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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社会主义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社会主义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欧洲虚无主义思潮依循这条思路,约瑟夫·弗兰克在他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通过翔实而又缜密的考证,生动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与撰写这个传说的历史语境与深层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造这个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形成的批判锋芒,并非仅仅针对天主教的宗教实践,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俄国虚无主义,他之所以会采纳这种迂回的批评手段,则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生态有着微妙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作者:(美)约瑟夫·弗兰克 译者: 戴大洪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上个月,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五卷《文学的巅峰》中文版出版。在这部1000页的巨著中,弗兰克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构想出《宗教大法官》这一出争夺人类灵魂的“搏斗”。而伊凡和阿廖沙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依然在现代人的精神谱系中悬而未决。作者 | 郝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文学巅峰时期创作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包含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从没有美满的爱情、幸福的家庭以及个性迥异的人物,《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却也使读者一次次地经受同样沉重的精神拷问。这部充满了道德冲突、争执和人类各种极端的激情的作品中,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种道德理想与人生观念。每一次争执与冲突,每一次歇斯底里的说教,都蕴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督教道德与历史理性的拷问——信仰与理性、雅典与耶路撒冷,何者可以决定人类的命运?作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人类的精神之贵寄托在哪里?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节,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精神高度。他将自己所有的情感、修养与困惑凝结在虚无主义者伊凡·卡拉马佐夫对弟弟阿廖沙所讲述的这一出虚构的故事中:当耶稣再临,如何面对新的僭主——宗教大法官?权力垄断了所有信仰,人又将走向何方,寄靠什么?大法官口若悬河地讲述了一个真理,“干嘛要区分善恶,如果要为它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于是,孤独执拗的伊凡抗拒信仰的世界,拥抱“理性”的世界。在他看来,假如上帝真的存在,为何这个世界上依然遍布苦难与杀戮,为什么对受苦的孩子的哭声充耳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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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法官 图片来源:evangelicalfocus.com

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认为,伊凡与阿廖沙争执背后,代表的是西方哲学的两种源流,现代虚无主义者和超验价值捍卫者之间的对立。伊凡代表的“地下室人”的精神传人是尼采、萨特、加缪、马尔罗,阿廖沙则是卡夫卡、维特根斯坦与舍斯托夫的化身。然而这场对话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曾经深深介入到十九世纪俄国现实政治与思想界的观念之争中,这也使当时各个流派的俄国知识分子都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考察对象,无论是西化派、虚无主义者还是民粹派。《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核心观念就是,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恶的形式只有一个,否定人的尊严与多样性。而真理存在于人本身,包括人选择的自由以及所想所爱的一切。

上个月,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五卷《文学的巅峰》中文版出版。在这部1000页的巨著中,弗兰克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构想出《宗教大法官》这一出争夺人类灵魂的“搏斗”。而伊凡和阿廖沙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依然在现代人的精神谱系中悬而未决。

作者 | 郝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文学巅峰时期创作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包含了一则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它叙述的是一个貌似匪夷所思,实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在基督教官方做出天国预言的十五个世纪之后,基督在人间重新出现并凭借其智慧和力量,为民众解除了大量疾苦。然而,一贯标榜自己对基督教信仰的忠实性与纯洁性的宗教大法官,却以异端的罪名逮捕了基督并将其判处死刑。按照一种流俗的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故事中嘲讽的是在他看来已经背弃了古代使徒传播的理想的天主教世界观,这种解读似乎也确实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诸多文本支持。然而,倘若这个传说涉及的仅仅是教派纷争,那就很难解释它在数代读者中激起的广泛影响与深刻共鸣。正如别尔嘉耶夫指出,它的主题要比东正教的真理与天主教的纷争更为宽泛,哪里有对人类的监控以及对人性尊严及其神圣使命的轻视,哪里宁要粗鄙的享受而不要自由,哪里确信真理对人的幸福来说是不必要的,哪里就有宗教大法官。可以说,它“浓缩了关于人类命运最深刻的预言”,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永恒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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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作者:(美)约瑟夫·弗兰克 译者: 戴大洪 版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依循这条思路,约瑟夫·弗兰克在他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通过翔实而又缜密的考证,生动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构思与撰写这个传说的历史语境与深层意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造这个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形成的批判锋芒,并非仅仅针对天主教的宗教实践,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俄国虚无主义,他之所以会采纳这种迂回的批评手段,则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生态有着微妙的关系。

