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拾荒者，他镜头拾荒
曾经拾荒者，他镜头拾荒直接的契机来自一次拆迁：2014到2015年，杭州萧山新湾镇下属的两个小村庄要拆除1000多栋房子，当时郭国柱正好受邀记录了整个拆迁过程。他记录下两个意味深长的现场：村民老房子的堂屋和村民丢弃的东西，后来被命名为《堂前间》系列和《遗物》系列。将镜头对准人去屋空的荒村现场，郭国柱已经坚持了5年多时间。A6年多时间，拍摄了近200个荒村
摄影师郭国柱在拍摄荒村的途中。
浙江舟山的一个荒村。
广东江门的一个荒村。
被爬山虎几乎“吞没”的海岛石头房、被巨大的榕树“撑破”的断壁残垣、柳叶与绿藻覆盖的洗衣池塘、丢弃一地的碗碟和家庭相册……翻开郭国柱10年自由摄影师生涯中唯一的摄影集《城岭》，照片中没有人，但又全然不似常见的风光照。在评论家的眼中，这是一份“记录中国乡村遗失的视觉档案”。这些照片在网上热传后，有网友留言：“很亲切”，也有人借古诗词表达观感：“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A
6年多时间，
拍摄了近200个荒村
将镜头对准人去屋空的荒村现场，郭国柱已经坚持了5年多时间。
直接的契机来自一次拆迁：2014到2015年，杭州萧山新湾镇下属的两个小村庄要拆除1000多栋房子，当时郭国柱正好受邀记录了整个拆迁过程。他记录下两个意味深长的现场：村民老房子的堂屋和村民丢弃的东西，后来被命名为《堂前间》系列和《遗物》系列。
“堂前间”就是农村的客厅。满墙的奖状、褪色的红双喜字……乡村堂前间里的这些符号，让郭国柱似曾相识。这个空间的湮灭，显然代表着一种历时久远的生活形态的突然中断。
拆迁伴随着搬家，村民们没有带走的东西也被郭国柱收纳到镜头中：神龛、机械钟、木杆秤、装在箩筐里的马铃薯种子、保温瓶改造的盆栽、装满橱窗的餐具……郭国柱将它们命名为：遗物。
郭国柱无从猜度那些离开的人是喜是悲。因此拍摄《遗物》系列时，他营造了一种具有告别意味的仪式感，用拍摄肖像的方式对待每个物品与场景，并与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既体现了一种尊重，同时也让观看的人产生更好的凝视效果。
这种“凝视”态度贯穿于后来的《流园》作品系列中，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拍摄目标：记录中国大地上越来越多的荒村面孔。6年多的时间，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拍摄了近200个荒村。
凝视荒村的选择，与郭国柱的个人生活经验息息相关。郭国柱是1982年生人，在上大学之前，一直在闽南永春老家生活，从小习惯了田野、祠堂、小巷、邻里、民间信仰等元素和风景浑然一体的村居世界。随着求学、工作的生活变动，他像千千万万被城市化洪流挟裹着向前奔忙的人一样，走上背井离乡的旅程，在享受城市繁荣与便利的同时，日常生活中也要应对买房、就业、孩子上学等各种压力和焦虑。这成为他站在城市这边重新凝视农村的心理动因。
郭国柱说，荒村并不需要刻意去发现和挑选，量大面广的逃离乡土行为，早已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基本现实。在自己关注量不算太多的微博和微信中，每当他发出“求荒村资源”的信号时，总是有丰富的收获。
正是因为荒村足够多，并且成因大同小异，郭国柱在拍摄时往往关注的不是“这一个”，而是“又一个”。他无意对某个村庄的凋敝与否进行价值判断。郭国柱说，自己就是想给当下的快速城市化留下更多的视觉文献，用纪实性的镜头语言保存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
B
无人生活的村落，正被大自然“回收”
在长期的荒村题材创作中，郭国柱极少触及人，但其实他的镜头和内心并不刻意回避荒村里的人和故事。
在一张摄于广西玉林的荒村照片中，破旧的祠堂里杂草丛生，但门柱上却贴着一副鲜红的对联：春融紫水三层文浪起游鱼，日映高山五色祥云开桂榜。这样的景象让他感到意外，很显然这是出走的人因为节庆或者祭祀回来张贴的。郭国柱还记录了另外一个荒村的景象：在一面土墙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大字：本村凶狗，外人小心，后果自负。而在拍摄时，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村里最后还住着三位老人，其中一位去世了，另外两位在山坡上挖了个墓穴，准备安葬死者。
