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追寻红色革命的足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让我们来追寻红色革命的足迹，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肖锡谦，男，1925年11月出生，1944年3月入伍，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原空降兵某部副师长。1948年秋济南战役中时任连长荣立一等功，所在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所在连被纵队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人物档案今天的他们已经白发苍苍，但在鲜红的党旗下，他们仍坚守着几十年前宣誓时的那颗初心。他们把自己的“红色芳华”，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湖北省军区第七干休所的几位党龄超过60年的老兵，听他们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青春无悔的故事。肖锡谦：带领济南英雄连第一个登城

极目新闻记者 陈倩

摄影：极目新闻记者 刘中灿

通讯员 张育华

实习生 张儒越

今天的他们已经白发苍苍，但在鲜红的党旗下，他们仍坚守着几十年前宣誓时的那颗初心。他们把自己的“红色芳华”，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献给了社会主义事业。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湖北省军区第七干休所的几位党龄超过60年的老兵，听他们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们青春无悔的故事。

肖锡谦：带领济南英雄连第一个登城

人物档案

肖锡谦，男，1925年11月出生，1944年3月入伍，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七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原空降兵某部副师长。1948年秋济南战役中时任连长荣立一等功，所在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所在连被纵队授予“济南英雄连”称号。

肖锡谦讲述战斗经历

在96岁的肖锡谦家里，最显眼位置放着一块奖牌。奖牌是他的老部队赠送的“济南第一团”奖牌，上面写着“争任务、争第一、争头功”。奖牌旁边挂着一张济南英雄连在1948年济南战役后被授予荣誉称号的照片，照片里，年轻的战士们端着武器，站在“英雄门”下，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但是肖锡谦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那上面并没有当时担任连长的他。“因为战斗中头部受伤，那时候我还在医院，照相的时候没赶上。”没能亲手接过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这也成为他的一个遗憾。

尽管现在的肖锡谦已经记不得当年的很多事情，但是带领济南英雄连第一个登上济南城的每个细节，他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攻城前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演练。”这位1945年入党的老党员回忆说，演练的内容包括运送炸药包，爆破，搭梯子上城墙，破坏障碍物等。他们还自己动手做了一些实用的工兵车，上面铺着木板，推到壕沟里就能成为跨越障碍的桥。

在济南战役中，济南城高大的城墙是我军进攻面临的最大障碍。城墙上下布置了数量众多的交叉火力点，战斗非常激烈和残酷。肖锡谦还记得，他带领连队攻到城墙附近，打掉城墙上的机枪阵地，由破坏组挖地道到城墙下，连续送了两个50斤的大炸药包，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我们准备登城的时候发现缺口都是碎砖头，梯子够不着，我们又用了第三包炸药，这才能让第一突击队能登上去。”

就在登城的时候，扶着梯子的肖锡谦头部被击中，“也记不清是弹片还是砖头，头被打破了，当时就晕了一小会。”但是他很快就坚强地爬起来，带着部队登上缺口，向城内进攻。他还记得，从城墙上下来，连续打下几个小房子，前面看到了一栋大楼，国民党军布置了机枪火力点，他带着战士们一边迎着枪口冲锋，一边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敌人居然都没有开枪，很快就投降了。

在攻克济南的战斗中，肖锡谦几次晕倒，但都顽强地站起来，带领部队继续前进。他带领的7连，是第一个登上济南城墙的部队，他们也因此被授予了“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肖锡谦的老部队也经常派人来看望老连长，但他却说：“我不是英雄，也从来没当过英雄，我就是一个当兵的，从战士到侦察员、通信员、骑兵都当过，那时候年轻，冲锋在前，不知道害怕。”他说，只要跟着共产党，就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再强大的敌人，也不值一提。

干休所的工作人员说，以往和肖锡谦老人闲谈时，问老人：“打仗那会，心里怕不怕啊？”，老人云淡风轻地说：“那会儿哪顾得上害怕啊，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消灭敌人，往前冲！”他还时常指指身上的伤痕说：“这些枪伤、炮弹伤啊，那个时候根本不感觉疼、也不怕疼，就怕影响战斗、消灭敌人！”

鞠湘川：一块留在身体里69年的“特殊勋章”

人物档案

鞠湘川，山东临沂人，1929年10月出生，1946年10月入伍，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地方工作队小组长、副排长、排长、副指导员、学员、区队长、指导员、医院院务处长、副院长等职。1982年8月离职休养。

鞠湘川

一块黄豆粒大小的弹片，留在脸上69年才被取出。92岁的原空降兵某部医院副院长鞠湘川，一直珍藏着这块弹片，他说，这是一块特殊的勋章。

鞠湘川第一次看到这块弹片，还是2017年4月的手术之后，而这时距离这块弹片打入他的身体，已经过去了69年。

鞠湘川说，那还是1948年10月的潍县战役。部队在潍县南关遇到了国民党军的顽抗。敌人在城外挖掘了水壕，通往车站的要道上还埋设了地雷。他找了一个老百姓种地时平整土地的石碾子，用一根长树棍撑着，接近水壕时就用它来压地，排除地雷。就这样，部队一点点靠近南关。

为了便于部队展开，鞠湘川和战友们在阵地上挖交通壕。他们正在作业，国民党军的一发迫击炮弹突然打过来，在他和另一名战友中间爆炸。那名战友的腿被炸断，而鞠湘川就感觉脸被重重打了一下，当时就麻木了。

“卫生员当时就赶紧上来看了，他探了一下，没找到弹片。”鞠湘川说，可能弹片卡在了骨头里，所以没探出来。因为当时要急着打仗，他让卫生员清洗了伤口，就包扎了起来。鞠湘川说，自己是1946年入伍，1946年入党的，这还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负伤。