宗教大法官的精神土壤

1866年4月4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冬宫附近的夏园散步即将结束时,一个面色苍白的前大学生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挤出围观的人群,掏出手枪对准沙皇开了一枪。尽管行刺因为意外而没有最终得逞,但沙皇遇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因为震惊而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并非如他在当时的公开评论中所表示的那样为沙皇的安危担心,而是为众多开明的俄罗斯文化的未来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刺杀沙皇的阴谋即便成功,也无非是换一个大同小异的沙皇而已,不仅无助于俄罗斯政治开明化的趋势,反而会让沙俄政府中的保守派进一步扩张权势、提高地位。果不其然,被誉为“维尔纳刽子手”的H. M. 穆拉维约夫伯爵负责调查此次暗杀事件,他在短时间内疯狂打压俄罗斯的激进分子。借助这种权力与有利的形势,他封禁了《现代人》与《俄罗斯之声》等颇有社会影响的期刊杂志,并逮捕了一批在他看来倡导激进思想的危险文人。在穆拉维约夫的幕后支持下,《俄罗斯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发起了一个声势浩大而又蛊惑人心的宣传攻势,力图向俄罗斯民众揭示这次刺杀事件的“深层根源”。此时,俄国虚无主义也就成为了沙俄政府的官方话语集中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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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根据弗兰克的考证,尽管俄国虚无主义起源于欧洲,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的无神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机械决定论等欧洲思潮都共同推动了俄国虚无主义的形成,但俄国虚无主义带有极其鲜明的彻底否定性。恰如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的巴扎罗夫,俄国虚无主义者热衷于借助现代科学的名义去否定和质疑他们的长辈所肯定与推崇的道德理想与宗教信仰,以便于让他们崇拜的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随着在宗教与道德领域的神圣价值的逐渐消解,他们为自己破除了各种源自道义与良知的束缚,他们可以灵活地利用各种或许并不为他们真心信奉的理想和信仰来操控他人,为自己攫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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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大法官》

鉴于东正教所倡导的基督教信仰是俄罗斯王政正当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沙俄政府的权力精英敏感地意识到,俄国虚无主义正在侵蚀他们的统治权力的思想基础。为了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就需要深入批判俄国虚无主义,重新恢复俄罗斯宗教传统的生机与活力,以便于让俄罗斯年轻人那些无处安放的躁动灵魂重新回归正统信仰的怀抱之中。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发现,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的统治阶层越来越多地关注物质繁荣与军事武装力量的强大,却逐渐失去了对他们公开宣扬的信仰的激情,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离根状态,“我们没有文化的原因在于彼得大帝这个虚无主义者,他把我们的文化连根除掉”。尽管俄罗斯的统治者与民众在公开场合下仍然都会倡导基督教的信仰,但两者的深层动机是完全不同的:俄罗斯的民众希望借助基督教信仰实现他们对于公正和平等的渴求,而俄罗斯的支配者则希望借助基督教信仰让民众变得更加驯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怀疑,俄罗斯上流社会对待信仰的这种实用态度,也是虚无主义的一种隐曲表现。可以认为,一个虚无主义的幽灵正在俄罗斯各处游荡徘徊。社会上层为了更有效地维系秩序的稳定,就需要对社会下层普遍持有的信仰悄悄加以改头换面,接下来再将这个经过歪曲的宗派向群众广泛传播。正是在这种历史处境下,宗教大法官就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了。

“以地上的面包的名义”

根据宗教大法官传说的叙事,宗教大法官在重新复活的基督即将被火刑处决的前一天晚上,手里提着灯亲自来到关押基督的监狱里,或许他想要尝试着说服基督接受他那一套已经更新了实质内容的价值体系。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基督最大的“罪过”是向信众允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因而将信仰自由给予了那些软弱得根本不配拥有自由的人。

宗教大法官采纳了以下这种策略来论证他的这个主张:将中世纪民众的自由与面包对立起来,他力图证明,只要民众拥有自由,就无法拥有足够的面包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略通现代政治常识的人或许都会觉得奇怪,自由是现代文明物质繁荣的一个必备条件,一个人的自由何以会危及自身的生存?但宗教大法官在这里实际上偷换了一个概念,正常的自由是一种受到法律与道德良知约束的有序自由,而宗教大法官指的是那种摆脱了一切法律与道德约束的绝对自由,无法无天的自由只会给予强者劫掠弱者的机会。在这种状态下,只需稍加利用民众中间久已存在的矛盾,煽风点火,就可以让他们陷入激烈的争斗之中。当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混乱状态感到绝望的时候,宗教大法官则以调停矛盾、确立新秩序的救世主身份出现,他将告诉民众,人类是软弱、渺小、叛逆成性的,倘若他们被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就无法充分地饱食地上的面包。在饱尝了混乱与争斗的苦痛之后中世纪民众就会倾向于无批判地接受这种说法,就会厌恶与畏惧自由,就会欣然欢迎宗教大法官对他们的监督与控制。通过这种语言的长期规训,他们就会像已经习惯了被圈养于牢笼之中的野兽,即便偶然获得了自由,也不懂得如何享受与维持自由。打算重新将他们套上枷锁的宗教大法官一出现,他们就会驯服地将自己的自由放到大法官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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