在他的影像记录中，无人生活的村落，正逐渐被大自然所“回收”：他6年前拍摄的浙江舟山枸杞岛上，600多栋错落有致的房子空了30多年后，全部都长满了爬山虎，仿佛是从海里打捞出来的沉船一样。有人从中看到了绿野仙踪式的童话感，也有人从中发现了可供商用的“荒凉美学”。但在郭国柱眼里，这是充满现代性隐喻的荒芜：大部分农民所遗弃的村落，随着时间推移，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乡村与城镇在急剧城市化的进程中此消彼长。
郭国柱把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命名为《流园》，意指流动变化之中的家园。和之前拍摄的《堂前间》《遗物》集结后以《城岭》为题出版，“城”是城市化的“城”，“岭”则有双重意味，一指难以翻越，二指“分水岭”。
郭国柱这样解释“岭”的具体含义：以前的人进城难，现在的人返乡难；以前逃离乡土欣喜若狂，现在则不免怅然若失。他以自己在厦门、永春的城乡“两栖”生活为例：90高龄的爷爷完全不适应城市生活，60多岁的父母双亲也无法扎根城里，自己常年两头跑，户籍、工作和小家生活都被绑定在厦门，但自己精神上却割舍不下永春老家的小天地。为此，他特意重新设计、修建了自己的老宅，变成一个按照自己意愿生长出的新建筑空间，一个可以肆意呼朋引伴、让人松弛下来的慢生活场合。
在朋友眼里，厦门和永春之于郭国柱，好像互为他者。他把厦门的生活方式带回了永春，也把永春的某些记忆带到了厦门。郭国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成长得益于城市和农村的双重浆养，城乡两地对自己的教育塑造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正基于此，他对城市化浪潮的反思才保持“价值中立”：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去土离乡无可厚非，但由此带来的疼痛与孤独、撕裂与慌张也值得被凝视、被记载。
郭国柱平时也读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三农”的专著和文章，对当前乡村振兴的政策和实践也有所了解。他注意到这两年急速的城市化扩张开始出现调整收缩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打量乡村的独特价值，越来越多的力量和资源投入到有别于过往的乡村建设中。郭国柱认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这也是一道“分水岭”，意味着人们对待城乡分割的现实不再非此即彼，在进城和留乡之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文图 据《新华每日电讯》
花絮
植物太茂密
靠一把砍刀
才得以进村
长期的荒村拍摄经历，对拍摄者的心力考验可想而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为艺术。
一辆花了1万元购买的二手捷达、一个重达40斤的摄影包，这是郭国柱出门的标配。每次地方较远，他会做一个详细的行程规划，坐飞机或动车到达荒村所在的城市后，选择租车或者向朋友借车去往目的地。
马不停蹄已是常态。今年7月，他用了10天时间，从四川出发，途经重庆、贵州、湖南、湖北、陕西，总共拍摄25个荒村，留了102张底片。
拍摄过程不乏艰苦的时候，去年进入一个荒村时，因为路上植物太茂密，他硬是靠着一把砍刀才得以进村；进入河南太行山深处的一个荒村时，进出花了8个半小时，路上没带食物，所见植物被分为“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两种。
郭国柱大学时期的专业的是机械设计，先后在不锈钢餐具厂、建筑企业里面上过几年班，在成为专职的摄影师之后，他仍保持着“理工男”式的简朴与直率。
说起自己的荒村摄影创作历程，他直言自己的工作不靠灵感，靠的是勤奋。虽然山高路远，但自己并没有呕心沥血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很舒适的状态。通过不断跋涉、不断拍摄，自己和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就像一个人在多年以后梳理自己的情感史一样，已经滤去了得失焦虑，一边讲述，一边放下。”
来源： 大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