后来，鞠湘川继续参加了攻打潍县的战斗。在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沈家湾、郝庄阻击战中，战斗打响前，上级临时调整兵力部署，连队被部署到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的临时阵地上。鞠湘川带领六班奋勇作战，战后被评为一等功。

战斗的硝烟散去，但鞠湘川也发现，睡觉时，有时候枕到右边脸，早上起来会有些疼。他以为是太久没翻身的缘故，没有太在意。后来，有时候吃东西腮帮子也会隐隐作痛，直到2017年，脸上突然鼓起了一个包，去医院做了CT才发现，原来是当年的那块弹片引起周围的组织化脓。69年后，这块弹片终于被取了出来。鞠湘川把这块弹片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和自己紧要卡包一起，放在了珍藏的“百宝箱”里。

硝烟散去，再回忆起当年的战斗，鞠湘川说：“战争年代立不立功、立多大的功，大家都不觉得是个什么事，后面几次打仗立功都不算什么功，关键是我们打赢了！”

92岁的鞠湘川，至今还会拖网背杆，领着钓鱼协会的老干部们，到数十公里外的池塘边挥杆垂钓。回到干休所，他都会把一天的钓鱼所得，分给所里的工作人员。他还是干休所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虽然我们现在年龄大了，只要组织需要，我们仍然义不容辞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始终同党和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

69年后取出的弹片

李天恩肖淑芬夫妇：一同经历上甘岭的炮火硝烟

人物档案：李天恩，1930年出生，1949年入伍，1954年入党，原空降兵某部副师职研究员。1951年4月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西方山战役、上甘岭战役，任战地报记者。肖淑芬，1937年出生，四川叙永人。1950年12月入伍，1966年3月入党。1951年4月随志愿军第十五军后勤三分院入朝作战，历任护理员、文工队员、卫生员、文化教员。

李天恩、肖淑芬夫妇

走进李天恩和肖淑芬的家中，引起极目新闻记者注意的是一个搪瓷缸。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肖淑芬说，其实这样的搪瓷缸，她和老伴一人都有一个，“是国家看望慰问志愿军的时候，国内的慰问团送给我们的。”

91岁的李天恩，听力并不是太好，这和他的搪瓷缸有很大的关系。在上甘岭战役时，李天恩是志愿军第十五军《战场报》记者，他说，记者也要和战士一样冲在最前线，这样才能把战场上最感人的事情记录下来，报道出去。在上甘岭战役中，他到西方山高地采访，美军的流弹打来，正好击中系在腰带上的搪瓷缸，搪瓷缸弹起来打伤了他的颞骨，从此右耳的听力大大下降。

但是在采访时，这个故事却是肖淑芬讲出来的，而李天恩对自己在炮火硝烟里的采访经历，总是闭口不谈。“我就是一个战地记者，普通一兵，不是什么英雄好汉。真正感人的，是那些在前线和敌人战斗的战士们。”他讲得最多，最难忘记的，是那些他采访过的战士们。比如柴云振，说起这位“牺牲”了33年后被找回的“活着的烈士”，李天恩就有说不完的话。正是他的坚持寻找，直到最后在《四川日报》刊登出的“寻人启事”，找回了这位老英雄。

他还记得，坚守在西方山高地的，是志愿军15军所属130团6连。当他向连长提出要去战士们坚守的阵地上看看时，连长一口拒绝：“离敌人太近，太危险了。”他好说歹说，终于被许可和送饭的炊事员一起去，临行前连长再三叮嘱“绝对要服从指挥，他到哪里你到哪里。”上甘岭战役时，阵地上还在下雪，冒着不时落下的炮弹和子弹，他跟着炊事员，来到最前沿的三个单兵坑里，看到坚守哨位的战士都穿上了皮袄，那是团长和政委、副团长把自己的皮袄让给了战士。炊事员还带来了一个暖水瓶，上面写着“赠给最可爱的人”，画着天安门，那是慰问团送给团领导的，团长特意交代，让战士们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看到这个暖水瓶，连长在阵地上开了一个特殊的党支部会议，让大家对着水瓶上的天安门，想想怎么做，怎样报答祖国人民。当天晚上，他们就行动起来，利用两天夜里的间歇时间，挖通了交通壕，展开冷枪战，每消灭一个敌人，就把弹壳留下来作为记号。很快，他们就把24个弹壳，托炊事员带回团部。这些都成为了李天恩报道的内容。

李天恩朝鲜战场照片

当李天恩在战火硝烟里采访时，肖淑芬也在另一个战场上经受着战火的洗礼。作为护理员，她从到朝鲜的第一天起，就在照顾着伤员。她还记得，五次战役的时候，那些被烧伤的战士，手和脸上都缠着厚厚的绷带，只露出两个鼻孔一张嘴，却还有人在昏迷中喊着“冲啊，杀啊！”

上甘岭战役时，肖淑芬所在的军后勤总医院三分院就在五圣山后不远处。一天黄昏，前方送来一批伤员。肖淑芬和战友们刚到公路边，就听到空中美军飞机的轰鸣。我军高炮不断射击，美机不敢低飞，只敢盲目投弹。冒着美机的轰炸，瘦小的肖淑芬拉起一个伤员，连架带背就往隐蔽部走。“同志们看见我那么瘦弱还背伤员，惊奇地问：你哪来这么大劲？我想，是五圣山那些英雄们壮大了我的力气。”

在李天恩和肖淑芬家里，老照片记录了他们年轻时的容颜。直到十五军回国后，参与部队战史抄录时，肖淑芬才遇到了作为编辑的李天恩，他们这时才知道，自己曾一同经历了上甘岭的炮火硝烟。1956年，他们登记结婚，从共同经历生死的革命战友，成为了相知相守的爱人。

年轻时的肖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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