,并不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但不妨碍这一代年轻人渴望接近她。96岁的叶嘉莹,突然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电影只有120分钟,拍摄过程却累积了几十位受访者的百万余字素材,同名衍生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的出版,可以算是弥补了影片篇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第一次见到席慕蓉,第一句话是:“我也是蒙古人(族)。”叶嘉莹从未在任何作品里提过自己的族姓叶赫那拉,她的祖上虽然是旗人,居住在叶赫水畔,却本属蒙古族土默特部。

无论回到中国,还是回到北京,回乡——这个千百年中国诗人的关键词,也贯穿了叶嘉莹大半生的念想。在她快80岁的时候,一个秋天,席慕蓉陪着她去叶赫(现吉林省梨树县叶赫镇)寻找祖先的故乡。

叶赫古城遗址如今只是一片高出来的土堆,陪同的一个热心人先行跑上去探路,回头说,叶老师您不用上来了,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片玉米地。叶嘉莹还是继续往上走,日已西斜,秋天的红玉米挂在那里,紫红的穗子垂下来,风一吹,发出阵阵沙沙的声响。

叶嘉莹站着看了一会儿,转过头说:“这不就是《诗经·黍离》中描绘的景象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现在的心情和诗里说得一模一样。”

快80岁的叶嘉莹,是他们家族第一个回到叶赫水畔的人,她还找到了三千年前特地为她写的诗。3年后,81岁的她又想去看蒙古高原,席慕蓉陪着她又出发了。在海拉尔,叶嘉莹口占的第一首绝句是:“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叶嘉莹是他们家里唯一一个在一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回到土默特蒙古高原的族人。她跟席慕蓉说,她在北京的家已经没有了,可是到了蒙古高原,天穹低处尽吾乡,突然之间,人就打开了。

有时候我想,如果人生是电影,就能在不顺遂的时候黑屏,出一行小字“某年以后”,把悲伤快进到烟消云散。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有两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叶嘉莹大概属于后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是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时的助手。她记得,有一次叶嘉莹在国家图书馆讲女性词的时候,谈到法国作家法郎士写过一本《红百合花》,书里说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一个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30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生过,那么,注定她对人生的认识是肤浅的。

当花间词的作者用女性口吻表达男性的阴柔一面时,叶嘉莹在一个被压抑的环境里半生飘零,站在高原之上说“余年老去始能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苏东坡、辛弃疾。在访谈中,叶嘉莹和她的学生,也会反复提到《人间词话》里的那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在这本访谈集中,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几十个人的记忆中,叶嘉莹都是以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她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只存在于她自己的口述中。难得有人提到她先生,还说的是“她的先生很不讲理,她自己这么精彩的一个人,竟然都可以忍下来”。

1971年的夏天,文化史学者郑培凯在哈佛大学学习,经常去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各种各样的善本,经常碰到叶嘉莹,“叶老师只要进了图书馆,就一整天不出来”。郑培凯到香港后,创立香港城市大学的中国文化中心,曾请叶嘉莹来担任客座教授。让他惊讶的是,叶嘉莹竟然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个很大的箱子。就这样,她一个人住了一个学期,那一年,她80多岁了。

离开香港前,郑培凯去送行,一进门就看见她自己在那儿收拾行李。她把所有行李收拾在一个大箱子里,外面再用带子绑起来,绑得非常好。她对郑培凯说:“我都习惯了,旅行的时候都是这样,都是自己做。”

叶嘉莹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弱德之美,意思是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有一种持守、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表达出来的。但“弱德”不是软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持。

叶嘉莹说过,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比如西晋太康时期,正是质朴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却没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遇到的时代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比如江西诗派,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

从1924年至今的近百年间,是不是一个对得起叶嘉莹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她一定是对得起时代的。

有一天,叶嘉莹打电话给学生施淑仪,请她把自己梦中偶得的诗句用书法写出来。那首诗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青春年华已经远去,但还是要把眉黛扫成春山,那是无望中的希望。

蒋肖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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